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大解放时期,是相对自由、民主、开放、创新的时期。它奠定了光耀千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也是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集权专制理论和体制的形成时期。在当时众多的学术派别中,法家学派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而法家中最著名的是韩非,他是战国末期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同时在某些方面也是集权专制理论和体制的建构者。总的来说,韩非的学说既实用又有理论开拓,是在中国这块特殊土地上开放的一朵社会管理奇葩,历朝历代,无论是变革实践者还是理论先行者,无不希冀从《韩非子》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二千二百多年前,在一统七国的历史进程中,雄心勃勃的秦始皇帝嬴政就时刻把《韩非子》作为枕边书,时时拜读,并且认真实践之。《韩非子》的最大奉献,不是“二柄”,不是“三刀”(虽然“二柄三刀”是韩非之法的主要内容),而是将权力及其黑幕化为煌煌阳谋,陈列于光天化日之下,其深刻明彻,其冷峻峭拔,其雄奇森严,其激越犀利,其狰狞诡谲,其神秘灵异,其华彩雄辩,其生动谐趣,无不令秦始皇帝嬴政佩服的五体投地,必欲为其所用。即便生不能为我所用,则死必为吾鬼!这种心态必然决定了韩非的命运。韩非虽然死于非命,但是他揭示的权力运行法则、治世之良谋却通行了数千年。正如后人评价的:《韩非子》乃药石中烈者,沉疴痼疾,非此不救;用之不当,立可杀人!
今天,中国的改革进入到一个特殊阶段:不进则退,不改等死,改急了猝死。何去何从?我们何不从《韩非子》中找点借鉴?
我们且听听韩非对当时乃至于今的社会现状之描述是何等的精准:“修士(人品高尚之士)不以货赂事人,恃其精洁,更不以枉法为治。人主左右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毁诬之言起矣!治乱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士之吏废。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
当然,韩非又是非常清醒的,变法者与当道者不两存:“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智术之士明察,听用,则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则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如是,智法之士与当道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变法者多数处于不利地位:地位低下,势卑位贱,无党徒附庸,缺乏故交根基之护佑,与君王及其亲信疏远。如此,改革者不死于公法,则必死于私刑。然而,改革者多数是大智大勇者,百十年才能出现一个,宁为改革死,也不愿为愚昧落后腐朽之体制而苟活。
由此,我们能够看出来,韩非的理论是多么的奇特而偏颇。汉以后韩非理论中的专制理念成为中国社会专制政府必备的政治意识形态,他的“法、势、术”理论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的座右铭,集权专制社会成为中国的常态。统治者仗势弄权、持法玩术历数千年而不改!至今如故!就这点看,是韩非之悲乎?还是中国之悲乎?
法家的“二柄三刀”和法家之源
“二柄三刀”简要概括了法家思想的核心:“二柄”指对能够富国强兵的人和事进行奖励与对阻碍富国强兵的人和事进行惩罚;“三刀”则指法家的“法、势、术”。“法”:明法正典,严格执法,以法治国;“势”:君主亲自掌握权力,居高临下,随势变通;“术”: 才位相趁(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辩识臣下之忠奸,防止奸臣搞阴谋诡计、结党营私、篡权夺位,使臣下悚惧,不敢为非)。
应该说,“奖惩”和“法、术、势”比较好地概括了古代法制国家的特点。从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法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断充实,是实践中的综合性学派。从源流上来讲,法家思想的来源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对古人治理国家的经验总结;第二是来自儒家倡导的“礼”制;第三是来自道家的方法论。当然,法家还包容了其他学派诸如墨家、名家、纵横家等学派的一些思想。
西周时期,执政者希望人们依据亲缘、血缘关系保持和睦的人际关系,依照“亲亲尚恩”原则制定出周礼,即“以礼治国”。而太公望提出了“尊贤尚功”:为了富国,要尊贤;为了强兵,要尚功。春秋初期,管仲对齐国的有效治理论证了“富国强兵”理论的实用性。管仲辅佐齐桓公在齐国执政四十多年,为齐桓公首先称霸打下了坚实基础。管仲本人虽然十分重视“礼、仪、廉、耻”是“国之四维”,但是根据其施政措施,和后人所总结他的传世著作《管子》的内容看,我们可以发现他实际上是法家的先驱者。管仲以“仓廪实则知礼节”,主张奖励耕战,增强国力,以“令顺民心”为目的制定新法,并认为“法尊则国强,法盛(法规细致全面并得到广泛执行)则国盛”,并倡导君主带头尊法、守法:“
春秋末期,郑国相国子产的“铸刑书”开创了中国成文法运动和法制公开化。子产主张“法高于王”,开创了平民法治文化。子产主张广开言路,保留郑国国民聚会议论政事的乡校,也对法的普及有重要意义。他支持民众议论政事,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子产还是个大智大勇、以“不贪为宝”的贤者。
法家早期,一些人就对诸如“法”的本体、目的、施行的方法等问题做了具体的论述,这些论述观点与后世法家学者提出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太大不同。但很可惜的是,在这条渊源中所提倡的“法高于王”、“以法为治”的平民法治思想没有得到后世法家继承发扬。究其原因是法家的另外一条思想来源——先秦儒家思想起到了屏蔽作用。在儒家所推崇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逻辑面前,“法高王低”自然会导致“无父无君”的异端。因此,法家在倡导法制的时候就把儒家的伦理纲常作为规则之一。事实上,部分法家理论的奠基者就是儒家大学问家,如荀子。儒家思想从最初就具有很强烈的复古愿望,因此也较为完整的继承了古代的政治经验。儒家先师孔子尊崇“周礼”,认为天下兵荒马乱的原因就在于“礼崩乐坏”,因此他力求维护礼治,恢复秩序,倡导以“仁”为核心的人生观和以德为核心的政治观。儒家的思想学说体系所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再加上儒家子弟众多,其思想对其后产生的法家学派的影响,可以说是所有渊源中最为显著的。
作为法家最初的代表人物李悝(kui或li)就师从孔子弟子子夏,其思想颇具儒家味道。魏文侯时期,李悝由于官拜魏相,得以变法修律,大胆改革弊政。他继承了管仲的重视发展经济的治国理论,对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废沟洫”,“尽地力,善平籴”,重农抑商;在政治上,李悝推行“赏必行,罚必当”的法治政策,加
商鞅是李悝的学生,也是由儒入法的。史载商鞅在初见秦孝公时大谈“王道”,效果不佳,继而论“霸道”,才与孝公投合而被委以重任。商鞅施行“缘法而治”、“制令各顺其宜”、“禁奸止过”、“以刑去刑”等政策,
荀子是战国末期名副其实的杂家,其思想集儒、法、名等各学派于一体(参阅陈敏昭《荀子新读·序》)。作为儒家而言,荀子的思想是面孔严厉的;作为法家而言,荀子的思想则过于温和,很不彻底。荀子的学生韩非正是踏在荀子的肩膀上,将法家理论推向了严酷的极致。从李悝到商鞅,再到韩非,法家理论的刚性化、绝对化趋势十分明显,逐渐从儒学走向了其对立面。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并进一步指出,“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是性恶的原因。荀子在主张“王道”的同时,并不反对“霸道”,认为文治和武功必须相辅相成,才能实现统一。
荀子的学生韩非虽然接受的是儒家教育,却形成了与之截然不同的观点,反对儒家的主张,他有很多观点是通过对儒家经典直接进行批判来论证的。在人性论的问题,师生二人观点差异很大。荀子虽然持性恶论的观点,却没有放任“恶”为人之常态。荀子是通过对人性恶的论证,引出施行“德治”与“礼治”的必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徳治才能使人弃“恶”从“善”,最终还是以“善”的回归作为人的本性。韩非则完全把人性和兽性混为一谈,认为人和野兽的本性都是以夺“利”为中心的,这种“恶”根本无法改变,推行礼教道徳无法使人们弃恶扬善。唯一有效的方法只能是通过严刑峻法使人们意识到如果放任本性之“恶”,就可能招致更大的“不利”,因此只有屈服于“法”的压力抑止本性,才能实现秩序。在治道问题上,荀子的“霸道”是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的,他理想中的社会制度依然是以礼教为本,强力为辅。韩非却认为,鼓吹礼教的儒生乃是祸国殃民的“五蠹”之一,唯有“兵、法、刑”等暴力才是切实有效的治理工具。韩非极大地
在人性恶问题上,韩非认为各种行业都是自私的产物,人因为需要自身生存、求利,才从事不同的适合自己的事业,而从事职业之后使得人更加自私。每一种行业都不是为了服务社会,服务他人,纯粹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需要。“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死而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医生肯冒死吸吮患者的脓血,胜过了血肉亲情,是因为这样做可以给医生带来利益。木匠希望人人都快点死,并非他没有人情味儿,是冷血,也不是因为木匠与人人都有仇恨,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人死多了,棺材的生意就好了。“妇人拾蚕,利之所在,皆为贲诸”,女人害怕蚕虫一类小动物,但为了卖丝谋利,也就敢于捡拾,利益的力量可以把女人变成象专诸一样的勇士。
即使在家庭成员当中,人也是为利而存在的。父母对于自己的亲生骨肉也讲求利益至上,生了男孩多了劳动力,则十分高兴;生了女孩则多了累赘,则杀之从“计之长利也”。即使夫妻之间,再恩爱情长,也不可信。丈夫希望多挣钱,而妻子担心丈夫钱多了会另寻新欢,希望财产适可而止。“从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人与人之间不可真心信赖,个个都是追利逐欲之徒,没有人不是从个人私利考虑的。
在君臣关系上人性更是险恶,皇帝是天下最大之利,人人都会去争夺,而君王要时刻警惕臣下的谋反。君臣关系仅仅是利用与被利用关系。君王利用臣下来巩固自己的王位,臣下
韩非对儒、法、道三家的整合。法家的三条源流大体如上,它们的合并是通过韩非完成的。韩非的思想极其丰富,他研究先秦百家的各家思想,不光对儒家、道家、墨家、法家进行分类,也将法家学术以商鞅、申不害、慎到为代表人物分为“法、术、势”三大板块。在划分过程中,他对这三家的思想进行批判和继承,逐渐生成了他自己的理论,最终将儒、法、道三家在战国末期熔于一炉。
韩非“法、术、势”
韩非法学思想基本上继承和发扬了商鞅学说。强调法令的公开性和正义性,认为法的基本价值在于“禁奸止过”,是君王治理国家的方法,较多的停留在“法”的工具性价值上。韩非的“术”,继承了申不害的“术”,他认为,“术”的秘密性和任断性导致它具有“法”所不具有的威慑力,因此“法”、“术”结合使用才是完善的统治方法。韩非的“势”说由慎到和申不害而来。韩非讲:“势者,胜众之资也。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可以看出韩非的“势”说意在于揭示“法、术”得以施行的幕后原因。
商鞅之“法”出于儒家,慎到之“势”和申不害之“术”出于道家,三家从源头上就存在着巨大差别。因此,法与势、术之间同样存在矛盾。儒法家从“脱儒”过渡到“反儒”,但思路始终是围绕着儒学论是非的;道法家根据道家理论论述自己的观点,虽然也与儒家不同,但所造成的是“儒”与“道”的不同。与“法”相比,“势与术”强调权力。“法”的理想是为社会树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既然是统一的,就必然要求规则平等适用。“势、术”学说则明显是反对平等的,权力并非人人都有,权力的所有者必然凌驾于普通人之上,排斥与普通人获得同等待遇。在这个问题上,韩非的答案是“势压于法”,即肯定了在权势背景的支持下,法的效力是有限的。韩非虽然继承了商鞅“壹法”、“一断于法”的理论,但又有补充,只称“刑过不避大臣”,君王守法则只是为了起表率作用,并不是法天然具有胜过权势的性质,因此,君王可以是“法”外之人,重臣可以是绳外之客。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儒学的等级制,更加
法的公开性和公正性
韩非之法的首要涵义就是法的公开性,“法莫如显”。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私有制的进一步完善,人们不满于这种现状,迫切要知道国家的法令允许干什么和禁止干什么,这样才能使民心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商鞅曾经讲:“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其意非常明确:其一、老百姓知道法律后就不会故意做危害社会的事;其二、官吏明白法律也不会随意伤害老百姓,尤其后者,对司法公正的促进意义相当耐人寻味的。
法的第二层涵义就是公正性。韩非认为,法令是国家的规范,实质上是执政者集体意志的体现,代表了整个国家的意志而并非个人意志,“凡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法令是治理天下的工具,一旦颁布,就成为普天下臣民遵守的公理定式,不以君主的个人意志和性格爱好而随意改动。越是推行法治,越要废除个人意志对法制的干扰。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不会给个人意志让步的:“法之功,莫大于使私不行”。在我们今天看来,法律是否公正还应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立法者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是社会各个阶层、不同利益团体通过公开方式选择的代表组成;法是利益各方相互博弈、妥协的结果。只有这样,法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在韩非看来,法的公正性还表现在其权威性。韩非认为“法不两适”,法律决不可以偏袒的,决不可以存在一法两制,一律两罚的现象。法的公正性无法兑现,那么其权威性必定荡然无存,法律是治理国家的规矩,本身就应当毫无偏颇。“法令者,君臣所共守也”。法家主张“壹刑”,就是要求刑律同一,即贵族和庶民平等适用法律,因而提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在法家看来,之所以出现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乱法”现象,必定是因为上层官员不守法,因而提出“法不阿贵”的强硬口号。如果上层社会犯法得以宽纵的话,那么,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也就无从提起。韩非认为,首先
势:执政之权势
韩非讲:“势者,胜众之资也,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势就是权力,执政有势,才可以推行法令,而推行法令的目的恰恰是强化和巩固执政权力,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君王之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靠得就是权;君王对臣民有“生杀予夺”的地位,靠的也是权。
韩非还反对多极化、多元化的权力中心,竭力鼓吹中央集权。他坚信权力是中央政府高度统一的,是不可分割的,决不允许别人分权。国家的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应当集中于皇帝一人,最好的政制就是独裁专政。这样才能缔造出高效率的政府,“道无双,故曰一,是故
进一步,权力的集中还必须归纳于专制。“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君主必须把中央权力集于一身,决不能将“国之利器”分于人,君王的权力不能下放于臣下,下放一次,祸害就会一百次;开一次先例,后患无穷。君主必须独裁,牢牢地控制权力,来不得半点马虎。君王高瞻远瞩、洞案秋毫、铁腕治国,敢于排斥众议,独断专行。如果一事听于臣,以后会事事听于臣,就会被臣下牵着鼻子走,这样的君王也是长不了的。
术:御臣之技
术就是君王用来考察、监视、驾驭臣下的一种秘密武器,“术者,藏于之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韩非虽极力推崇君主专制独裁,但他自己也明白,国家之大,并非一个君王所能亲自管理得了的,这就需要管理好一批能臣,依靠他们来治国平天下。术的最大特征就是不公开性,“法必欲显,而术不欲见”。术本身就是君王对付臣下的一种阴谋。如果说法的公开可以产生对臣民的威慑,那术的隐藏本身就是对臣下的一种威慑。
术之源就在于道家的“君道无为,君道有为”。“君道无为”要求君王必须深藏不露,显示出高深莫测的状态,不能让臣下窥探出自己的心迹,从而
韩非认为术有两大作用:其一是考察臣下的智愚。君王治理天下,必须任用有能力的臣子来辅助自己。臣子有没有本事,看一看他能不能做事,有无功劳就可以。“君道无为”就提出君王应该把具体工作推给臣下,看他是否能够做得来,君王只需监督和考核就可以了;其二是察辨忠奸。无能之臣还不碍事,顶多浪费国家俸禄,而奸臣则不得了,他们是君王身边的危险,随时有可能取而代之,韩非总结了可
韩非的“法、势、术”理论在总结借鉴前人的基础上自成体系,把政治权力归结于势而非德、归结于法而非礼、归结于术而非仁,深刻揭示了集权专制的实质,这是他对历史的巨大贡献。
史海钩沉——由礼义而至政法
中国战国末期,列国争雄,根源皆出自生产力的大发展。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快速进步,造成了大量新兴政治势力的产生,他们势必提出要走上历史舞台的要求,改变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以及具体的制度,就是首要之务。
--- 礼崩乐坏,皆因生产发展 ---
《战国策》中的一则记载,可以作为战国后期生产力大发展的旁证。
赵国名将赵奢,曾在阏与(yan yǔ)之战中大败秦军,并受封为马服君 ( 他是纸上谈兵赵括的父亲,生前曾断言说赵括不可为将,但后来赵王不听。 )。他在生前,曾与齐国名将安平君田单 ( 火牛阵复齐七十余城 ) 论兵。
田单说: “ 将军您的用兵策略确实高明,但让我有点不太敬佩的只是您使用的兵力太多。我听说古之帝王,用兵不超过三万人,天下就能归服。现在将军您每次却一定要凭借十万乃至二十万的大量兵员才能作战,这是我所不佩服的。我认为使用的兵员多,百姓就不能很好地耕种,还要从别国买入大量粮食,并进行远距离的输送,还不一定能保证军队供应,这是国家自破之法,我不会这样做。”
应该说,田单所说很有道理,所以他的前辈、同样是齐国名将的司马穰苴,就说过 “ 国虽大,好战必亡。 ”
无他,国力消耗跟不上而已。在现代国家中,二战中的德国、日本,且不论其他方面的原因,单从军事上说,都犯了这个错误,扩大战场的后果世人皆知。
而在当代国家中,符合这一点的典型就是美国。从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科索沃战争、轰炸利比亚、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及东乌的介入,大大小小的仗打下来,哪怕是几乎全胜,国力也经不住消耗,显露出明显的颓势。
再来看赵奢是怎么回答田单的,他说: “ 古代海内有万国,城的大小不超过三百丈,人多不超过三千家,用三万精兵去打这样的国家和城池,当然不会有问题。可当今之世只有七国,随处可见的是城可以上千丈,人可以上万家, 三万兵怎么够呢? ”
赵奢进一步说:“ 就以你们齐国为例,当年动用了二十万兵力攻楚,五年才结束战争;之前我们赵国出动二十万兵力灭中山,也整整打了五年才告成功。现在齐、韩两国互相敌对,却又势均力敌,有谁敢对我夸下海口,说他能用三万兵力去援救这两国呢? 当今之世,如果用三万精兵,恐怕连城邑的一个角落都围不住了吧?至于在野外作战,那就更不用提了。”
田单听了之后直流汗,同意了赵奢的看法。
赵奢、田单都是史上名将,在唐朝建中三年 ( 西元782年 ),时任礼仪使的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战国时代被列入的名将中,就包括了赵奢与田单,同时代的还有孙膑、廉颇、李牧和王翦。
所以,并非是说田单 “ 兵多耗国力,乃自破之道 ” 的看法不对,只是他忽视了战国末年国家力量对比的态势发生了变化,也忽视了战国末年生产力水平的大发展,此时战争需兵多,是不得已而为之也。
同样,放到今天来说,以现在世界的生产力水平,战争所需要参与保障的各类人员、物资和财力只会更多,所以前面说,美国就是一个典型被战争消耗亏空的大国。
生产力大发展的结果,导致原来以 “ 领主-农奴 ” 为主体制度的战国政治体制,已经不能够随之适应——也就是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
所以,以孔子肇始、孟子阐发的仁义礼仪之道,就自然岌岌可危了。
--- 人性本恶,荀子以人胜天 ---
就在此际,荀子应时而出,长期在齐国稷下学宫任祭酒的他,与多国之士交流碰撞,提出了 “ 人性本恶 ” 和 “ 以人胜天”说。
面对传统儒家礼义已经不适合战国现实的实际情况,荀子自称上承孔子原义,称人生来皆有欲,所以有欲必有争,有争必有恶。
荀子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正是见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提出了 “ 礼 ” ,只有知礼学礼,人才能变恶为善。
基于学礼知礼,又可把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王公、大夫、士;一类是庶民。士以上属于知礼类,知礼为善,对此类中的非礼者,应以礼义约束之;而士以下属于不知礼类,不知礼为恶,对此类中的非礼者,应以刑罚制服。这也是对 《 礼记 》 中 “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 说法的进一步阐发。
荀子还认为:自然有常理,人掌握其理,利用工具,就能够治理外部的恶劣条件,改善人类的生活水平。进而,荀子认为人之所以能胜天,是因为集体 ( 合群 ) 的力量。
因此,只要制度合理、各安其位、共同努力,利用人群的力量,就可以战胜天地,把握人类自身的命运,而不是把人类的命运寄托在虚无飘渺的老天和神灵身上。
礼,就是确保人类群体的制度合理、各安其位、共同努力的基本保障。可以说,荀子的礼义,已经与原始儒家的礼义不同,更带有法家的意味,也符合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的需求,因此最终被秦国等国广泛采纳。
--- 两徒一师,李韩法家大成 ---
荀子教出了两个大名鼎鼎的徒弟——李斯与韩非。
李斯更长于实务,入秦为相,手握巨大权柄。
韩非长期居韩,更多阐发法家学说。可以说,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总结了诸子常说的集大成者。
韩非先后吸收了荀子的儒家学说、老子的道家学说、以及传统的法家、名家学说,形成了独特的刑名法术之学。
他主张废弃儒家所说的人分两类、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学说,改为一视同等地用刑。
韩非以前,传统的法家、名家原本有三派——法、术、势,各有侧重。
李悝、商鞅属法派,著法经、定秦法,强势变法,要求国君制定法令,从上到下无人不得不守法。最终商鞅变法所得罪的传统贵族领主进行反扑时,商鞅自己在逃亡时,也受限于自己之法。
当他逃至边关,欲宿客舍时,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鞅,见他未带凭证,告诉他按照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拒绝留宿。商鞅只好又逃回自己的封地,最终在贵族讨伐他的争战中失败而死。
可以说商鞅是个 “ 作法自毙 ” 的悲剧人物,但也可以说商鞅的变法非常成功。
申不害、尹文属术派,所谓术,就是所谓的帝王之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方法。代表性的术包括尹文提出的 “ 形名 ” ——言行。
所谓形名之术,就是让君主考察臣下的言行是否相符,“ 法 ” 是公开的,是臣民的行动准则,而 “ 术 ” 却是隐藏在君主心中,专门对付大臣的。
春秋战国时臣下弑君已成风气,这一残酷现实告诉申不害,人君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民众或敌国,而是来自大臣。所以他一再告诫君主,对君臣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
申不害在韩变法,十五年使韩国富强。但缺点是,申不害和韩昭候一死,少了善于用 “ 术 ” 之人,而 “ 法 ” 之威权又未行,韩国转衰。
慎到等人属势派,所谓势,就是凭借权位 ( 今天来说就是体制 )的力量。权重位高者,自有可用之人聚焦,一言之出,必有响应。既不需亲力亲为,又不需一定要等待大贤出现——上溯三代之时,则往往需有待大贤,比如商汤得伊尹,周文王得姜尚等。
慎到认为,春秋战国之时,君王借权位之势,执术驭下,群臣守法,则自然可治天下。
在慎到看来,势在法、术之上,主张君王先取势,再以势行法和尚法。关于术,慎到认为尚能不尚贤——就是用有才能的人,不必用道德高尚的人,嗯,这个在今天已经很不讲政治。
连荀子都批评他 “ 思想散乱、提倡尚法而实则无法 ”。简而言之,如果体制内都充斥了有能而无德之人,能指望这些人去行法守法吗?所以这里面有矛盾——根本上是 “ 怎样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 和 “ 谁来监督李达康和沙瑞金 ” 的问题。
韩非子集法家、名家的法、术、势三派学说于一体,用荀子 “ 人性本恶、人可胜天 ” 的思想为基础,采用老子的术,商鞅的法、申不害尹文的形名等君王驭下之术、慎到的势,构成了完整的封建专制统治学说和政治理论,符合战国末期的生产力水平,以及新兴地主阶级强势登上舞台的历史需要。
所以,韩非子之说,被自秦开始的无数中国封建王朝所采用。
--- 重术轻道,法家往往害身 ---
历史上的法家,通常重术轻道。
比如韩非十分推崇老子,但在其解释道德经时,一味用其刚强之术,完全不提老子道家的根本之道是守弱无为。
即使是更早的申不害,他作为道家重要分支 ” 黄老之学 ” 的代表人物,也只重视养生、方技、数术、兵法、谋略等形而下之术,而忽视形而上之道。
因此,申不害之外,商鞅、李斯、韩非等法家的代表人物,无一能保自身,最终的结局都不好。
商鞅的结局前面已经说过。韩非则是被秦王仰慕,千方百计逼到秦国,却被李斯嫉妒害死。而李斯自己,先与赵高政治合谋,后死于赵高之手,被腰斩惨死于咸阳。
后世秉承法家思想之人,但凡要行国政,就一定要有抬棺材趟地雷的思想准备,如果不是后来向既得利益集团妥协早早下台,下场肯定不会好。
即使是开国之主,威望和能力震古烁今,也只能在生前施行,一旦去世,时间不用太久,妻子都未必能保住。
相比之下,周初吕望、汉初张良这样的,更偏于道家,在继承黄老之学的同时,又秉承了道家的柔弱思想,所以才能功成身退。
所以说,法家尤其难得,让人百感交集、一言难尽啊。
中国历史上,只要法家之人一出,必然雷厉风行,往往国家之沉疴迅速得以救治或得到大幅缓解。但与此同时,法家出手必然横扫一大片,有无数人陪葬或被误伤。
以笔者观之,法家之行事,如猛医果断割肉治疮,下刀之时,一定会多割掉周边的一些好肉,割的时候也一定会痛彻心肺。如果此时病人身体底子尚好,就可度过一时的虚弱,迅速转危为安;如果病人本来就已经风烛残年,则一刀下去,疮治好了,人也玩完了。
所以,法家最容易树敌,往往结局堪忧。但话又说回来,真正的法家之士,行事时,又是从来不会为自己的后路和保身之道考虑过多的,那些考虑好保身之道的,往往不是真正的法家之士。
法家之士之让人又爱又恨,就在于此吧。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