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树下的回忆
作者:苗理洁
凤凰树(又名凤凰木),一种生长在南国高大的乔木,在蔚蓝色夏天来临的时候,顺应节令绽放滿树鲜红欲滴的花朵,令鹅城的远山近水充盈着一种初夏特有的诗意。
半个多世纪前,我就读的惠卅市第一小学就在梌山的东部(现中山公园东边与教师进修学校之间)。我每天要经过公园走到学校,举头可见公园里一排高高的凤凰树,像威武的巨人,鹤立于园中绿树丛中。花开的季节,我总是忍不住要拾起地上片片美丽的落红。
那时我刚入学,我的班主任张珊霞老师的家就离凤凰树不到100米的地方。那是一棟建国后仿照苏联图纸建造的黄色楼房,雅致又有些洋气,在梌山西边一角很是抢眼,门口还有棵百多年的老木棉。说起来,我与张老师还是邻居,她家距离我老祖宅后花园门口只是咫尺之遥。
夏天的傍晚,我与祖屋的孩子们喜欢穿过后花园,来到老木棉树下荡秋千,这时可见张老师领着孩子在公园里漫步。她的大女儿东江不滿6岁就跟随母亲上学,于是成为我的同窗。比东江小两岁是一对双胞胎儿子,一个叫波,一个叫涛。邻居们都知道她的丈夫是海军转业军官,转业在东江航运局工作,也许是这样,夫妇俩在孩子的名字里,倾注了对江和海深情的记忆。
那对白白胖胖的小人儿经常穿着同样款式的小海军服,在公园草地雀跃地跳着,跑着,“呵呵”,“呵呵”,公园里荡漾着小家伙追逐的嬉笑声。
一个艳阳的秋日,保姆领着小哥倆在公园玩耍,突然,天刮过一阵风,凤凰树旁一棵并不高大的棕榈树突然倒下,树干击中波的小脑袋,波随即送到医院抢救,但一切均无力回天,这可爱的小人儿永远离开了至爱他的父母和家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老师原本红润的面庞是苍白的,脸上的表情怎样也掩饰不了内心的悲伤。苍天带走了波,我看见凤凰树下,是孤独玩耍的涛。
然而教师的职责令张老师抑制着悲痛,她是班主任,她要负责我们班40多个入学不久的孩童,要辅导我们的学习,关心我们的成长。
那是1960年——建国后最不堪回首的肌荒年月,无数人因肌饿而倒下。
张老师得想办法使每天饿着肚子上课的孩子们提高学习的兴趣。
为了让同学们尽快掌握汉语拼音,张老师精心制作了许多小卡片,每天利用一节课时间,领我们来到中山公园。同学们来到凤凰树下的草地,围成一个大圆圈坐下,张老师与我们玩击鼓传卡片游戏。她将手中的小鼓敲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小卡片在同学们手中快速地传递着。张老师的击鼓声停下来,手中拿着卡片的同学就站起来大声念出字母和拼音。念对了,张老师即给予表扬和鼓励。实际上,张老师是有侧重的,她会让基础较差的同学多练习几遍。我记得,同学们对这种游戏既紧张又兴奋。
凤凰树见证了张老师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见证了我和同学们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
3年级第二学期期未考试,我的语文和算术都得了100分,和另一位男同学并列为全班第一名。张老师表场了我们,我看见同学们羡慕的眼神,也感受到张老师慈祥的目光。
张老师与那个年代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少说话,多干活;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付出甚多,所求甚少。
她很低调,在公众场合很少表现自己,在学校的教师群里以及在节日的文艺晚会上,较少抛头露面。年少时的我们,哪里懂得多少事呢。
班上的燕玲同学与张老师的母亲同一屋院住,我们一干人有时去燕玲家玩,也会瞄瞄张老师母亲的房间。我们发现老人家房间很整洁,房间里的相框里镶滿了照片。一次,经老人允许,我们进入她的房间看照片。嗬,老太太年轻时穿着时尚的旗袍,烫着好看的卷发,是一个漂亮摩登的女人。照片里,我们看见少女时代的张老师,乖巧地依偎着母亲在微笑着。后来我知道了,张老师是归侨,她的家人从南洋回国参加抗战,张老师也随之回国求学。50年代是崇尚英雄的年代,张老师嫁给了转业军人于海。但在那个处处高喊政治口号、时时讲阶级斗争的年月里,许多归侨被列入另类行列,受到歧视或不公正的待遇甚至遭到迫害。
成年后,我回忆起张老师的低调是有缘故的。
当了我3年班主任的张老师,在我升上四年级时,调到别的班级当班主任而离开了我们。1966年5月,“文革”开始,9月份我升上了中学,而张老师也调到另一所条件较差的小学去了,她搬了家。从此,再无听到有关张老师一丁点消息。
在那场横扫一切的“文革”中,中山公园的凤凰树竟也难逃厄运。那些所谓的“革命造反派”经常在公园集会。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山公园的中山纪念堂成为派别斗殴的指挥中心。也许,那些家伙嫌公园的树木太碍地方,竟将园内连同凤凰树在内的树木一一斩去,整座公园成为一片光秃秃的烂草地。
不见那令人愉悦的绿色,不见那殷红如血的花朵,也不见常在凤凰树下漫步的张老师。
许多年过去,如今中山公园又是一方绿的天地。我从那里经过时,会下意识张望那曾经是凤凰树下的草地,脑海情不自禁涌上儿时的记忆。想起人生第一课是张老师教授的汉语拼音,却不知她今在何方?
一日,与一群小学同学聚会,我问起张老师情况,竟无人知晓她去向,此时,我从四年级接任我们班主任的老师口中得到确凿消息:“文革”结束后,张老师按政策可以出国,回到她的出生地,但她选择了离惠州不远的香港,不几年,她跳楼自杀了。
我的心不禁一阵战栗。
原来她去了另外一个世界,而且还死的那么惨 ……
我想起张老师圆润的脸庞浮现的笑容,想起她清脆响亮的授课声,我甚至想起明朗的夏天,她白嫩秀气的脚上穿着半高跟的塑料凉鞋,衬以合体的花裙子在公园漫步的模样。
这样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何以要肝脑塗地结束自己生命?
当然有我们所不为知的原因。
又一日,一个偶然的机会,与一位老先生聊起“文革”的故事,他曾经是张老师丈夫于海的同事。从老先生口中我得知,于海原是国民党起义人员,“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期间,被打成反革命,受尽折磨死去。更为残忍的是,单位的造反派还將其尸体挂起来继续批判和斗争。
我想像得出来,张老师的心已经破成无数碎片,这个柔弱的女性,经历了怎样难以忍受的锥心之痛呵。所以,“文革”结束后,她想离开令她既热爱又伤心的惠州,离开她钟情和眷恋的教育事业,去寻觅一方安宁舒适的天地。谁知到了香港,港英政府根本不承认大陆教师资格证书,张老师只能从事她不熟悉的且比较粗糙的体力劳动,况且经过致命的打击后,她的健康已每况愈下。
我像想得出来,即使十分热爱生活的她,当理想和希望都破灭时,心灵是怎样的沉重,是怎样恐怖的一片漆黑!她,找不到开啟光明窗户的钥匙。我明白了。
时过境迁,一切都已远去——逝去的岁月,公园里消失的凤凰树以及凤凰树下漫步的张老师。
然而,我在心灵的一角,已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记:中山公园里,凤凰树花开,多么好看啊,如凤尾羽翼的枝桠,缀满无比绚丽的花朵,凤凰树下,是微笑着在漫步的张老师。
作者简介,苗理洁,广东惠州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惠州市小小说学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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