文字能够记录一个时代的精神,反映到诗词上,就是诗人的担当、诗词的风骨。一个精神萎靡的社会,不会有勇于担当的诗人,也不会有风骨凛然的诗词,即使间或有一二诗人偶现峥嵘,或有一二作品强行作势,也不过是昙花一现,难成大观。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秦时明月汉时关”,只七个字,将天上自然不朽之明月、人间欲不朽之关隘和朝代兴衰更替之必然三者联系在一起,让人在雄浑空阔之中,增添一段悲凉。作者于“月”不是仰视,于“关”不是俯视,而是将自己置于时空之外,作为一个旁观者来描述点评,并在叙述中透露出一股舍我其谁的豪气。
王昌龄的这首诗,充分体现了唐代诗人的担当精神。在诗词中将这种担当精神化作文学风骨尽情展露,在当时已经被社会普遍接受,后人称之为大唐气象。我们称道唐诗,更多的是称道唐诗中的大唐气象。这种气象让后人追捧临摹,每每有人自认为可见项背,到头来却发现终究是高不可攀。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
柳永的这首《八声甘州》曾经受到苏轼称赞:
“人皆言柳耆卿俗,然如‘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高处,不过如此。”
苏轼虽然是豪放一派词宗,但是说“唐人高处,不过如此”,却也是眼光有未到处:若是单就文采而论,后人定胜于前人,唐人或有不足;但评论唐人高处,若只看词句灿烂和文字雕琢,则未免狭隘。
唐人高处在哪里?正在大唐气象。
大唐气象是肆意的豪情。苏轼《密州出猎》之“亲射虎、看孙郎”“西北望、射天狼”,豪情恣肆,却仍不免发出“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悲情一问。试将如此一问,较之高适《燕歌行》的“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则两人胸中丘壑高下立见。
大唐气象是磅礴的气势。李白《将进酒》之“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与苏轼《念奴娇》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雄浑之处或许难分高下,然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樽还酹江月”,于逆境之中的奋发之心,孰高孰低?
大唐气象是博大的胸怀。面对诡谲苍茫,王之涣想到的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苏轼体会的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于说理各自有据,但是于眼界和胸中之格局,则有大小之别。
即便是“文有尽而意有余”的含蓄之美,大唐气象也不遑多让。“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比之“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哪个更胜一筹?
唐朝一直是吊打周边,两宋一直是被周边吊打。不同的社会环境,塑造出不同的时代精神。遇到挫折,李白想到的是“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而辛弃疾在“醉里挑灯看剑”之后,却终归落入“可怜白发生”的惆怅无奈之中。
虽然唐朝后期国力衰竭,唐诗的语言也由初唐盛唐的粗犷高古流于中唐晚唐的纤细靡丽,但大唐气象的余晖映照下,唐诗中有悲戚而无呻吟,有哀怨而无媚俗。
同样是悲情离别,尽管初唐王勃“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豪迈在晚唐早已成为传说,但即便如此,晚唐诗人也会象郑谷一样,一句“君向潇湘我向秦”,将无限悲愁放在潇洒的背影之中。这和直白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谁的离情更多?
《八声甘州》的高古之句在柳永词里确实少见,但同样是高古,唐人激发的是家国情怀,柳永想到的是佳人情泪。
苏轼所言,或许是指柳永的修辞手法不减唐人高处。的确,从感情细腻和修辞技巧看,柳永确实更高一筹,但如此便终于落入雕虫小技的范畴,何谈高处呢!
一个人做一首好诗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诗。柳永的长处是“浅斟低唱”,宋仁宗一句“且去填词”,慧眼胜过苏轼。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