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殉国

韩非，战国末期法家人物，大名鼎鼎。曾与李斯一起拜荀子为师。他的著作传响当代，留香后世。他主张以法治国，特别推崇集权和专制，但终其一生却无用武之地。他四十七岁奉命出使秦国，命断同学李斯之手。他十分不甘，却无力回天，谱写了一曲弱国的末世悲歌。

韩非出生高贵，父亲是韩桓惠王。这个韩桓惠王是韩国的没落之君。他执政的一生，是韩国加速走向衰亡的岁月。《史记﹒韩世家》记载：“（韩桓惠王）九年（公元前263年，此时，韩非十七岁），秦拔我陉，城汾旁。十年，击我于太行，我上党郡守以上党郡降赵。十七年，秦拔我阳城、负黍。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荥阳。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党。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这里的“拔”就是夺取和占领，夺取得甚是容易，像拔萝卜似的。秦国对韩国（我）一“拔”再“拔”，韩国的的十八座城和全部上党地区就拔进了秦国的版图。我们仿佛听见了“拔”的声音，那是急切的马蹄声，高亢的号角声，冲锋陷阵的呼啸声。秦军如威猛黑龙，摧枯拉朽，狂卷一切；韩军不堪一击，哀嚎四散。泽国江山，流血漂橹。面对秦王的强势侵夺，韩桓惠王束手无策，仰天悲叹，接着就一命呜呼了——那是公元前239年，韩桓惠王三十四年。这一年，韩非四十一岁。孔子曰：四十不惑。韩非却陷入了深深的迷惑。他弄不明白他的父王，也弄不明白他的王兄安。他痛恨治国不求人才，不任用贤人，反而提拔重用没有真实本事的势利小人；他痛呼“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他满怀激情，“数以书谏韩王”，韩王却没有任用他。他待韩国，心若赤子；而韩王待他，似非亲儿。没有重视他的呼喊，没有给他一个机会。他枉有远大志向，枉有横溢才华，在国事上始终无所作为。韩桓惠王死后，王安上位过了五年苟且偷生的日子。秦国的精兵劲旅又张弓射弩进攻韩国。危急时刻，韩王安竟派韩非孤身出使秦国，斡旋国事。韩非一到秦国，就给秦王上书，可是秦王没有召见他。韩非终究没有完成国家使命，反而葬送了自家性命。

韩非之死，于韩国无功，于秦国无用。就其身份和才华来说，真是生也窝囊死也窝囊。但从其国使的身份论，却也算得上是以身殉国了。

韩非当年对国事无望，悲愤中写出了《孤愤》、《五蠹》。文章流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览文后大起仰慕之情，感叹说“要是得见这个人，能够与他交往，死也无憾了！”可韩非真的到了秦国，秦王却把他晾在一边。呵呵，你来的时机不对呀——寡人正要灭你的国呢；你的身份也不对呀——寡人不需要一个弱国的国使。所以秦王就听信了李斯的话，把韩非下狱治罪。本来就嫉妒韩非才华的李斯，生怕秦王重用了韩非阻挡了他的前程，这次逮着机会就给韩非送毒药了——这是君王要我送你的，你就早早地吃了吧。韩非吃药前想见见秦王为自己辩白，可是见不了。秦王仿佛在天边，中间弥漫着无尽的迷雾，山重水复，没有通路，韩非含恨而逝。也不知过了多久，秦王忽然想起了被他下狱治罪的韩非，就派人去赦免他，可韩非早已魂归地府了。这时的秦王竟连一句怜惜的话都没有。这和当初“要是得见这个人，能够与他交往，死也无憾了”的仰慕反差十万八千里。雄主之心，真是沟壑幽深啊。可怜韩非，呜呼哀哉。令人痛心的是，一千二百多年后的大人物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评论韩非的死，竟然说“乌足愍哉”。

乌足愍哉！什么意思呢？按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值得同情。

司马光说：“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死矣，乌足愍哉！”意思是韩非替秦王出谋划策，第一个就想灭掉自己的祖国，以推行自己的言论，死都不足以抵偿他的罪——司马大人的意思韩非就是个叛国贼，是个“韩奸”，应该判他死罪，现在李斯把他弄死了，好得很，乌足愍哉！

这么个说法在司马光大人那里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叛国呀，罪之大万死不足以赎其身。司马大人的想法应该是，韩非最好是直接死给秦王看，绝食、上吊、撞墙、跳河等等，反正把自己弄死就行，先表现了自己的气节要紧，至于韩国救得了救不了，只要死了，可以不管。其实韩非已经很努力地想办法拯救他的韩国了，可秦王绝不可能听。时势不合，其奈天何？韩非见不到秦王的面，他没有机会像蔺相如那样以血溅五步来威胁秦昭王为赵王击缸来挽回赵王的尊严，也没有机会像毛遂那样在十步之内按剑胁迫楚王与赵国定下合众之约，更没有机会像荆轲那样来个图穷匕首见。同样是士子，苏秦、张仪纵横捭阖，挥斥方遒。我想，韩非也想豪气干云，纵情放言，一言直抵百万兵，挥手退强秦。可惜时势不合，其奈天何？且身为国使，救国之责万钧之重。偏偏又见不到秦王，也得不到秦王的一句话。韩国的命运到底如何，他总要得到个结果。他必须得瞻前顾后，不得不束手束脚。他只能按自己认为可以的方式去开展外交行动，是非好坏无从考量。司马光大人用自己时代的“三观”去度量韩非，实属不明事理。

太史公司马迁说：“我唯独悲叹韩非撰写出了《说难》，自己却逃脱不了游说君王引来的灾祸。”而扬雄在《法言》中评韩非之死也正是死于自己的这个“说难”。两个人对韩非之死都表现出了深深的同情。这两个人离韩非遇害殉国的年代没有超过两百年，相比于北宋的司马光，更理解韩非的处境和作为。也许在他们的思想深处还有一个周王朝。事实上，东周王朝到公元前256年才完结（当年韩非二十四岁），此时正是秦王嬴政的军队占领韩国阳城、负黍的时候。何况周德延续，绵绵不已。在他们看来，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只是王朝内部“兄弟阋于墙”的纷争而已，并不是灭种亡族的存亡之战。君不见战国七雄，打打杀杀又拉拉扯扯？今天张三李四王五组团打六麻子，明天六麻子又和李四王五组团打张三。热热闹闹，血肉横飞。一言不合即开打，打着打着又兄弟举杯共饮三尊。信陵君窃符救赵这样的事在七国间都作为美谈流传，韩非对秦王的一番言论算不得出卖宗国，游说而已。

游说而已！韩非自己就是这么想的，所以一到秦国就向秦王上书，洋洋洒洒，谋划破除合众的方略。韩王安恐怕也是这么想的：一场游说而已。要不然派遣韩非为国使，处理事关国家存亡的危急大事，居然连副使都没给他配一个，更没有后续的周密举措。让韩非孤身使秦，韩王安几个意思呢？真的相信秦王进攻韩国就是为了得到韩非这个贤才？贤才给你送来了，你不会还进攻我吧？而韩非本人，只是个思想家和理论家，没有经历过残酷斗争的磨练，政治上是幼稚的。没想到国王安也这么懵懂愚昧。看看人家秦王嬴政，听从李斯的计谋，派人游说六国，用重金收买有权有势有名望的人物，同时派出杀手，对收买不了的人，就咔嚓掉。与这种霹雳手段比起来，韩王安的举措就是个小孩子办家家的行为。何况此时的天下大势，已经不是苏秦、张仪大肆游说的时代。秦国一雄独大，兵强马壮。秦王嬴政要振长策而御宇内，一举兼并天下。韩非怎么游说都不会有理想的结果出现。他孤身赴秦，注定是一条不归路。

 韩非上书努力游说秦王，也在努力挽救韩国。他实际上是没有游说经验的，只能凭借自己的游说理论去做。他在《说难》开篇说：大凡游说的困难，在于如何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然后用我的说辞去适应他。——毫无疑问，这话在理论上完全正确。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顺着人家的心意说话，人家才听得进嘛。秦王你不是要兼并六国称霸天下嘛，我就顺着这个意思和你说。所以，他给秦王的说词先就大讲特讲秦王早该成就霸王之名，一统天下，可惜你的谋臣不行，关键时候引军而退，致使大王你现在还在拼命四处进攻，搞得士兵疲惫，国库空虚。听我的，毕其功于一役，给你破了合众抗秦的联盟。若果我的话不准，你就杀了我，给那些不为你尽忠的谋臣做个警示。——韩非对自己的才华很自信，但这话确实不合他国使的身份，但是没有谁还能设计出更好的说词，让韩非人格高贵、气节高尚地说下去，并且让秦王高度关注起来呢？好像没有。所以韩非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说下去，说下去，终于就说到了韩国。韩国不能灭啊！韩非在上书中对秦王说：“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蔽，入则为蓆荐……且夫韩入贡职，与郡县无异也......韩为内臣,秦犹灭之,则天下从赵攻秦,计为得矣。”他把秦国与韩国定义成主仆关系，主人出门，我韩国给你当保镖，主人回家，我韩国给你暖床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韩国为你秦国做的事情，和你的一个郡县也没有什么不同......韩国就是你秦国的一个家臣，你还要灭掉它。——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呀！——那么天下诸侯就会紧跟赵国攻打你秦国了。这个救亡图存的话韩非说得相当直白了，而且姿态放得那么低下，语气那么卑微（《韩非子》）。他是国使，为了韩国，必须得说呀。至于有没有用，秦王听不听，他韩非也就这么着了。

韩非在上书中慷慨陈词，把想讲的话全部先讲了。这恰恰犯了游说的忌讳。他自己在《说难》中阐述“游说之难”有六种危险，他给秦王的说词，就使自己身陷三种危险：一是说大了秦王的过失：秦国本来有三次成就霸王的机会，可关键时刻就引军而退，致使霸王之业未成，韩非说的是秦王的谋臣不忠，实际指的是秦王犯下重大失误；二是与秦王交浅言深：韩非和秦王从未谋面，并未了解秦王的所思所想；而秦王也只是读过他韩非的文章。可韩非上书，为秦国定方略，图谋天下，虽然说韩国不能灭，但其中却有“亡韩”字样，话题敏感，口无遮拦，说得又深又细。表现得比秦国老臣还忠心。言多必失。三是强秦王之所难。秦王要的是兼并天下，把六国一个一个兼并掉，国力弱小的韩国首当其冲。韩非上书，竟然维护韩国，想拯救韩国，这和秦王的人生目标极端冲突。不知是情非得已，还是政治智慧有限，或者确系无可奈何，韩非身陷三危而不自觉，孤身陷秦又无外援，秦国君臣对他的态度他一无所知，瞎人盲马，对自己的处境没有深切的洞察。秦王的不信任，给了李斯置他于死地的机会。其实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无论他韩非说什么话，无论他韩非采取怎样委曲求全的态度，都没有实际的意义。弱国无外交嘛！韩非代表韩国的利益与秦抗争，可是他没有抗争的资本。他向秦王出谋划策，在秦王看来未必就比他的谋士高明，就和李斯比，也并不强。至于存韩救韩的意思，更是与他的“三观”不合。道不同不相与谋嘛。尽管韩非做了努力，自然是没有他期望的结果的，但这给司马光大人的感觉就是背叛。韩非是以不合身份的言论举止，犯下与他的学识和智慧不相称的错误，被秦人怀疑，被后人诟病。可是，除了死，韩非真的还有其他的办法吗？太史公悲叹其“为说难而不能自脱”，实在是痛惜至深之语。

 纵观韩国自“三家分晋”立国为诸侯，传国十余世，除了韩昭侯用申不害变法图强，其他没有可圈点的人物。在被灭国的前夜，韩王安派遣韩非这样一个没有实际政治经验和政治手腕的书生去敌国斡旋，意图存国，实在只能说是尽人事听天命。这样的韩国在战国那样弱肉强食的时代，竟然传国十余世，简直就是奇迹。所以司马迁都感到不可思议，认为是韩国的祖宗韩厥为保存赵氏遗孤修了阴德，上天保佑，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但君王不用，再好的文武艺也是无用之术，再能干的人才也是废材；国家不强，再好的人才也只能成为殉葬品。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韩非殉国，悲哉！

………………………………………………………

韩非虽然是荀子的弟子，思想主张却与荀子大相径庭，他没有承袭荀子的儒家思想，却爱好“刑名法术”之学，整理并发展法家思想，成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反对政治治理的原则建构在私人情感联系与当代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上，主张将人的自利本性作为社会秩序建立的前提，强调君主统制权视为一切事物的决策核心，君权是神圣不可侵犯，君主应当运用苛刑峻法重赏来御臣治民，以建立一个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

韩非在其《韩非子》里面有《解老》与《喻老》两篇，直述自己思想部分也源自于老子，故后世称之为道法家，意味从道家里面延伸出来的新法家思想。但韩非的道法家与道家有一些差异。

简单说，韩非子仅取《老子》'无为’的思想，《老子》认为处世，不需要拘泥固定形式与方式，只要顺着大道即可。但韩非认为无为，落实在君王统治上，应该是无论特定喜好，或不喜好都不能被臣下推测与掌握，此观点还包括施政习惯，统驭方式等，应该阴晴不定，难以掌握。如此才不会反被臣下驾驭，这也就是申不害的“术”。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解老》与《喻老》部分，似乎与韩非其他论述有出入，可能不是韩非所作。

韩非之学出于荀子，源本于儒家，而成为法家，又归本于道家。其最高理想为“君无为，法无不为”，认为法行而君不必忧；臣不必劳，民但而守法，上下无为而天下治。但其学说过于尊君，为后世所诟病。

韩非另主张'名实相符’，认为君主应根据臣民的言论与实绩是否相符来决定功过赏罚。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韩非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难者》），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的论点。

韩非的全部理论导源于荀子“性恶论”思想和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国家的政治目的。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人的心理无不“畏诛而利庆赏”（《二柄》），人君的职责就在于利用“刑” “德”二手，便民众畏威而归利。

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他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

韩非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

韩非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难得的。韩非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寡的关系，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韩非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解老》）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解老》）“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韩非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韩非反对“前识”的观点。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

韩非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君》）的著名论题。“参”就是比较研究，“验”就是用行动来检验。韩非认为，不经过“参验”而硬说是如何如何，是无知的表现；不能确定的东西而照着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

韩非思想中有不少辩证法的因素。看到事物不断地变化着，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为常。”（《解老》）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他所讲的矛与盾的故事，对人们分析问题 表达思想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韩非的政治思想为中国封建统一事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哲学思想包含了相互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开拓了人们的思路。韩非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思想家。

《韩非子》是韩非主要著作的辑录，共有文章五十五篇，十余万字。里面的文章，风格严峻峭刻，干脆犀利，里面保存了丰富的寓言故事，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

韩非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韩非还继承了荀子关于封建专制的一些思想，并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倡导者。

虽然我们可以说儒家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①和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②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有一定关系，但是都不如韩非讲的明确。《韩非子·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①　《论语·颜渊》。

②　《孟子·滕文公上》

③　《韩非子》卷四《和氏》。

③　《韩非子》卷十七《难势》。

②　《孟子·告子下》：'白圭曰：'吾欲取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　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可乎？'曰：'不可，器用不足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　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里，韩非把臣、子、妻对君、父、夫的从属关系作了肯定，并把三者的顺逆看成是天下治乱的'常道'。这就有了三'纲'的基本内容。加上韩非的'法'、'术'、'势'的政治主张，便使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

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的哲学家、法家学家韩非；二指一本书，是韩非死后后人搜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的。

　　韩非（约前281-前233），是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韩非子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是战国后期韩国的王族，善著书。

　　韩非子生活的时代，韩国国势日益削弱，他出于爱国心，屡次上书韩国国王，建议变法，主张统治者应当以富国强兵为重要任务；但国王并没有采纳。于是，他根据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社会状况，写出了《五蠹》、《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政治论文，辑为《韩非子》一书。他的这些论文在韩国不受重视，却传到当时的强国秦国，很受秦始皇的喜欢。秦始皇举兵攻韩国，韩国国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求和，秦始皇留下他准备重用，当时任秦国丞相的李斯是韩非子的同学，深知韩非子的才能高过于他，出于嫉妒，于是向秦始皇进谗言诬陷他。秦始皇听信谗言，将韩非子投入监狱并毒死了他。

　　韩非子的主要著作《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