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成年生活，应有一段时间用于重新发现青少年时代读过的最重要的作品。——卡尔维诺”
吴晓波：“这些年来，有无数的年轻人问我：‘我该读哪些书，能不能开一个书单？’每每这个时刻，我就感到茫然。因为它就跟‘如何度过一生’一样，属于一个特别私人而且必须自己回答的问题。
但是这一次，我试图完成这个挑战。
从上千本书里，我挑出了五十本，还自作主张地绘制了一张知识图谱，它十分粗线条，不过却可以勾勒出两百多年以来经济理论和商业知识的进化与迭代。”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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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本书：动荡年代与潮汐的方向
20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保罗·克鲁格曼——最喜欢说“不”的经济学家
1999年，克鲁格曼出版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他警告人们，现实世界正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所有问题都一针见血地涉及需求不足。因此，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经济的生产能力，已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萧条经济学又回来了。
相比于檄文般的《流行的国际主义》，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回到了更具结构性的阐述。全书以很长的篇幅回顾了1997年7月1日——他称之为“世界新秩序的转折点”——以后的亚洲金融危机全景，同时以专题讨论了20世纪90年代的拉美和日本经济模式。克鲁格曼试图使眼前的世界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做一次大跨度的呼应，从中寻找出经济萧条的共同规律，以及新的应对策略。
在书中，克鲁格曼的一些观点表达了对凯恩斯的敬意——在一个需求不足的世界中，自由市场体制是难以持续生存下去的，尽管我们已经享受了自由市场的所有好处。他因此被视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
克鲁格曼一直乐此不疲地扮演着“黑色预言师”的角色。
1997年，他预见了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
2000年，他预测新一轮国际油价上涨的周期已经到来。第二年，国际油价急剧上涨。
2007年，他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警告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萧条很可能再度来袭，很快，华尔街的次贷危机爆发，紧接着是那场可怕的全球金融海啸。
21 《非理性繁荣》罗伯特·希勒——大股灾烧出的超级明星
2000年，希勒给自己的一部新著起名为《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他预言，美国的股市正处在“非理性繁荣”的高点，股价很可能会出现拐点。
就在这本书刚刚被摆上各地书店的书架时，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纳斯达克指数从5133点崩盘式下跌，在接下来的两年多里，跌到1108点，跌幅高达78%，数万亿美元灰飞烟灭。
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他画出了自1860年以来，美国股市的市盈率曲线图，发现在140年的历史中，出现过1901年、1929年和1966年三个峰值点，而历史事实是，它们都成了大股灾的前奏时刻。
在罗伯特·希勒看来，股市的非理性，是由市场和人性的双重缺陷共同塑造的。投资者的情绪、媒体、专家叠加成为市场情绪，与股价变动形成反馈环，最终形成泡沫。
因此，我们应该牢记，股市的定价并未形成一门完美的科学。
他在书中提出了制度和心理的“自我救赎”。当经济不好的时候，政府就会出台种种刺激政策，从而唤起人们投资和消费的热情，当这一行为被认定为趋势，那么市场就会转热。而在热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恐惧就会累积，甚至美联储主席说出的一个新名词，就能造成市场的动荡。但是，在泡沫破灭之前，没有人能够定义泡沫。悲剧往往在喜剧的高潮时刻出现，反之亦然。
他写道：导致人们行为的大部分想法并不是数量型的，而是以“讲故事”和“找原因”的形式出现的……如果你听见赌博者的谈话，就会发现他们通常是在讲故事，而不是评价事件发生的概率。
《非理性繁荣》成为一本研究股市波动及制度分析的经典之作。希勒在书中，先是从结构、文化和心理性因素三个方面，对现代股票市场自创建以来的上涨与下跌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继而对有效市场假说理论进行了辩驳，最后，对“新千年初期的股市”做了展望，并提出了政策性的建议。
22 《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守夜人”划定边界
1989年，斯蒂格利茨写出了一本小册子《政府的经济角色》（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State），它被认为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对这一问题的最杰出的思考。此作品发表后，引起整个经济学界的大讨论，左中右各派相继卷入，多位重量级的学者——包括几位诺奖得主——都发表了赞同或商榷的文章。1998年，正处改革深水区的中国把这篇论文与其他7位经济学家的论战文章结集在一起，出版了《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一书。
在书中，斯蒂格利茨先是揭示了一个事实，美国政府的支出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其他市场化国家，如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一比例更高达1/2。他继而把政府的作用划分为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作用，前者要回答“怎样生产产品”，后者要回答“生产什么”和“为谁生产”。
他的核心观点是：“只要在信息不全或市场机制不完整的状况下（这可说是全球常态），国家的干预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资源分配的效率。”
如果信息不对称会造成“市场失灵”，那么，它也同样会造成“政府失灵”。斯蒂格利茨显然看到了这一事实，他对政策工具在调控中的自我约束进行了讨论，建议引入创新、激励和竞争机制，以提高公共供给的效率。他试图确立一些基本原则，来规范政府参与经济的行为。
23 《21世纪资本论》托马斯·皮凯蒂——让公平重新回到辩论的中心
《21世纪资本论》就如同它的书名一样，充满了勃勃的野心，为这本书，皮凯蒂准备了20年。
与美国经济学家专注研究“发展”不同，皮凯蒂把他的学术重心放在了“公平”上，这是欧洲左翼传统的出发点。而与其他欧洲学者不同，皮凯蒂的理论工具来自数据模型，而不仅仅是逻辑推导和意识形态的愤怒。
《21世纪资本论》是皮凯蒂这一系列研究的总结。他警告人们，分化的力量随时可能占据上风，现在似乎正在重蹈20世纪初期的覆辙。如果任由这一趋势持续下去，财富分配的长期变化令人不寒而栗。
在书中，皮凯蒂提出了资本“向心论”：当资本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时，不平等将加剧——因为利润和其他形式的资本收入，会比工资收入增长更快，而后者是绝大多数人的饭碗。
通过对近300年欧美经济史的数据统计，他得出了让人近乎“绝望”的结论：资本报酬率维持在每年4%～5%的水平，意味着每14年左右财富翻番，而国民收入每年增长1%～2%，意味着起码每35年收入才能翻番。也就是说，工业革命以来，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日益加剧，是一种必然现象。
此外，皮凯蒂还使用了很多极端的数据，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平均每个CEO的薪水是公司里基层员工的20倍，如今，世界500强公司管理层和基层薪资比大于200倍。再比如，世界上最富有的85个人拥有的财富等于最穷的35亿人的资产总和。“我们的世界将重现19世纪欧洲的场景，平均主义的先锋思想将被遗忘，而新世界可能沦为拥有全球化经济的老欧洲。”
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征收“财富税”：对全球富人征税，并对最富人群提高税率。
税率要多高？根据皮凯蒂团队的计算，发达国家理想的最高税率可能要高于80%。他以美国为例，认为对年收入高于50万或100万美元的个人征重税，不仅不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增长，还会让更多的人享受增长的果实，因为它对无用甚至有害的经济活动起到了合理的抑制作用。
24 《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简·雅各布斯——家庭主妇对城市的抗议
简·雅各布斯不是建筑师，也不是城市规划的专家，她仅仅是一个住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作家，偶尔也给《纽约客》或Vogue杂志写写专栏。她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出版后，美国城市规划学会的会长抱怨说，“她除了给规划带来麻烦，其余什么也没有”。
但是，雅各布斯所代表的意见方，不是规划专家，而是居住在城市里的普通人，她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第一句话就是：“本书是对当前城市规划理论和重建活动的抨击。”
在二战之后，随着经济的繁荣，美国发生了一场壮观的城市再造运动，旧的街道被彻底改造，贫民区相继被拆除，摩天大楼的纪录被一再打破。这里面既有新商业文化的喷发，也有着巨大的利益涌动，涉及房地产商、政府、零售商，以及无数雄心勃勃的建筑大师们。在这场大造城运动中，主流的理念是机器美学和新功能主义建筑哲学。甚至有人提出，“新是唯一的哲学”。
然而，在家庭主妇雅各布斯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潮流，她在书中描述说，“生机勃勃的城市要有如下条件：零售与住宅相融；街道短小而不间断，避免长条封锁状；建筑物最好有新有旧，且融合不同的功能；此外，人口密度要高”。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雅各布斯创造了一个新名词，“街道眼”（Street Eye）。
这个新鲜而可爱的概念，反对建设那些寂寥而空旷的“花园城市”，它主张保持小尺度的街区和街道上的各种小店铺，用以增加街道生活中人们相互见面的机会，从而增强街道的安全感。
与大多数城市规划师认为“城区越老就越破败和越不安全”的观点截然不同，雅各布斯用强有力的案例和亲身体验证明，老社区是安全的，因为邻里有着正常的交往，对社区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她指出，交通拥堵不是汽车多引起的，而是城市规划将许多区域生硬地隔离开来，让人们不得不依赖汽车而导致的。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最后一页，雅各布斯写道：单调、缺乏活力的城市只能孕育自我毁灭的种子，但是，充满活力、多样化和用途集中的城市孕育的则是自我再生的种子，即使有些问题和需求超出了城市的限度，它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延续这种再生能力，并最终解决那些问题和需求。
25 《第三次浪潮》阿尔文·托夫勒——他把新世界的地图徐徐展开
阿尔文·托夫勒（1928—2016）去世于2016年，时年88岁，他目睹了自己30多年前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作为一个未来学家，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欣慰的了。
很多关于未来的书籍，随着“未来已来”而变得陈旧，但是，托夫勒创作于1980年的《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却因为洞见的深邃和思考方式的新颖，在今天仍然被人们一再地阅读。
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托夫勒先是对人类的商业文明史进行了大胆的断代，他把经历了几千年演进的农业革命定义为第一次浪潮，把已经进行了300年的工业革命定义为第二次浪潮，进而，他顺理成章地提出，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横扫过去一切的第三次浪潮时期。
一个新的文明正在我们生活中出现……这个新文明带来了新的家庭形式，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爱情和生活的方式，带来了新的经济和新的政治冲突，尤其是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意识……很多人被未来吓坏了。
有一些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名词，都是在《第三次浪潮》中第一次被托夫勒发明出来的，比如，大数据、跨国公司、无纸化办公、产消合一等。
在1980年，电脑已经诞生了30多年，也有一些实验室在构想信息化网络的可能性，不过，绝大多数人都仅仅站在工业和商业活动的效率提升的高度。托夫勒却把它看成是“新文明形态的诞生”，在他看来，信息化将改变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而信息流动所产生的难以计量的非结构性数据，将成为新的资产，“数据即财富”。
在1980年托夫勒的作品里，已经随处可见他对变化的预见。在他看来，信息将几十亿人口系统地连接在一起，产生了一个没有人能够独立控制其命运的世界。我们必须重新设计重要的管道，以配合递增的信息流量，这一系统必须依赖电子、生物和新的社会科技。第三次浪潮带来了历史上第一个“超越市场”的文明。
这可以被看成是人类对互联网的第一次清晰描述。
在信息化时代，大市场将分裂成繁复多变的小市场，出现更多各种形式、类别、尺寸、颜色的产品，这意味着传统的标准化大规模生产模式将崩溃。而在流通领域，则需要一种新的、能够符合多样化需求的服务模式。
托夫勒用文字把他的读者一脚踢进了莫测的未来之海：“今天在危险边缘徘徊的不仅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不仅是能源、食物、人口、资本、原料和工作，真正危险的是市场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文明自身的远景。”
26 《失控》凯文·凯利——互联网世界的“预言帝”
1990年，凯文·凯利（KK）开始写作《失控》，那时，还没有万维网，因特网尚处在实验室的仿真阶段，连计算机绘图也很少见，但是，KK说：机器正在生物化，而生物正在工程化。
在《失控》中，KK把人类历史对自然的认识过程分为四次“认知唤醒”：第一次是哥白尼——“地球不是宇宙中心”；第二次是达尔文——“我们是其他生物进化来的”；第三次是弗洛伊德——“我们不能完全主宰自己的意识”；即将到来的第四次，便是机器智能的认知唤醒——“生物和机器的结合，无论生物还是机器，其实都是进化体”。
把自然进化与人工进化并列而叙，符合KK对互联网的本质性理解：它是一个失控的、不断演化的生物体，世界将因此去中心化。
凯文·凯利从早年在印度马路上的体验和对蜂群的观察中，得出了一个结论：生命是连接成网的东西，拥有自下而上分层级的去中心化分布式系统，生命和机械体本质上是相同的，都具备活系统。而只要是活系统，就具备自组织、自进化的能力。
他因此提出了自然界的“造物九律”：分布式状态；自下而上的控制；培养递增收益；模块化生长；边界最大化；宽容错误；不求目标最优，但求目标众多；谋求持久的不均衡；变自生变。
从自然界到同样符合“九律”的互联网产业，KK总结了四个基本生存特征：
共生——便捷的信息交换以允许不同的进化路径汇聚在一起；
定向变异——非随机变异及与环境的直接交流和互换机制；
跳变——层级结构和模块化，以及同时改变许多特性的适应过程；
自组织——具有自我进化和纠错能力的发展过程。
边界突破：传统的机会都存在于核心区，而未来拥有更多机会的地带将是边界，也就是行业与行业之间的边缘地带。未来的创新往往将会从行业与行业、板块与板块之间的激烈碰撞中产生。
在硬件部分，凯文·凯利天才地预见到了信息颗粒度的最小化及因此带来的改变。他认为，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穿的衬衫、建筑物上的每一块砖，都可能被植入一个硅芯片，从此，这个世界将“万物互联”。
27 《奇点临近》雷·库兹韦尔——机器什么时候战胜人类
在凯文·凯利出版《失控》的11年后，2005年，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 1948—）发表了《奇点临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他讨论的是同一个话题：人类与机器的结合。
库兹韦尔把焦点放在了一个十分敏感的主题上：机器什么时候战胜人类？他预言，到2045年，机器人的智能将超越人类。
他把这一时刻称为：奇点。
奇点是一个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点，它是天体物理学的概念，指的是宇宙“大爆炸”刚发生时的那一状态。
他在《奇点临近》中提出了“加速回归理论”，他认为，我们已经完整地经历了5次计算范式的创新，分别是机电计算器、继电器计算、真空管、分立式晶体管和集成电路，著名的摩尔定律就是关于第五范式的规律洞见，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第六范式阶段，技术发展的指数趋势和性能增长的单位成本已远远超出摩尔定律的预测。
根据库兹韦尔的计算，超级计算机将在2010年前后达到与人类大脑性能相当的计算性能，在2020年前后，电脑的算力将媲美甚至超越人脑的水平，到2027年电脑将在意识上超过人脑，2045年左右，“严格定义的生物学上”的人类将不存在。
计算速度的指数级加速，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它指向两个“终极问题”：机器有可能替代人类吗？以及，人类有可能永生吗？
库兹韦尔继续用他极其繁复的公式、数据和图表来为我们寻找答案。他认为，未来将发生3种重叠进行的革命，他称之为GNR，即基因技术（G）、纳米技术（N）和机器人技术（R）。
库兹韦尔认为，我们目前正处在逆向设计生命与疾病内在信息处理的初级阶段。如果排除特定的医学上一般可以预防的情况，人类寿命可超过150岁，如果能预防90%的医学问题，则可超过500岁，如果预防率达到99%的话，我们可活过1000岁。
在《奇点临近》中，他同时对技术进步的后果进行了思考。他警告说，新生物工程可能带来病毒的潜在威胁，纳米技术可能引发自我复制的危险，而随着超越人脑的机器人的出现，我们如何免遭侵袭？
28 《世界是平的》托马斯·弗里德曼——一组动听的全球化赞歌
托马斯·弗里德曼三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全球化三部曲”：《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1999年）、《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2005年）和《世界又热又平又挤》（2008年）。
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弗里德曼提出了十大世界被碾平的动力。
他把第一大动力，定格在当代政治史的那个地标性时刻——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正是从那一天起，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了，意识形态的铁墙轰然倒塌，资本、人才、技术与产品开始加速地流通。

第二大动力，便是互联网经济的崛起，也就是阿尔文·托夫勒所定义的第三次浪潮时代的到来。“个人电脑、传真机、Windows操作系统和调制解调器的广泛应用，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些都是启动全球信息变革的基本平台。”1991年，万维网闪耀登场，与因特网合二为一，用户以指数级的速度递增，5年之内，互联网用户从60万人上升至4亿人。
在市场和信息全球化的革命性前提下，弗里德曼把“工作流软件”视为第三大动力，它指的是商业公司通过新的标准和交互工具，得以实现劳动资源的重新分配，由此创造出一个具有多种合作形式的全球新平台。他认为：“这是世界变平的创世纪时刻，这意味着一切都开始成型。”
在个人知识分享层面，弗里德曼受到凯文·凯利的启发，把“上传”视为第四大动力。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的开放源社区、博客和维基百科等商业模式，把知识传播的权力让渡给平民，彻底摧毁了知识传播的等级结构和巴比伦塔。
上述四大动力，可以说是勾勒了“世界变平”的政治和信息基础设施的新格局，其他的六大动力是在这一基础上的重要应用，它们包括：外包、离岸经营、供应链优化、内包、搜索服务和移动办公。
全球化这个名词并不新鲜，而弗里德曼试图将之“版本化”。在他看来，全球化1.0发生在国家之间，全球化2.0发生在跨国企业之间，而已经到来的全球化3.0则是发生在个人之间的合作。随着颗粒度越来越小，公民在政治和商业行动上的主动性将越来越大，从而把世界推平。
他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金拱门理论”：凡是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理由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国内中产阶层实力足以支撑起麦当劳的服务网络，这个国家就成了一个‘麦当劳国家’。‘麦当劳国家’的人们是不希望发生任何大规模战争的，他们宁愿选择排长队等候汉堡包。”
与此类似的，还有“戴尔冲突防治理论”。他以台海危机为例，由于戴尔（Dell）这样的跨国公司在台湾海峡两岸都有投资，因此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
29 《未来简史》尤瓦尔·赫拉利——99%的人将成无用之人？
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 1976—），在2012年和2016年相继出版了《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和《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在更长的时空范畴内，对人类演化史进行了自成体系的叙述。
关于人类的起源，在3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几支独立繁衍的种族——直立人、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他们的智力水平相当，都学会了用火，其中，尼安德特人最为强壮和不怕寒冷。但是，到了7万年前，最终是智人脱颖而出，其他人种灭绝了。
赫拉利提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智人征服地球的原因是什么？
他的答案是：认知革命。智人并不是最强壮的，但是他们率先拥有了语言，从而学会了团队作战，此外，他们还形成了“讨论虚构事物”的能力，进而诞生了信仰和宗教，增强了认同感和凝聚力。
再譬如，在1775年，亚洲经济总额占到了全球经济总额的八成，中国和印度的生产总量占到全球的2/3，同时还拥有辽阔的疆域和最多的人口，但是，为什么在后来的竞争中，反倒是“处在世界偏远角落、气候还冻得让人手指僵硬”的欧洲成了最终的胜出者？
赫拉利的答案，仍然是认知革命。欧洲形成了民主平等的价值观，以及与之配套的司法系统和社会政治结构，在此基础上诞生了科学精神，机器和枪炮是竞争力的体现，而不是原因。
在《未来简史》一书中，赫拉利由7万年前的智人出发，提出了一个新的人种概念：“神人”（homo deus）。
他认为，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面临三大重要生存课题——饥荒、瘟疫和战争，而这些课题在21世纪都呈现消失的趋势。随之而发生的新事实是，人类为解决这些危机提出的很多概念其实已经或者正在消亡，比如宗教和国家观念。
今天的人类又处在了一个新的巨变的前夜：“从地球上诞生生命直到今天，生命的演化都遵循着最基本的自然进化法则，所有的生命形态都在有机领域内变动。但是现在，人类第一次有可能改变这一生命模式，进入智能制造和设计的无机领域。”
那么，新出现的人类共同议题是什么呢？赫拉利将之总结为三项：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和化身为“神人”。
他在书中描述道：“随着大数据的不断积累以及计算能力的快速发展，未来人类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将自身的决策权让位给无意识的算法，让算法替自己决定该买什么东西，应该接受什么治疗以及应该和谁结婚。人工智能将比绝大多数人更擅长察觉人类的情绪波动，也更会创造艺术。他们可能自身没有任何情感，但却在分析，甚至掌控人类情绪上更胜人类一筹。”
在这一大变革中，除了那些从事标准化工作的劳动者之外，甚至律师、教育、咨询、医生这些行业人群的工作也很容易被人工智能挤走。
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未来，只有1%的人将完成下一次生物进化，升级成新物种——“神人”，而剩下99%的人将彻底沦为无用阶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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