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根据地，经过四个月的采访之后，他搜集了大量关于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一本书，取名为《西行漫记》（也叫《红星照耀中国》）。
这本书于1937年10月在伦敦出版之后，立即轰动一时，成为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书籍。
截止到现在，依然有很多人认为，斯诺是第一个向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人。其实不是。
斯诺
早在《西行漫记》问世前，就已经有一本书，详细地描述了长征的情景。
这本书名叫《随军西行见闻录》，作者笔名“廉臣”，自称是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被迫跟随红军进行长征。
《随军西行见闻录》非常详细地记载了连破国军四道封锁线、抢渡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勇夺泸定桥等主要战役，是一篇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
该书于1936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后，很快便被传回国内，曾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流传。
按时间来算，它比斯诺的《西行漫记》还要早1年问世，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本讲述长征故事的书。
奇怪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随军西行见闻录》作者的真实身份并不为人所知。
“廉臣”究竟是谁？恐怕很少有人能猜得到。
1936年3月，在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的《随军西行见闻录》的第一页。
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廉臣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我本来是南京国民党政府59军的一名军医，在黄陂战役中，被赤军俘虏。
被俘之后，我本以为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可能了，谁知他们缺少医生，让我在赤军医院中任职，还说我之前在59军中拿多少酬劳，他们也给我同样的，每个月还给我60元安家费。
赤军倒还挺讲信用，家母回信称，每月都收到了安家费。
此后，我就跟随赤军四处奔波，有时被调到石城县的赤军医院，有时被调回瑞金卫生部。
廉臣还介绍了红军领导人的形象：
毛泽东经常穿着灰布衣裳、擅长写词，好似一介书生，我为他看病时，他的态度非常谦和；
朱德一看就是个武人，将近50多岁的年纪，常年穿着一身灰布军装，得了疟疾也不忘工作，我为他诊病时，看见他仍然拿着笔在批阅军报，见到我之后才放下笔，言谈之中和和气气的。
这两名赤军领袖人物，和我之前没见到他们时的想象完全不同。
这些赤军领袖对老百姓十分关心，一次毛泽东看到一位冻饿交加、倒在路边的老妇人，他立即让人施救，还从身上脱下来一件毛线衣，取出来一条被单，又拿出两条装的满满的干粮袋，一起交给老妇人。
廉臣在该书中，有意通过对国共两党的对比，向世人展示共产党和红军战士们严守纪律、不畏艰险、信仰坚定的形象。
就拿翻越老山界这件事来说，老山界海拔2000多米，气候变幻莫测，有的地方甚至连当地老百姓都没敢上去过。
到了一个山顶，见前面只有一个山峰，谁知上了那个高峰后，前面还有一个高峰......就这样走了共有12个山峰，才到山顶。
廉臣认为红军之所以能翻越这样的高山，是因为“赤军上到领袖、下到小兵，都具有吃苦耐劳的优点，而这是国军远远不及的。”
林伯渠和徐特立在长征的时候，都已经年近半百，身体虚弱，却从不摆架子，还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这些是南京政府的那些高官政要们绝对做不到的。
廉臣还在书中详细描述了红军如何利用6只船渡过金沙江、如何穿越连国民党军队都十分恐惧的彝族部落统治区等壮举，他的语言通俗、文笔细腻、故事生动，让人读起来十分亲切，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这本《随军西行见闻录》发行之后，流传甚广，曾经多次重印。
当时，国民政府把红军描绘成“杀人放火”的匪类，国内外很多人并不了解共产党、不熟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的壮举，很多国统区的青年读完这本书后，受到极大的鼓励，他们纷纷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
不得不说，这本书在革命的关键时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国内战争局势及政治环境等原因，“廉臣”的真实身份直到1985年才大白于天下。
1985年1月，在遵义会议50周年之际，官媒杂志首次向公众揭开了这个埋藏多年的谜底：“廉臣”就是我党重要领导人陈云！
陈云
论学历，陈云只是个小学毕业生。
陈云的父亲名叫陈梅堂，母亲名叫廖顺妹，他们一家既没有田地，也没有房产，只能借住在祠堂里，靠给别人打工帮佣度日。
陈云快出生的时候，宗族将陈梅堂一家人赶了出去，理由是怕生孩子会“玷污”祖宗牌位。
实在没办法，陈梅堂只好带着妻女租住在两间简陋小屋里。
陈云故居
陈云2岁时，父亲病逝，4岁时，母亲去世，此后，他就和姐姐一起，跟着外祖母来到舅父廖文光家里，同他们一起生活。
1911年，外祖母一病不起，临终前，特地嘱咐廖文光，让他把陈云认作养子，好好抚养姐弟俩。
辛亥革命爆发后，民国政府推行初小义务教育，陈云便来到离家不远的一所初等小学念书，他听课认真，作业完成得很好，成绩一直不错。
当时，舅父家开的是小酒店，陈云除了去上学之外，每天还要帮舅父舅母做家务、在店里打杂。
初小毕业后，陈云的舅母生了一个男孩，家境越来越困难，舅父没有能力供陈云继续升学，陈云只好留在家里照看孩子、料理生意，就像个小伙计一样。
舅父心中不忍，考虑让陈云外出学点技术，以便日后以此谋生。
在舅母一位亲戚的资助下，陈云进入青浦县乙种商业学校学习珠算和记账。
陈云在商校，依然学习得十分刻苦，他在很短时间内便掌握了珠算，还学会了写账，可惜一个多月后，因为经济实在困难，陈云不得不辍学回家，继续在舅父的店里当小伙计。
店里有位常客，叫杜枢，是当地颇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他发现这个蹲在灶前烧火的“小伙计”聪明好学、谈吐流利，在和廖文光商量之后，杜枢免费保荐陈云进入颜安小学高小部读书。
在这所学校里，陈云遇到了一位对他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那就是他的班主任张行恭。
张行恭及其夫人
张行恭思想开明、学识渊博、关心学生的前途。
1919年夏天，陈云从颜安小学毕业，由于家境贫寒，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有钱的同学继续求学。
这一年秋季，张行恭老师从松江度假回来，到各个毕业生家中去拜访，了解学生们的出路，结果看来看去，唯独成绩最优秀的陈云留在家中“抱孩子”。
张行恭顿生怜才之心，他自己没有多余的钱财资助陈云，便想着帮这孩子找份工作。
张行恭的弟弟张子宏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张行恭便托弟弟帮忙，将陈云引荐到印书馆做学徒。
陈云一共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待了7年，他勤学好问，很快就成了人人称赞的业务能手，由学徒升为店员。
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陈云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他常常读书到深夜，从不间断。
陈云后来能写出那么出色的著作，和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26年6月13日，陈云（后排右五）同上海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暨中国商务广告公司同人合影。
长征出发前夕，陈云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为了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派他担任红军第五军团的中央代表。
在长征途中，红五军团负责殿后、掩护整个部队的任务。
陈云之前对部队情况并不熟悉，也从来没有在部队中担任过职务，没有作战经验，不过，虽然担子很重，他还是勇敢地挑了起来。
1934年10月，陈云跟随大部队一起，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路。
行军途中，陈云所在的五军团走在所有部队的最后面，他们既要击退紧跟在后面的国民党追兵，还得想办法解决口粮问题，因为前面的部队还能挖野菜充饥，走在后面的常常什么都吃不到。
那时候，五军团几乎天天都有战斗，战士们从来没有好好睡过觉，陈云作为政委，自然更是辛苦。
由于职责所在，陈云亲身经历了长征中的许多重要事件，是很多重要战斗和会议的亲历者。
在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主席，和博古、李德等人进行了激烈的论辩。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抢渡金沙江，陈云又被任命为渡江司令部的政委。
这些亲身经历，为后来陈云的写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
1935年5月，陈云遵照党中央指示，回到上海，负责恢复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组织、设法联系上共产国际。
但是，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陈云一直无法开展工作，后来，共产党决定派陈云去莫斯科。
在上海寻找地下党关系和等待前往苏联的这一个多月里，虽然身处紧张、危险的环境之中，但是陈云还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那就是撰写一份红军长征的报告，以便到苏联后，向国产国际的领导人汇报。
这份报告就是此后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文中之所以假托军医身份、使用化名，一来，是因为军医一般是知识分子，有一定的文字功底，而且军医在红军中属于比较紧缺的人员，有机会接触到中共领导人，身份比较合理。
二来，是为了应付国民党军警的盘查，便于将此报告顺利带出国境。
虽然身份是假的，但是书中所写的事情都是真实的。
长征途中，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1935年1月，中共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此后，随着毛主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政治地位日益提高，人们对这个会议的研究也更加深入。
在遵义会议上，担任会议记录工作的是邓小平，不过，邓小平所作的那份会议记录在长征途中遗失，迄今为止没有被发现。
文件遗失这件事有三种说法：
一是四渡赤水期间，驮着文件的马匹受惊，装有会议记录的铅盒落入河中；
二是过草地时挑箱子的战士误入沼泽，文件陷入沼泽里；
三是胡宗南当年进攻延安时，中央紧急将大批文件秘密埋藏，后来战事频繁，就再也找不到了。
前两种可能性比较大。
总而言之，相关文件的缺失，导致有关遵义会议的许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比如，遵义会议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结束的，都有谁出席了这场会议......
直到195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从苏联运回来了一批中共档案。其中，有一份用蓝墨水书写的手稿引起了人们的极大重视。
这篇手稿的题目就叫《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共有八页，四千多字。手稿揭露了大量关于遵义会议前所未闻的史实，详细记录了遵义会议的情况，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
这份手稿的发现，一下子就解决了许多历史难题！
但是，这份手稿并没有署名，一时间也难以搞清楚究竟出自谁手。
和《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样，这份手稿的真正作者直到1985年才被解密。
1985年1月，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日快到了。
为了使对遵义会议的研究更加深入，中共中央档案馆派人将手稿原件送到遵义会议的出席者手中，希望能弄清楚这究竟是谁写的。
手稿先送到了在北京的邓小平、聂荣臻那里，他们都认不出来。
于是，人们便把这份手稿送到了远在杭州的陈云手中。
谜底揭开了：又是出自陈云笔下。
原来，这份手稿是当时遵义会议结束后，陈云作为政治局常委，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时，所写的传达提纲。
现在很多人一提起老一辈领导人，总以为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是“泥腿子”出身、没有什么文学素养，其实，这种想法大错特错。
陈云不就是个例子吗？
他虽然只有小学学历，但是一辈子没有停止学习、到老依然笔耕不辍。
真要说起来，他比我们现在很多研究生、博士生的水平还要高上许多。
就拿看新闻来说，陈云给孩子们的建议是：
看新闻的时候，要自己开动脑筋，想一想这件事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变化，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跟踪一下该事件的发展，然后再将实际发生的情况和当时自己的判断、理解做一个对比。
这种锻炼自己思维方式的方法，现在不也依然适用吗？又有几个人能意识到呢？
老一辈人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
参考文献：
[1]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又译,红星照耀中国[M].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2]廉臣. 随军西行见闻录[J]. 延安文学, 2016.[3]徐中强. 揭秘中共领导人的笔名[J]. 时代人物, 20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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