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民国四年《交河县志》记载，交河县有两处书院，一为董子书院，位于泊头镇南的七里口，是官员冯时雍在1535年致仕后创办；一为瀛南书院，位于县城东北角，没写建立时间，只说雍正十一年（1733）时，直隶省下令各地设立书院，是该时所建，还是此前就有，不得而知。另外民间记载的有“两圣书院”，是光绪十五年（1889），交河西关人卢广汉捐资在本村创办。
近日，河间田国福先生传给我一篇名为《泊头明伦书院记》的文章，作者是项乔。仔细阅读，文章记录了明伦书院创办的情况。项乔（1493—1567），字迁之，号欧东，居九曲巷，自号九曲山人。浙江永嘉七甲（今沙城镇七五村人）。明嘉靖八年（1529）进士，1538年任庐州知州，后因事被罢官。直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才被启用为河间府知府。
项乔在文章中首先讲了为什么要办书院，是光大五种人伦关系，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坚持好忠、孝、悌、忍、善五伦关系准则。接着讲创办书院的具体过程。这一年的八月八日，项乔到河间办理公务。看到泊头镇的街市坐落在运河岸边，商贸繁荣，漕运兴盛，“烟火万家，杂处五方之人”。而官学里只有五十余个学生，虽然有董子书院，也在城外七八里远，来往不便。便对河间府驻泊头镇的管河通判何小鸣笑着说：“百姓不亲，在五品不逊，小民亲于下，人伦明于上也。士，凡民之俊秀，民之望也，何以处之，使化行而俗美耶？”何小鸣说：已经破败的弥陀寺可以改作书院，以教化乡民，究理穷道，光大正统。他们便到弥陀寺查看，当时的弥陀寺确实很破败了，房屋倒塌，院落散乱，只有三间大殿完好，而僧人们有一大半没有度牒。寺院没有土地，更没有粮税可交，而且还承担四人的差役，苦不堪言，正为此发愁。
项乔一向重视教育，发展文化，传播知识，培养士子。他在几处任职，都兴办庠序，整顿士风，使得科考及第的人多有增加。嘉靖十四年（1535），项乔出任抚州守后，就曾调集六个县的官吏，亲自进行考核，品评他们的文章优劣，德行高下，嘱咐他们相互勉励，并把一座废旧寺院——宝应院改为府学。这次，遂决意改建书院。他对僧人们讲明办书院的意义，同时对僧人进行了妥善的安置。僧人们纷纷表示同意，并感到欣慰。项乔先让东光县主簿曲铭先按照各位僧人的要求，分别并入到其他寺庙，并免除了他们的税费和差役，然后命交河县主簿金文祥主持维修房屋，创办书院的事，由通判何小鸣监督实施。
从八月十六日动工，到九月告竣，一个多月的时间，按照书院用房标准，修建起一个完整宽敞的院落，包括外立大门三间，左右各号房三十间，讲堂三间，食堂三间，东住宅三间，后台门一间。速度之快，令人称道，而且“财非征科”，没有增加百姓负担。随后，书院进行考试，招生数十人。明伦书院顺利地办起来了。项乔又应众人之约，写了这篇记文。文章末尾写道：“因记之，遂以为书院规，诸生其勉乎哉。”
项乔文章中说的弥陀寺，《交河县志》记载：在西城门内。其位置于现在的中医院附近，距离朝廷设置在泊头镇的管河厅署只有三百米远，与文中的记述相符。
明伦书院为何没有在“志书”中留下文字，考虑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寺院改建，人们习惯上仍然称作弥陀寺而不称为书院；二是项乔在河间任职时间不长，明伦书院可能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三是泊头镇并非县治，书院不是私人创办，五六百年后再修县志，官方没有文字记载，私家谱牒也不可能留下记述。不然，不会早于明伦书院的董子书院有记载，而略晚一些的明伦书院反而没有记载。
明伦书院确实在泊头镇存在过，这不仅丰富了泊头书院教育的内容，也对研究泊头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明伦书院”发现，堪称泊头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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