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能够记录一个时代的精神，反映到诗词上，就是诗人的担当、诗词的风骨。一个精神萎靡的社会，不会有勇于担当的诗人，也不会有风骨凛然的诗词，即使间或有一二诗人偶现峥嵘，或有一二作品强行作势，也不过是昙花一现，难成大观。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秦时明月汉时关”，只七个字，将天上自然不朽之明月、人间欲不朽之关隘和朝代兴衰更替之必然三者联系在一起，让人在雄浑空阔之中，增添一段悲凉。作者于“月”不是仰视，于“关”不是俯视，而是将自己置于时空之外，作为一个旁观者来描述点评，并在叙述中透露出一股舍我其谁的豪气。
王昌龄的这首诗，充分体现了唐代诗人的担当精神。在诗词中将这种担当精神化作文学风骨尽情展露，在当时已经被社会普遍接受，后人称之为大唐气象。我们称道唐诗，更多的是称道唐诗中的大唐气象。这种气象让后人追捧临摹，每每有人自认为可见项背，到头来却发现终究是高不可攀。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
柳永的这首《八声甘州》曾经受到苏轼称赞：
“人皆言柳耆卿俗，然如‘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高处,不过如此。”
苏轼虽然是豪放一派词宗，但是说“唐人高处，不过如此”，却也是眼光有未到处：若是单就文采而论，后人定胜于前人，唐人或有不足；但评论唐人高处，若只看词句灿烂和文字雕琢，则未免狭隘。
唐人高处在哪里？正在大唐气象。
大唐气象是肆意的豪情。苏轼《密州出猎》之“亲射虎、看孙郎”“西北望、射天狼”，豪情恣肆，却仍不免发出“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悲情一问。试将如此一问，较之高适《燕歌行》的“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则两人胸中丘壑高下立见。
大唐气象是磅礴的气势。李白《将进酒》之“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与苏轼《念奴娇》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雄浑之处或许难分高下，然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樽还酹江月”，于逆境之中的奋发之心，孰高孰低？
大唐气象是博大的胸怀。面对诡谲苍茫，王之涣想到的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苏轼体会的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于说理各自有据，但是于眼界和胸中之格局，则有大小之别。
即便是“文有尽而意有余”的含蓄之美，大唐气象也不遑多让。“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比之“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哪个更胜一筹？
唐朝一直是吊打周边，两宋一直是被周边吊打。不同的社会环境，塑造出不同的时代精神。遇到挫折，李白想到的是“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而辛弃疾在“醉里挑灯看剑”之后，却终归落入“可怜白发生”的惆怅无奈之中。
虽然唐朝后期国力衰竭，唐诗的语言也由初唐盛唐的粗犷高古流于中唐晚唐的纤细靡丽，但大唐气象的余晖映照下，唐诗中有悲戚而无呻吟，有哀怨而无媚俗。
同样是悲情离别，尽管初唐王勃“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豪迈在晚唐早已成为传说，但即便如此，晚唐诗人也会象郑谷一样，一句“君向潇湘我向秦”，将无限悲愁放在潇洒的背影之中。这和直白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谁的离情更多？
《八声甘州》的高古之句在柳永词里确实少见，但同样是高古，唐人激发的是家国情怀，柳永想到的是佳人情泪。
苏轼所言，或许是指柳永的修辞手法不减唐人高处。的确，从感情细腻和修辞技巧看，柳永确实更高一筹，但如此便终于落入雕虫小技的范畴，何谈高处呢！
一个人做一首好诗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诗。柳永的长处是“浅斟低唱”，宋仁宗一句“且去填词”，慧眼胜过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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