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是国际组织、国家或地方政府进行决策的重要支撑机构，政府因为自身的局限性，需要来自第三方的智力支持，智库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也的确在现实政治中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潘教峰提出DIIS的智库研究方法，目前正引起智库产品创造和研究者的关注。
作为科学分析与智库研究的有效方法，DIIS是人们在这一领域进行科学思维的基本方式。DIIS取自Data、Information、Intelligence、Solution的首字母，代表了凝练问题、分析问题、综合研判、解决问题的研究体系。作为一种思维和方法论，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经常不自觉地使用DIIS。
接下来，我们可以运用DIIS方法来分析和理解当下广受关注的“垃圾围城”现象，并针对性提出一些解决策略。
垃圾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我们每天或多或少的与垃圾相接触。在巨大的人口基数下，我国垃圾管理问题日益凸显出来。近年来，我国不断探索解决垃圾管理问题的有效方法，但效果甚微。我国多数城市被垃圾包围，已经没有合适的场所堆放垃圾，并且伴随着垃圾随处堆放、利用率低、处理方式落后等问题。垃圾填埋场崩塌的事故灾难更是触目惊心，可造成几十人失联及伤亡。
无论从政府报告层面还是日常生活层面，对于垃圾围城现象，我们都想要予以更深入的了解。如何才能准确、深刻的把握垃圾围城问题呢？首先，我们要凝练垃圾围城的相关问题。具体来说，要围绕垃圾围城问题收集相关数据，分析我们研究垃圾围城问题的目标、对象、资源约束、具体需求，据此界定什么是“垃圾围城”。出于科研的严谨性，还要检验问题分解的是否全面和科学，如果存在不适当之处，应重新界定和分解问题。如果检验无误，可确定问题并设计技术路线。简单来说，以上内容可归纳为：
（1）凝练问题（DATA）
① 界定问题（Data）：跨学科融合，多领域扩展；
② 分解问题（Information）：分解为子问题，发掘关键问题；
③ 检验问题（Intelligence）：检验问题分解的全面性和科学性；
④ 确定问题及技术路线（Solution）：明确需深入研究的问题，制定路线。
垃圾围城问题可以界定为在人口积聚影响下城市大量垃圾难排、难运、难处理、难管理的现象。其子问题包括不同人口容量的城市垃圾围城的风险及其原因两方面内容。面对垃圾围城问题，可以用我国31个省会城市为样本，排查主城区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的个数和面积，建立指标体系，对城市垃圾围城风险进行识别评估，进而分析当前垃圾围城的风险现状及垃圾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并对此提出政策建议。
在凝练出所要研究的问题之后，就要对垃圾围城现象进行分析。在分析问题阶段，需要收集和整理各项子问题的相关数据，利用各学科理论方法，对各子问题进行综合研判，初步形成对各子问题的客观认知。依据研判结果，初步形成各子问题的解决方案。可简化为：
（2）分析问题（INFORMATION）
① 数据收集（Data）：整理数据，选择各学科专家；
② 研究子问题（Information）：深化研究分解后的子问题；
③ 综合研判（Intelligence）：基于博弈分析的专家意见集结；
④ 形成初步方案（Solution）：建立各子问题的解决方案。
研究垃圾围城问题所要统计的数据主要为省会城市主城区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的面积、位置、数量等信息。首先，基于多维空间数据软件和实地调研分析方法，排查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的面积、位置、数量等情况，绘制垃圾围城现状图。其次，建立垃圾围城风险指标体系，并对31个省会城市垃圾围城风险进行分析及评估，得出风险等级排名。再次，结合管理机制设计理论对31个省会城市面临的问题进行综合研判。最终，根据综合研判结果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国家垃圾治理工作奠定理论基础。
数据显示，我国50%的超大城市垃圾围城风险等级较高。究其原因，主要为过高的人口基数、治理工作不被重视、较弱的卫生处理能力的综合作用。例如，重庆市与成都市的卫生处理能力较低，其垃圾焚烧发电厂及卫生填埋场的个数少，综合处理能力较弱，且相关治理的政策文件少。相反的，虽然北京市与上海市垃圾卫生处理能力较弱，但其较大的城市面积、政府积极开展垃圾治理工作，并且到目前为止城市周边垃圾存量较少，使其垃圾围城风险并未因过高的人口基数而提升。广州市是超大城市中垃圾风险等级最低的城市，与其较强的垃圾处理能力和治理行动力有密切关系。
超大城市存在垃圾跨省偷排和卫生处理的情况，增加了周边城市的垃圾围城风险。北京、上海两市的垃圾处理能力弱于广州市。但北京市周边河北省的垃圾卫生人均处理能力是北京市的两倍，上海市周边的江苏、杭州垃圾存量较大，且垃圾处理能力较强。
特大城市的垃圾围城风险普遍低于超大城市，但垃圾治理响应程度较低，存在治理积极性不够、城市周边垃圾存量较大的现象。沿海城市的垃圾治理工作较为积极，经济增速缓慢的城市次之，增速快的城市治理懈怠。具有特殊城市定位的省会城市垃圾围城风险较低，例如昆明、杭州、海口等旅游城市。
在分析垃圾围城问题之后，需要对以上繁复的结论进行进一步的综合和整理，综合各子问题的研究结果，判断集成结果是否全面。如果无误，可形成研判结论。其步骤为：
（3）综合问题（INTELLIGENCE）
① 集成研究问题（Intelligence）：系统整合各子问题的初步方案；
② 检验研究（Intelligence）：检验问题研究的全面性；
③ 综合研判（Intelligence）：基于博弈分析的专家意见集结。
在垃圾围城问题上，多数城市环境保护工作目标混乱，政府将治理工作作为一级目标还是作为基于管理之下的二级目标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目前，政府大力开展治理工作，聚焦于垃圾末端处理产业的发展，对于前期垃圾分类的管理力度低。垃圾分类装置虽然已经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但是真正运用管理手段监督市民分类的程序缺失。十三五规划将治理工作放到重要位置，全国正在广泛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种种迹象表明治理优于管理。然而，环境保护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如果前期工作不到位，会为后期的治理带来更大的压力。
在积极投身治理工作的城市中，治理的参与者单一，缺乏预见性和治理方法的层次性，风险防控能力较低。环境治理的主体是政府，一旦政府懈怠治理工作，城市的垃圾存量会不断增大，垃圾围城风险也随之提高。缺乏社会资源的参与，治理政策的制定大多依赖于基层政府的判断和领导的自我认知。基层政府制定的政策往往是权宜之计，治理方法单一、简单，缺乏层次性、多样性、全局性、预见性。最终导致治理成本高、治理风险大、治理成效不佳、治理的后期土地开发再利用率低等情况。
参与者之间利益划分不清，影响整体治理进度，增加垃圾围城风险。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的深入推进，与社会成员的生存环境和生存质量息息相关。但在行动层面，个体行为与集体行动之间会产生冲突和矛盾。个体行为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当利益存在持续增进时，个体才根据这些共有的规范开展集体行动。由于从垃圾治理中获得的利益通常是间接性的，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物质利益。因此，规范性价值的塑造受到个体狭隘利益的抵触，个体的行动大多是“自扫门前雪”和“搭便车”，结果是垃圾治理集体行动动机不强和动力不足。垃圾治理政策未对社会成员进行深层次的塑造，公民生态责任教育、环境保护意识培育、健康生活方式倡导等活动较少。
动力规制的缺失直接导致垃圾围城风险增大。垃圾围城治理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往往投入多、产出少，投人和产出不对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释放缓慢。作为垃圾治理最重要主体的政府，在价值理念、目标导向宣传、普及和推广中存在消极特征，因为垃圾治理产生的效益并不像经济建设的指标那样具有杠杆撬动作用，一旦动力规制缺失，将导致城市管理者行为散漫或不治理。目前，动力规制的缺失现象主要表现为垃圾治理指标并未真正纳入考核体系，部分城市的治理工作找不到合适的契机鼓励社会资源的流入。这使得政府官员缺乏晋升动机和政绩刺激，规范性目标没有有效的塑造集体行动的动机和动力。
通过以上凝练问题、分析问题、综合问题，我们将为垃圾围城问题提出多情景方案，检验方案，并生成最终报告。所谓多情景方案，是建立在相关学科理论方法和专家意见基础上的方案集。在对初步方案报告进行审核的基础上，可依据规范化的格式给出最终报告。基本操作为：
（4）解决问题（SOLUTION）
① 形成多情景方案（Solution）：构建条件约束方案集；
② 检验报告（Solution）：审查报告的质量标准；
③ 生成报告（Solution）：报告规范化。
在这里，我们只给出解决垃圾围城的多情景方案。第一，以前端管理为环境治理工作的一级目标，从根本上防控垃圾围城风险。政府应从直接管理向政策指导、提供服务和市场监管方向转变；由应急管理、事后管理、突击整治向源头管理、过程管理和长效管理转变；由行政管理为主向法律规范和经济手段调节为主转变；由当前的末端垃圾处理向全过程、综合性的垃圾管理模式转变。这样的转变在内容上将管理放在比建设更重要的位置，需要更多部门参与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如环保部、商务部、农业部、工信部。治理理念的转变需要体现在垃圾排放考核目标的制定上，如控制各省市垃圾焚烧、堆肥、卫生填埋等的处理量，明确规定人均垃圾日清运量，从而做到源头垃圾量的严格管控。治理理念的转变还需要体现在垃圾处理全过程中，垃圾管理应采用“分类-收集-清运-利用-处理”模式，而非“收集-清运-分类-利用-处理”模式。
第二，增加治理全过程的参与者数量，培育垃圾市场竞争环境，缓解财政压力，提高政府能动性，降低垃圾围城风险。政府部门需积极与环境NGO、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寻求共识，让社会组织更好地运转。构建以减量与分类为导向的政社协同垃圾治理模式，合力落实高层治国理念、激发公民社会潜力。通过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垃圾市场环境，为企业盈利提供多元渠道。通过法律法规赋予社区垃圾治理职责，探索社区垃圾治理职责的实现形式。社区治理是破解垃圾围城的可行和有效方式。社区能够做政府和市场不能做到的事情，因为社区拥有社区成员行为、能力和需求的信息，可利用分散的私人信息，根据社区成员是否遵守社会规范进行奖励和惩罚。在当前，应完善部分垃圾治理的法律法规，明确赋予社区垃圾治理的权限和地位，并给予人员编制、财务、工具、后勤等方面的保障。在此基础上，探索社区垃圾治理职责的实现方式。社区应积极吸纳部分社工人员、失业人员和贫困人员参与垃圾治理进程。通过专门化和专业化垃圾分类、分类回收利用等知识培训，改变当前仅仅依靠部分环卫人员被动收集垃圾的方式。在遵守相关法律和授权的前提下，社区垃圾收集人员可给本辖区内的家庭分发付费式垃圾专用分类收集袋，收集袋的价格与收集成本大体一致。规定每个家庭主动将垃圾分类投放到不同的专用垃圾袋中，社区人员在规定的时限内周期性地上门主动收集，从根本上实现“垃圾分类”和“多产出垃圾多出钱”政策落地。
第三，创新机制体制设计，从制度上规避垃圾围城风险。建立治理官员与环境保护项目的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并将环保成效作为官员晋升的绩效考核标准。假治理、劣工程，发展到才治理、检查到才治理的现象比比皆是，立法机关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严肃治理态度。建立沿海与中西部城市的关于治理经验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完善基层治理能力建设机制，积极培养一线工作人员对垃圾风险的识别与评估能力。鼓励沿海发达地区对中西部地区进行技术支持，组织专家学者开发垃圾治理技术，确立政府与市场合作机制，促进中西部地区提高自身治理理念和治理技术。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是治理工作的基础，基层人员对风险的辨别和对问题的处理能力是治理工作的关键。建立和完善乡村与城市垃圾治理资金筹集机制，多方资金共筹机制是垃圾治理可持续的保证，是破解垃圾围城的重要环节。在乡村治理资金筹措上，要建立起专项资金公共池。中央政府按照一定比例投入专向资金，地方政府把垃圾治理费用纳人专向财政预算，作为乡村垃圾治理的稳定源头。建立垃圾动态收费机制，依照“多排放多付费、少排放少付费、混合来多收费、分类垃圾少收费”为原则来控制垃圾总量的产生和增加垃圾治理资金。同时扩大征收范围，将国有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者纳入其中，扩大垃圾治理资金增量。收费时充分利用已成熟的技术平台，从而提高收费率，盘活垃圾治理资金存量。
第四，推行“垃圾不落地”机制的建设。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让居民将垃圾投放到专用的收集车上，对私自倾倒垃圾的行为进行教育及惩罚，从而减少垃圾存量，降低风险。同样，政府应将“垃圾分类达标”作为重要指标，在垃圾治理的前端，对垃圾分类业绩突出的城市、城镇、组织和家庭给予物质奖励和物业费用补贴。在中端，政府应该为企业和校区购置先进的垃圾收集工具，特别是多箱式的垃圾分类收集车。在末端，根据不同的垃圾类别和属性，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确保垃圾治理源头、收集、处置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完整链条。
第五，打造城市品牌计划，为治理工作添加动力规制。给城市树立一个长远的品牌形象，开展公民生态责任教育、环境保护意识培育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从而减缓个体狭隘性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让市民以所在城市为骄傲，从而致力于维护城市形象，共同谋求城市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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