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泛指黄河中下游的河南省腹心地带,以及山西、河北、山东省的部分地区。中国自古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中原地区历来也被看作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文明的中心区域。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长江流域、辽河流域以及珠江流域等地考古工作的逐步深入,在各地都找到了早期文化的遗存,对这些早期文化的研究表明,中国各地的早期文化和早期文明的演进方式可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因此,对于所谓的中原中心论,或者是中国文明的一元中心论,近年来学术界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在此,我们想就中原地区在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以中原文明为主的多元文明共同发展
20世纪初期,当近代考古学刚刚引入中国之际,最初发现的就是在河南省广泛分布的仰韶文化。时至今日,仰韶文化仍然是黄河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虽然它的分布范围覆盖了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但是,这种文化的中心区域始终是在河南省的黄河沿岸一线。黄河、黄土、黄帝这些概念,构成了中国远古文化历史画卷中的基本要素。
仰韶文化之后,黄河流域普遍进入龙山时代,一时间,各种地方类型文化百花齐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然而,这种文化的多元发展在黄河流域仅仅是长周期变化中的昙花一现,随着夏族的兴起,夏人很快统一了中原地区,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世袭王朝。夏商周三代沿袭,中原王朝统一的范围逐步扩大,终于在秦帝国时期达到了整个黄河、长江流域的空前统一,奠定了今日中国文明的基本框架。
长期以来,人们拘于《史记》将黄帝尊为人文始祖,作为中国古代史的开端,结果造成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一元论:一个始祖——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块发源地——中原地区。20世纪以来,随着历史科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大量地下考古资料的出土,学术界开始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在中国的东西南北中都有早期文明的生长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不是单元的、直线的,而是呈“多元一体”状态。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钱光培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多元一体化,揭示了中国为什么能以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文化根源,也揭示了中国早期文明中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之间为什么能合而不同、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形成“合和”的中国哲学的文化根源,突破了过去以黄河文化论中华文明起源的传统认识。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专家学者中还有如下看法:一是两大集团说。认为中国的古代文明可以从东北的黑龙江到西南的金沙江划一条大斜线,一边以半坡文化为代表,属高原山岭型;另一边以清莲岗系统文化为代表,属川泽湖泊型。二是接触地带说。主张以阴山、秦岭、南岭三条山脉为标志划分出几个接触地带,划出各种文化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三是大小中心说。仍然坚持黄河文化是一个大的中心。四是辽河流域文化中心说。理由是东北红山文化并非受黄河仰韶文化的影响才形成的,它有它自己明显的独立特征——远古文化、北方狩猎民族文化的特点更加突出,远古时期并非落后于中原文化。五是起源于湖南永州说。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梁庭望依据民族文化布局结构,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分为四大板块:中原文化圈、北方草原森林文化圈、西南高原文化圈和江南稻作文化圈。他认为,中原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它的特殊功能在于促进了四个文化圈的交流、整合、升华,中华文明便是在这种交流、整合、升华中不断发展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高起祥认为,不同学术观点的提出、交流、碰撞,有利于搞清楚中华文明的源流以及发展脉络,使之取得更加接近真理的结论。他认为,随着专家学者的不懈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发展史一定会更清楚的呈现于人们面前。
二、中原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早期模式
当中原地区开始进入文明化时代的时候,在中原地区的外围,大多数地区的土著文化也开始了这样一种发展进程,即文明时代是以一种“满天星斗”的方式出现在中国各主要原始文化分布区内。正是这种多元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国古代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更多的表现形式和地域特征。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早期阶段,中原地区并没有体现出所谓的中心作用。我们发现,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并不比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地方文化更加发达。但是,在其后的发展进程中,一些地区的文化整体衰落了,出现了有利于中原地区文化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强化,终于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国家政体。而这种新的文化发展中心一经出现,便显现出巨大的能量,夏、商国家控制和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随着武王伐纣的成功,周人在全面整合黄河上、中、下游地区各种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以更加包容的战略,在更大的范围内,统一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及处于两大文化中心边缘的其他地区的各种地方文化。显然,周文化的内涵已经不能简单的用中原地区或黄河流域文化来概括。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作用呢?从考古发现来看,夏商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不是它的陶器和其他日常生产、生活方式,而是它的礼仪制度和等级观念。周文化对于夏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也是体现在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上。这些具有中原文化传统的各式礼乐制度和其他表现形式,同时也影响到了北方的长城地带和辽河流域,南方的四川盆地、湘江流域、赣江流域等地,我们可以从辽宁喀左铜器窖藏、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湖南宁乡老粮仓铜器群、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等发现中看出,中原文化对于所谓土著文化的影响和同化作用,就是通过这些东西实现的。反过来说,各地的地方文化正是在接受了中原地区的礼仪制度和等级观念后,逐步开始按照中原地区文化的发展模式向前发展,西周的大分封和秦帝国的大统一,都是基于这种模式的一种发展结局。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是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它的作用主要是体现在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方面,即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观念体系层面,而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表现在文化的表层层面,即物质文化产品的基本形态上。也就是说,当各地的土著文化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作用时,一般不需要改变自身的基本生活方式,而仅仅只是按照中原模式重新组合各自的社会阶层,确认各阶层的等级秩序。由于中原文化的价值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它才得以长期存在,并成为中国广大地域范围内各种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共有特性,也即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内涵。
综上所述,如果用一些简单的话语对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影响和作用加以概括,我们可以说,在中原地区开始进入文明化时代的初期,这里的文化更多的吸收了其他地区文化中的精华,逐步形成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体系。当在逐鹿中原的历史进程中,夏商王朝成为这一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形式后,中原地区开始显示它作为文明中心的辐射影响作用,这种影响的范围逐步扩大,到西周以后,遍及全国各地。在中原地区作为文明中心不断发展和强化的同时,长江流域以及其他地区的早期文明逐步衰落,最终被统一到了中原文化圈之中。也正是在这种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模式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基本模式。
三、中原文明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1、国家的形成,是人类历史进入文明的唯一标志。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形成于中原地区。
从古籍记载来看,夏代不仅有了国王和百官以及统治机构,而且制定了刑律,建立了军队和监狱,并征收赋税,这些国家的重要职能夏代均已具备;同时夏王还立宗庙而祭祀,这是国家重要的礼仪活动之一。可见,夏代已建立国家是无可置疑的。
从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登封市告成镇王城岗发现了两座东西并列的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并出土了大量龙山文化中晚期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遗物,特别是在一个龙山文化晚期灰坑中,还出土了一件青铜器残片。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在夏代前期的纪年之内,又与“夏都阳城”或“禹居阳城”的文献记载相吻合。在偃师二里头遗址,除了发现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遗物外,还发掘了宏伟的一、二号宫殿基址,其中一号宫殿面积达1万余平方米。尽管目前学术界对夏文化还有争议,然而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是探索夏文化和中国文明起源及发展的关键性遗址,已被学术界所公认。因此可以肯定的说,中原地区是国家最早形成的地区,中原文明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中原文明高于周边和其他地区文明。
2、文明的其他标志——城市、文字、铜器,同时出现最早的是在中原地区。夏鼐先生在《中国的文明起源》一书中把城市、文字、冶炼金属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这几条标志的提出,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很多学者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时,大都以此为标准。但这几个方面出现的时间、地点多不一致。如“城”在原始社会时期已经出现,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距今超过6000年,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城”;郑州西山城址建于仰韶文化晚期,距今5300-4800年;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就多了,在河南、四川、山东、湖北、内蒙等地均有发现。可遗憾的是,在这些遗址都没有发现文字,铜器也极罕见。铜器在原始社会的一些遗址虽有发现,如仰韶文化时期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塞等遗址,龙山文化时期的襄汾陶寺、唐山大城山、胶县三里河等遗址,马家窑文化的东乡林家、永登连城蒋家坪等遗址都发现了铜器,可这些遗址又没有发现城和文字。文字或刻划符号在原始社会的一些遗址也有发现,如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舞阳贾湖遗址有龟甲刻符、石器刻符,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不少遗址有陶器刻符,个别遗址还出现了陶文,如山东莒县凌阳河遗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宜昌杨家湾大溪文化遗址发现了我国最早的象形文字,距今已有6000余年,但这些遗址却没有发现城和铜器。从目前的考古材料可以看出,在原始社会时期的遗址中,城、文字、铜器同时出现的没有一处。这也说明,原始社会时期尚未进入文明时代,只能说在某些地方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城、文字、铜器这些文明形成的标志在同一处遗址均有发现,时代最早的是中原地区的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郑州商城不仅有高耸的城墙、数量众多的青铜器,而且发现了文字。文字虽然不多,但毕竟有2片刻字卜骨,其中1片达10个字,另外在1件青铜的颈部有3个龟形图案,唐兰先生曾考释为“黾”字,这可说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安阳殷墟更是气势不凡,已发现刻字甲骨共计15万片之多,青铜器数不胜数,且铸造精美,过去多年考古发掘一直没有发现城垣,前不久终于找到了,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尽管学术界对这座商代城址的具体年代和性质还有不同认识,但这座城址在殷墟附近,年代和殷墟早期相当或非常接近,规模巨大,其性质无疑是都城遗址,却是不争的事实。城、文字、铜器同时最早出现于中原地区,毫无疑问,中原文明高于周边和其他地区文明。
无论是文明的唯一标志——国家的形成,还是文明的其他标志——城市、文字、铜器,都是在中原地区最早形成并出现的,这充分证明中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四、中原古代文明的中心地位
河南的中原文明,自旧石器时代到唐宋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与作用。旧石器时代遗址从荥阳织机洞到渑池青山,中原到处都有旧石器遗址,且构成了完整的时代体系,也是南方旧石器文化与北方旧石器文化的交汇带,是研究我国南、北旧石器文化交流情况的重要线索;新石器文化,中原名列前茅,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源头,河南先后发现了10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包括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确立了黄河流域中下游的文化序列,反映了中原地区原始社会晚期的繁荣景象,裴李岗文化能分为裴李岗、贾湖及中山寨三个不同类型,仰韶文化则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从繁荣到解体甚至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阶段,仰韶文化时代农业有相当发展,人类过着聚居生活,原始宗教与祭祀活动已出现。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发展不仅年代早、延续时间长而且还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影响到河南的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与仰韶文化互相交融则形成了龙山文化,其间山东大汶口文化与湖北屈家岭文化在河南中部交汇,在历史上极具价值。河南龙山文化分为王湾、三里桥、后岗、王油坊、下王岗等不同类型,王湾类型后来发展为二里头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畜牧业和各种手工业都有了很大发展,大型聚落遗址、城址及公共墓地大批出现,反映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质的和阶段性的变化。夏商周三代文明,中原更是独领风骚,居于全国中枢地位,王城岗可能是夏文化源头,二里头文化是鼎盛与衰落期的夏文化,商代文化遗存河南更是枚不胜举。著名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及殷墟是典型代表。周代诸侯封国很多分布在河南。商、周的青铜器是当时人类宗教信仰、宗法制度以及王权的物化标志,古代都城功能已相当完善,古国都城遍布中原。两汉魏晋与唐宋时期,中原文明在全国依然举足轻重。两汉时期,冶铁业十分发达,民族融合加强,统一强大封建王朝形成,文化交流频繁,形成了灿烂的汉文明。魏晋以降,随着江南经济的开发,中原文明出现最后的辉煌,其中唐 宋的青瓷与白瓷成为文化交流主体,沿丝绸之路输送到国外,展现了中原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影响。
总之,中原文明凝聚着华夏人民的智慧和汗水,其历史悠久,底蕴丰厚,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同时也是我们落实“三个代表”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明的宝贵资源。研究和开发这一散发着古色古香的历史文明资源,绝不是为了抒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正是中原文明现代化价值之所在。在中原文明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重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实践中探索传统文明与时代精神的结合点,使中原文明永葆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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