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国命脉而战

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幡然醒悟，全力重振和抢占先进制造业的大国竞争“制高点”，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实体经济的勃然兴起。

在世界诸大国竞相重构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中，过去分工明确有序的全球产业链正在锈结和断裂，以TPP为典型事件的各自为政相互争夺的市场分裂已经烽烟四起，世界经济竞争格局正在形成空前复杂的裂变局面。

此时此刻，勇攀“制造强国”，强悍“大国筋骨”，成为决定中华民族复兴的至高使命。

公元前557年，晋平公元年，晋国中军主帅中行偃在湛阪之战中大败楚军，重振晋国霸业，一举奠定中原地区近半个世纪的和平稳定，晋国步入最后的鼎盛时代。2500年后的1957年，考古人员在山西省侯马市发现了这个时期的晋都新田遗址，在牛村古城南挖掘出了一个东周时期的大规模铸铜坊。

在近20万平方米范围内，出土了5万余件铸铜陶范，大到一人多高的编钟，小到空首布（晋国货币），门类繁多一时空前……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贝格力考察了遗址规模、范围及庞大铜器群后说，“侯马晋国铸铜遗址在当时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最大的铸造工厂。”

令人惊叹的是，侯马青铜器工厂采用的纹饰，有西周晚期的蟠龙纹，有草原民族的动物搏斗纹，还有中亚、西亚的鹰头狮身带翅怪兽——格里芬。这意味着，比汉朝张骞出塞早400多年，侯马青铜器可能就已远销西域。

这并非最惊奇之处。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历史学院院长雷德侯研究认为，一次浇铸十几吨、数百件，中国青铜器是专业工匠大规模协作的结果，他们发明了模件体系，形成了完善的劳动分工，每个人负责完成其中一项标准化工序，产品在一个生产体系内被极为顺畅而高效地装配生产出来……

在深入研究了诸如青铜、蚕丝、生漆、陶土和木材等制作的许多中国古代器物和建筑后，雷德侯在其《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一书中写道，“假如一个工厂可以由其体系化的项目，譬如说劳动力的组织、分工、质量控制、系列化加工以及标准化加以定义，那就可以说，青铜器、丝绸或许还有玉器的工厂，早在商代（公元前1650～前1050年）就已出现。”

“而且这些工厂已经在探索大规模生产的方法。”亨利·福特为1947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的“大规模生产”条目，将其定义为，“对应于具动力、精确、经济、系统、持续、速度，还有循环复制之原则的制造业的项目。”雷德侯认为，除去动力差别，福特原则可以适用于3600多年前的商代工厂。

雷德侯的视野像一面透镜，放大出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何以辉煌数千年而不熄的秘密：每一个伟大王朝都依赖于一个庞大而高效的物质生产体系，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实质就是其组织大规模分工协作的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

19世纪中叶以来，全球范围内曾先后出现过三个“全球制造业中心”，无一例外都成为一度主导世界发展方向的发达国家：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GDP占世界比重，自1820年32.9%的顶峰一路滑落，直至1990年触底。而后从1.83%的最低点开始陡峭急升，2014年达到13.3%，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就这一人类史上发展奇观的原动力，也正是中国大规模先进制造能力自鸦片战争之后的沦丧和改革开放之后的重振。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理事会成员小理查德·埃尔克斯，因此将一国对先进制造业的追逐，称之为“为大国的命脉而战”，“在任何市场中，在争夺经济的制高点时，决定胜负的力量通常掌握在控制战略要素的生产者手中，他们不仅影响到技术创新，还影响到贯彻和实施技术创新的能力，即制造产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