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技情报工作使命的回归
1.1 科技情报工作使命向“耳目、尖兵、参谋”的回归
我国科技情报体系的建设源于1956年周恩来总理听取《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规划》）汇报时对我国缺乏科技情报机构和相关工作的指示[1]。当年将建立专门科技情报工作列入了《规划》，随后国务院批准了我国科技情报工作的第一个法令性文件——《关于开展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的方案》（简称《方案》）[2]。此外，中央领导多次对科技情报工作的使命与任务做出明确指示[3]。
科技情报工作的使命在中央领导的指示和相关文件中都被定为“耳目、尖兵、参谋”。科技情报工作的终极使命是发挥“参谋”作用，但其所依赖的是“耳目、尖兵”提供的信息和情报基础。只进行信息搜集与分析，不做进一步判断和决策支撑，将停留在对事物表面认知中，可能影响决策的科学性。当然，“耳目、尖兵”工作在实践中消耗的精力和初级情报产品的数量远多于决策辅助，这是情报工作的二八原则。
科技情报工作初建期，我国成立了以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现简称“中信所”）为代表的各级各类科技情报机构，为科技进步提供了有力支撑。[4]1992年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引发全国效仿，情报工作重点由情报研究和情报服务转向信息检索和信息服务，[2]偏离了“参谋”的历史使命，造成了情报机构与其辅助决策的地位和功能渐行渐远。2017年6月28日施行的《国家情报法》从国家法律层面确认了新时期情报为决策服务的使命与定位。
以法律形式对情报使命回归的呼唤体现了国家对情报决策支撑作用的重视，也是对情报学界反思情报工作重点的回应。科技情报使命自我国科技情报工作诞生之初就根植于其内在，科技情报工作应始终从情报的决策服务属性出发，为支撑和引领科技进步而服务。
1.2 决策主官是科技情报工作服务的对象，决定了科技情报机构的定位
美国情报专家安吉洛·科迪维拉指出情报的本质属性是决策性[5]。决策的主体是人，科技情报的核心任务是决策服务，因此“决策主官”是科技情报工作的核心服务对象。
明确服务对象是情报服务获得成功的关键，情报工作是为了满足服务对象的情报需求，决策主官的需求决定了情报工作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准确把握决策主官的需求既是难点也是重点，这不仅来自情报人员的判断，也取决于与决策主官接触的密切程度。因此与决策主官相匹配的科技情报机构的定位也就决定了情报服务的质量。
1.3 科技情报工作的正外部性决定了公益性科技情报机构存在的必然
与我国科技情报业务的偏移和回归相似，公益类情报机构也经历了改革探索到反思重建的过程。1984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科技情报工作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探索。90年代末情报界开始反思和再次探索。2002年，科技部、财政部和中央编办共同批复中信所为公益类机构，全国范围内各科技情报机构开始重新定位。[6]
情报工作的正外部性决定了情报研究并不能完全由市场主导。外部性即外部效应，指经济当事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会对其他经济当事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施加有益或有害影响的效应[7]，其一般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解决，通常由政府通过补贴或直接的公共部门生产来推进外部正效应的产出。辅助政府决策的科技情报工作，对全体社会成员产生了有利的经济社会效益。由于情报的公正属性，不可能由利益相关方支付成本。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则导致科技情报的供给不足，进而大大降低决策的科学性。因此，提供科技情报产品、服务于政府决策的情报机构具有强烈公益性属性，不能走市场化道路。
二
实证研究
自身能力建设是情报机构提供高质量情报产品的基础，并随着内外部环境变化而变化。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成为了科技情报工作面临的信息基础设施，海量数据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也成为新的技术基础，这必将改变原有的科技情报工作模式，与之相适应的情报工作体系和情报理论的建设也成为情报研究的新方向。
2.1 技术基础的进步改变了情报的工作模式
从情报是人脑做出的有价值判断[8]出发，产生判断的过程即是情报判读是情报工作的核心。因此情报工作的黄金步骤包括：第一步，确定关注领域并发现关键问题，密切跟踪并发现情报点，即事物变化的标志性特征以及可能引起事物发生变化的因素；第二步，根据标志性特征，预测事态发展及可能引发的关联事件，明确事态发生的前提条件、环境特征等；第三步，综合判断，评估事态发展及演进方向，并以此提出决策建议。这一工作步骤是情报研究不会发生本质改变的部分，在大数据时代变化的是数据的载体、数据量的激增和由技术发展所影响的信息资源的获取方式和技术手段的应用。
海量数据保留了事物之间纷繁复杂的关联关系痕迹，需要借助大规模的信息采集和大数据的处理技术，在海量数据与价值稀疏中发现事物间的关联性，为情报判读提供素材。由于人工的信息处理能力与大数据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就需要通过计算机辅助实现人的信息处理能力的延伸与提高[9]，但这不意味着完全替代人的作用，而是情报科学与计算科学的融合，即情报分析人员与计算机编程人员的有机融合，否则技术主导下开发的工具难以服务于情报实践。这也是实际工作中缺乏适合情报工作的软件工具的原因之一。因此大数据时代，情报工作转向以数据为根本、以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基础、以科学家为核心、包含数据采集和分析的平台模式，也是由情报研究、数据分析和计算机等不同专业人员构成的团队协作模式。
2.2 对情报工作体系和情报理论的建设提出了要求
情报3.0时代，技术的发展促进情报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这必将推进情报生产体系的重大革命。[10]但是面临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基础，情报工作体系的建设存在着明显不足。例如，目前并没有在全国范围获得普遍认可或者适用的情报分析体系，在分析这个关键环节尤其缺乏，仅针对部分常规的分析点和特定领域提出了一般性的分析工具和方法。
这说明情报的理论建设与实际工作的脱节。一方面，从情报概念界定到情报工作体系建设，高校和情报机构开展的研究与基层情报工作实践有些脱节[11]，不能够很好的指导一线情报实践。而基层情报研究人员源自实践对情报工作的理论研究少之又少。另一方面，情报学原有的理论、方法在大数据时代是否需要验证、创新与发展，都需要情报学界认真思考与探索。[12]
三
时代发展对情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和要求
不同的时代背景对情报工作的需求有所不同。当今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成为时代主调，我国经过了和平发展期和竞争发展期，从世界舞台的边缘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处于由大国迈向强国的关键点上[13]，逐渐进入对抗发展期。当处在竞争发展、对抗发展与三跑交织并存、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的大环境时，更加考验我们的决策能力，因此支撑决策、引领未来则是新时代赋予情报工作的责任与担当。
3.1 进入对抗发展期，情报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情报需求的爆发
情报是竞争和冲突的产物[14]，因此在事物不发生变化时，组织根据原有决策执行，对情报需求较少；当面临重大变化，组织的情报需求即将爆发。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面对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我国对科技情报需求紧急且明确，形成了完整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情报体系，强有力的支撑了国家科技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处于和平发展期，各国逐渐放松技术封锁，我国能够相对容易的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和产品，降低了情报信息搜集难度和情报需求，情报工作边缘化，甚至对情报存在的意义发生了动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我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发展，开始在原来发达国家占有的高利润、高技术领域产生竞争。此时，我国虽在技术和产品上对发达国家有所依赖，但只要付出相应代价即可获得技术，情报仍具有部分可替代性。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中美关系进入建交以来最为紧张的阶段，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综合实力崛起，与美国的竞争加剧，美国发起的技术“脱钩”愈演愈烈。如何应对严峻的封锁遏制和不断升级的摩擦对抗，并在封锁和对抗中寻求发展，就需要情报工作发挥“耳目、尖兵、参谋”作用来回答“应往何处”、“如何去”的战略问题。随着对抗深入，决策的需求剧增，辅助决策的情报需求也会随历史潮流飞速增加。这是我国情报发展的重大机遇。
3.2 在领跑并跑中，情报需要提出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情报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跟跑阶段，追赶先进领跑者、缩小差距是主要任务，这意味着在相同领域的模仿和跟踪。这一过程就是通过情报工作减少不确定性的体现。当追赶出现成效，就在相同的领域方向、技术水平出现同台竞争，由此进入并跑阶段。此时跟跑者面临着与竞争对手在资源、市场等方面的争夺，以及曾经领跑者的打压和遏制。技术上被“卡脖子”的根源就在于科研领域的跟踪模仿。为避免来自曾经领跑者的全面遏制，就需要情报人员辅助预判，提前进行技术布局。
当超越了其他并跑者成为领跑者，没有了可参考和借鉴的对象、目标、事例和经验，情报工作就变成了领跑者在“无人区”的向导。发展方向的选择区别于跟跑并跑阶段，变成了在非既定的、未知的世界中，寻找可能的方向，为决策者提供多种可能性，再从中进行选择。这就是我们多年来很少说的情报增加可能性的属性。
因此在并跑和领跑阶段，情报工作由跟踪分析和减少不确定性，变为了对未知世界的预判和增加可能性。这是新时代我国情报工作与既往最本质的差别。当前，我国科技发展面临 “三跑并存”的格局 [15] ，就要求我国科技情报工作立足于此，既要满足跟跑领域对减少不确定性的要求，又能够为并跑和领跑领域广泛增加可能性，并将二者有机统一在科技创新与发展的大局之中。
四
总结
我国科技情报自建立之初，就具有历史所赋予的使命，虽然出现了偏离，但是时代发展再次唤起了情报工作向“耳目、尖兵、参谋”的使命的回归，并提出了“引领”概念，情报工作也重新走进决策主官的视野中央。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环境的改变决定了情报工作向以数据为根本、以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基础、以情报学家为核心、不同专业人员团队协作模式转变，并对情报工作体系和理论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当前我国进入对抗发展期，情报需求爆发式增长，“三跑并存”对我国的情报工作提出了更深层次和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背景下，能否履行时代赋予的使命，不仅仅直接关系我国情报事业的发展，从更深层次和更为广泛的影响来看，情报工作是否有力的支撑国家战略决策，既关系到情报工作的成败，也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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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国第五次技术预测显示：“领跑加并跑”技术接近一半[EB/OL].[2020-06-22].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16-08/02/content_345753.htm?div=-1.
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北京科技战略决策咨询中心
供稿人：王冰琪 李楠欣 赵芳 张晓静 吴晨生
原文发表于《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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