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肆虐北平的“虎烈拉”病菌
中央防疫处在天坛神乐署为儿童接种疫苗
1943年的8月，巨大的阴云突然笼罩在了北平的上空，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这座古老的城市，发生了导致数千市民死亡的“虎烈拉事件”……78年过去，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记得这起惨剧，但在很多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北京人的回忆录中，我们依然可以体会到那可悲和可怖的一幕。
一、老北京防疫逐步推进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新建立的国民政府逐渐开始推进一系列适应世界潮流的改革。卫生防疫工作是重要的内容之一，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像北京、上海、南京这样的主要城市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北京为例，由市政机构和官办医院主导的对各类传染病的预防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华北地区历来是传染病的多发之地。二月到五月流行的天花、二月到四月流行的白喉和脑膜炎、三月到七月流行的猩红热和回归热，四月到七月流行的斑疹伤寒，七月到九月流行的霍乱、伤寒和痢疾，秋冬时节随时可能暴发的肺鼠疫……简直没有一刻消停的时候。所以，民国后，对传染病的防治工作被当时北平市政府列为重中之重，最具标志性的便是在东四牌楼北十条胡同开办了传染病医院。按理说这里人口稠密，并不适合传染病医院的设立，但考虑到“现在社会风气尚未大开，地点愈远恐人民愈不愿就诊”，故作权宜。几年后移至天坛的神乐署，后因就诊人数的增多和天坛过于偏僻，又迁至朝阳门内南小街陆军军医学校本部，天坛的神乐署改成临时防疫医院。
1918年，内务部于传染病院内附设传染病研究所，并添设中央卫生试验所，一年后在其基础上成立了中央防疫处，这是中国专设防疫机关之始。中央防疫处占地八十余亩，“除办公室、图书室、售品室外，技术室连亘数十间，内有锅炉房、培养基室、试验室、分装室、疫苗室、结核素室、血清室、鼠疫疫苗室、检查室、冰室、汽火室、冷藏室、动物室、疫苗室、狂犬病疫苗室、药品器械库等”，技术设备在当时可谓先进而完善。
随着医疗设施的完善，针对各类传染病的预防工作也得到有条不紊地推进，以免费的种痘为例，1910年北京官方才逐步推进，到1932年北平市教育局卫生教育委员会已经决定在全市各中小学校中一律施行。此外各种舆论宣传也加紧跟上，除了媒体报章之外，宣传种痘的传单、标语和种痘券也都由各自治坊分发给居民，甚至还在每周二由北平广播无线电台进行宣传，这样到1937年的春季，原本预计的种痘人数为7万人，实际达到了105248人，可以称得上成就斐然了。
除了上述预防手段外，在应对突发情况上，市政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要求执业医生每周将各种异常症状向卫生机构汇报，这样一来，当周边地区有疫情发生时，会采取紧急的应对措施。1918年初春，通县突然发生了鼠疫，内务部立刻在各城门增设卫生队兵，对进城的行人进行检验，铁路局也在车站派检疫医官和卫生巡警或设立防疫检查所，检查来往旅客；还临时筹建卫生警察，分配至各冲要地方执行公共卫生事务，遇有暴死者，即使没有检查出病菌，仍然为谨慎起见，将死者的同居人送往传染病医院进行诊断……可以说，正是上述一系列的工作，使得民国后的北京城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恶行传染病流行。
这一切，随着卢沟桥上的枪声响起，被侵略者的铁蹄无情地踩断。
二、日军打着“医治”的旗号作恶
日寇占领北平后，对这座伟大而古老的城市除了掠夺和抢劫，没干过一件好事。市井萧条就不用说了，所有原本的现代化进程一律被硬生生斩断，卫生防疫工作自然也在内——侵略者怎么可能关心被占领区人民的死活。北平的城市卫生每况愈下，街头巷尾充斥着粪便和垃圾，到处蚊蝇麋集，臭气冲天，很多已经销声匿迹多年的传染病又重新流行起来。“虎烈拉”的突然暴发，就成了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虎烈拉”就是霍乱，因其传染迅速，死亡率高，一旦流行起来势如猛虎而得名。其病原体是霍乱弧菌，症状是日夜不停地腹泻、呕吐，大便稀得像米泔水一样，浑身痉挛，手足发冷，接着因为体内大量失水，故眼窝凹陷，手指和脚趾干瘪，如果抢救不及时，很容易导致死亡。北京文史学者王永斌先生在《老北京五十年》一书中回忆：“石景山制铁所数千工人闹霍乱，死亡2000多人，而全市有多少人得此病，死亡多少人，因日本侵略者封锁消息，就无法估计了”。
“虎烈拉”在北平暴发后，日军除了在交通要道设点检查之外，还向过往的蔬菜车上喷消毒水，命令各家撒生石灰。文史学者成善卿先生在《天桥史话》中回忆：“日寇只要发现一家有虎烈拉病人，就立刻封锁整条胡同，以草绳拦挡两端路口，禁止居民出入，有违犯者轻则被日寇用枪托子或'懒驴愁’（一种牛皮鞭子，二尺半长，鞭杆与皮条各半，抽一下即血晕）殴打得遍体鳞伤，重则被处死。”
至于那些不幸得了霍乱的苦难同胞，日寇以“医治”为名，一律押送到天桥收容所。这样的收容所在天桥一带共有三处，一处在城南游艺园旧址，另外两处在天桥东北角山涧口内的十五间房和后坑。“虎烈拉病人一进收容所，即等同于判处死刑，不是被活烧，就是被活埋，而城南游艺园旧址就是当年日寇活烧中国同胞的罪恶之地。所谓活烧，即以绳索缚病者手足，扔在石灰堆上以水淋之，石灰遇水碎裂，放出大量的热，病者顿觉灼热难忍，疼痛钻心，其哀求与喊叫之声凄厉，附近居民与路人闻之无不凄然泪下。那些营养极度缺乏而又被病魔侵害得非常虚弱的男女老少，再也禁受不住这种极端残忍与痛苦的折磨，不消一日，便与附着在体内的病菌一并被埋进右安门外的万人坑……”
北京文史名家胡金兆先生在《见闻北京七十年琐记》中回忆，当时满城都是日本兵，稍有可疑就会被抓走，吓得商家关门，百姓闭户，但生活还得继续啊，所以很多人只能冒险上街。“一天，母亲带我到西单菜市买了熏鸡，酸雪里蕻，咸鱼等，从宣武门出城回家。城门口进出城的人排成长队，城门外排放着十几口大缸，缸里全是漂白粉消毒水，出入城的若带有食品，不管生熟，日本兵夺过来一律扔在大缸中浸泡消毒，之后再甩给你，至于能吃与否，日本兵则一概不管。母亲与我只好苦笑，刚买的东西全糟蹋了，还得偷偷扔。有的人舍不得，跟日本兵、伪军警争呀，讲理呀，挨一顿打是轻的，要让抓走，就许从此就没了下落。”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胡金兆生病了。
那时正放暑假，胡金兆中了暑，上吐下泻，症状和霍乱十分相像，这时街上风声很紧，要让日本人发现就麻烦了，只有赶快去医院。“母亲马上雇了辆当时刚出现的三轮车，我上车后偎在母亲怀里，假装睡着了，脸上蒙块手绢”，这样终于混过了日本兵把守的和平门，来到北大医院就诊，最终确诊为急性胃肠炎，打针吃药后，医生给开了诊断证明，一家人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三、到底是谁散布了“虎烈拉”？
被日军破坏的天坛凝禧殿
从“虎烈拉”暴发那一刻开始，北平市民们就对其起因议论纷纷。在侵略者的枪口和刺刀下，任何真相都不可能被揭示，最终人们只能归结于是混合面不干净导致的。据王永斌先生考据，这一说法一直延续到2000年《北京崇文区志》出版前，而《北京崇文区志》所揭开的真相令人大吃一惊，原来这次给北平市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传染病事件，完全是日寇刻意所为。
“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北平成立了细菌战部队“北支甲第1855部队”，西村英二担任部队长。并在天坛内设立了细菌研究所，由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长石井四郎担任技术指导，负责1855部队的细菌生产和细菌研制工作。据有关史料记载，这支部队十分庞大，定员1500人，除了占有天坛神乐署等不少建筑外，还新建了很多房子，除去宿舍与病房外，仅工作室就有100多间。该研究所研究并制造的“细菌战剂”分为“致死性战剂”和“失能性战剂”两大类，前者包括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野兔热杆菌、斑疹伤寒立克次体、东方马脑炎病毒等十余种，后者包括布氏杆菌、Q热立克次体、球孢子菌等。1940年10月28日，由石井亲自率领一支部队，带了七十公斤的伤寒菌、五十公斤的霍乱菌和五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乘坐飞机到宁波市上空进行散布，未及三天就在宁波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惨案。
而1943年的“虎烈拉”大暴发，也是1855部队犯下的罪行。据《北京崇文区志》记载：“1943年8月，1855部队在北平地区进行散布霍乱菌实验，霍乱迅速在室内外发生、蔓延。（崇文）境内的玉清观、文昌宫、金鱼池、东花市、崇外大街、西打磨厂等地，都发现了大批霍乱患者。截至十月底，城区共发现霍乱患者2136人，死亡1872人，其中路倒死亡92人。当时，西村英二命令受训的250多名候补下士官，上街检疫，将染疫者全部羁留，然后烧死或活埋。仅据战犯长田友吉供认，就有300多名中国人被日军害死。事后，日军诈称霍乱系自然发生。”
至此，“虎烈拉”大暴发的真相已经昭然天下。尤为可怖的是，1942年春天日本特务机关长大本清在冀中被八路军捕获，据供认：日本在华北的北平、天津、大同等地都有制造细菌的场所，日军中经常配有携带大量鼠疫、伤寒和霍乱等菌种的专门人员，只要有命令就可以施放……
视占领区如细菌战实验场，视占领区人民为小白鼠，这就是日寇鼓吹的“王道乐土”……近年来，一些为日军侵华暴行进行辩解甚至美化的言论，在国人中时有出现，除了“丧尽天良”四个字之外，我不知道还能给予什么样的评价，翻开那一段历史，每一行每一字无不浸透着斑斑血泪，任何人都无权蘸着这些血泪为那段历史描绘花边——任何人！
●侵华日军“十八秋”细菌战
1943年秋，在山东西部与河北南部交界处的卫河两岸，发生了一场来势突然、迅猛的霍乱病疫，在极短的时间内，横扫了几十个县域，造成了“千村薛荔，万户萧疏”的人间惨剧，仅在8月至10月的两个多月里，因霍乱病致死的人数就达几十万人之多。
穿透层层历史迷雾，这段被掩盖了半个多世纪的悲惨史实，终于随着一份份侵华日军机密文件的披露而大白于天下，这就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制造实施了一次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十八秋”细菌战，造成中国平民数十万人丧命。
所谓“鲁西”，源自日军发动这次细菌战的代号“十八秋鲁西作战”，范围包括当时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第一、第四地区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全部。按今天的地域对应，涉及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天津５个省市。
在北京的中央档案馆里，一份抚顺日本战俘管理所日军战俘1953～1955年的交代材料中，有一批关于鲁西细菌战的口供、笔供和检举材料，包括这次细菌战的策划、准备、实施情况和战后日军秘密调查统计的中国平民死亡数字等内容。当时山东等地所谓的霍乱，均是日军细菌战所致。根据日军战俘的交代，鲁西细菌战中仅24个县平民死亡人数达42．75万人。
鲁西细菌战是日军周密策划的一个大阴谋。据日军战俘林茂美交代，1943年8月21日，石井四郎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华北防疫强化对策”的报告。石井四郎在报告中说，因北京、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发生了霍乱，应禁止在上述区域乘车、乘船，这些地区的果物蔬菜也要禁止外运。这份报告使用的是隐词，发生霍乱就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禁止通行的区域即是实施鲁西细菌战可能蔓延的区域。此份报告实际上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的动员令。
1940年以来，随着侵华日军的不断深入和战线拉长，兵力严重不足，特别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在华作战的日军既受国内资源短缺的制约，又受到了中国人民英勇的抵抗，处处受挫，遭到了严重的打击。特别是在华北平原，抗日烽火已成燎原之势。
冀南、鲁西所在的华北地区，处于中原腹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随着抗日战争的高潮不断掀起，国共联合抗日声势不断壮大。国民党第六战区（聊城）行政督察专员、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响应中共抗战号召：“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及武装民众，以与倭奴相周旋……”他和中共鲁西、冀南地方党组织合作，创建了横跨卫河的鲁西、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政令通达30多个县，部队号称“十万铁军”。陈赓将军率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东出太行，组成先遣纵队，和在原地坚持斗争的筑先纵队一起举起鲁西、冀南抗战的大旗，沉重打击了日寇妄图灭亡中国的野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面对华北平原的抗日烽火和国际上英、美的进攻之势，丧心病狂的侵华日军深感战争形势正在逆转，为了大量屠杀中国人民，残杀抗日力量，确保自身利益，也为了锻炼日军自身对细菌的抵抗能力，做好向前苏联实施细菌战的准备，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再次举起了细菌战这杆“魔旗”，秘密谋划实施了冀南、鲁西细菌战。侵华日军秘密谋划的这次细菌战，是以沿卫河馆陶（原属山东省，1965年卫河以西划归河北省，即现在的馆陶县）、临清为中心，作战代号为“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1943年为日本昭和十八年，这次细菌战又是在秋季实施的，故又简称“十八秋”细菌战。
整个细菌作战计划由日军五十九师团参谋制定，经驻山东济南的十二军和驻北平的华北方面军审定，报请侵华军总司令部和日军大本营批准，五十九师团为战役具体指挥机关。为掩人耳目，侵华日军将“十八秋”细菌战对外宣称为“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部队一律称代号，违者“严惩不贷”；细菌制造、作战活动均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作战计划、命令和汇报统统使用“隐词”、反语；对配合执行作战的海、陆、空军官兵也严加保密，除少数高层人员外，其余官兵包括具体操作人员均不知自己所为。日军战败后，山东细菌战部队按照日军大本营的密令，销毁了杀人器具、罪证，携带相关资料率先潜回日本。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整个细菌战役的罪恶事实被隐瞒了几十年之久。
这次细菌战计划规模浩大、部署精密、准备充分，参战的日军有两大类：一类是近万人的细菌战部队，主要任务是散发细菌；另一类是3万多人的扫荡部队，主要是残杀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人员，驱逐细菌疫区的人员为躲兵乱而外逃，以迅速扩大疫区，检验细菌战效果。驻北平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关东军731部队长、日本细菌战最高权威石井四郎中将，华北方面军一八五五部队部队长西村英二少将和驻济南的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都亲自参与了指挥部署，整个战役动用了日伪军、空军部队近4万人。
从1940年秋天起，华北敌后抗战进入到最艰苦的年代。日军在华北搞“强化治安”运动，扶持伪敌政权，抓夫修路、修碉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式”扫荡，使抗日军民受到巨大损失。特别是1942年麦苗返青季节，由冈村宁次指挥的“四・二九”大扫荡，铁壁合围，在平原村庄间“拉大网”，实施“三光政策”，给平原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人民群众信任爱护抗日子弟兵八路军，把仅有的粮秣支援抗战。而敌人实施“三光政策”和拉夫、抢粮，造成了农村经济日益萧条，人民缺衣少食，生活艰难。特别是从1941年起，持续荒旱，再加上敌伪抢粮，灾荒年景象愈演愈烈。
到了1943年夏天，又闹起了蝗灾，蝗虫飞起处遮天蔽日，过处一片“沙沙沙”咀嚼声，野草、庄稼一扫而光，麦叶全都被吃掉，只剩下光杆和瘪瘪的麦穗头。更绝的是，蝗虫能抱成一团，顺流滚过宽广的卫河，到河东继续为害，人们把它们称为“神虫”。虽然抗日政府组织人力挖坑打蝗，但蝗虫对庄稼造成的危害已不可挽回，几近绝产。到了农历七月，已连续8个多月滴雨未下，绝望的穷苦百姓只好卖儿卖女，远走他乡。
据相关人士回忆和记载，到了1943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才见到一丝云彩，过了两天，大雨就下起来了，一连下了7天7夜。8月下旬，连绵不断的大雨使卫河水位急剧上涨。堤内浑浊的河水咆哮，堤外连绵不断的雨水形成沥涝，天水相连，白茫茫一片。连绵不断的大雨，给妄图消灭敌后抗战根据地、实施蓄谋已久的细菌战的敌寇提供了机会。日酋冈村宁次和石井四郎乘机发布、实施“十八秋”细菌战的命令。接到命令的日军五十九师团所属五十三旅团四十四大队，立即开始施放细菌的行动。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被感染者的主要症状是吐泻不止、肠胃痛疼、抽搐不停、失水虚脱、脸颊塌陷、皮肤变色、身体蜷曲，感染严重的病人三五天即死，死亡率相当高。
1943年初夏，驻济南日军第十二军军医部部长川岛清、五十九师团军医部部长铃木敏夫，按照长官命令，就实施细菌战做好了一切准备。他们将驻济南经六路、纬九路的875部队，即后来被称为“日军在中国的第二支细菌部队”制造的霍乱、鼠疫、伤寒、赤痢等细菌，绝密地派专人送到日军部队和空军部队，要他们按命令去实施散发。
连日大雨，使卫河水位急剧上涨。因处下游，且河床高于堤外以西地面，卫河河水很快溢出河道。1943年8月27日，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第五十三旅团第四十四大队队长广濑利善亲率60人，将临清县（现为临清市）附近的小焦庄卫河西岸决开，致使临清西部成为一片汪洋，遭灾面积仅凭日军自述就达960平方公里，有40万吨农作物被淹毁，6000户房屋被冲倒，死亡32300人。
不久，驻馆陶的第四十四大队第三中队，由中队长蓬尾又一率部，从馆陶城（现山东冠县北馆陶镇）里出发，将馆陶县城下游15公里的尖冢镇（今属临西县）东南卫河拐弯处的北堤决开，致使临清县河西地区约900平方公里的地域被淹没，受灾群众45万人，死亡22500人。大水袭击了馆陶、临清等7个县，有100万无辜的平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943年8月29日驻馆陶县南馆陶镇的日军第四十四大队第二中队中队长福田武志率小队长岩田和夫等30人，将南馆陶以北5公里拐弯处社里卜村南的北堤决开，洪水淹没了南馆陶以北方向长16公里、宽4公里的区域，有48800多名老百姓罹病，4500多人死亡。
1943年8月，日军四十四大队还将临清大桥附近的河堤决溃。此次决堤受害面积约达960平方公里，受害约70万人，死亡约3万人。
在这几次决堤放水过程中，侵华日军乘机把霍乱菌撒进卫河。决堤后，带有大量霍乱菌的河水顺流直下，流到哪里，哪里就成了疫区；在河水没有淹没的地方，日军就用飞机投放罐头炸弹，罐头里装的就是霍乱菌；特别是带有霍乱菌的卫河水，淹没群众的吃水井，危害极大。霍乱菌在日军罪恶之手的撒放中，带着死亡和血腥，把所到之处制造成了人间地狱。
除此之外，另一股参加作战大扫荡的日军，凶恶地向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根据地扑来，在抢粮和杀伤抗日军民的同时驱赶疫区人民，以扩散霍乱菌的传播。据日俘交代，先期进行细菌战的日军，先后在疫区内进行了3期“讨伐”。人们为躲日寇四处逃散，致使霍乱菌迅速、猛烈地向未受水灾的地区蔓延，使更多无辜的中国人民染上霍乱病死亡，有的村庄，一天死数十、上百人，尸横遍野，无人收殓。据相关史志记载：“10月，大名霍乱病流行，人多相继病死”“10月上旬，霍乱病流行，全县死数百人。”
另外，在1943年8月至9月，日军还将离卫河不远的滏阳河和漳河大堤决开，其阴谋是使卫河、漳河、滏阳河河水交织，扩大疫区。
侵华日军实施的“十八秋”细菌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大劫难，富饶美丽的华北平原南部成了一片汪洋，人民群众大批死去，有些村庄永远消失，造成了大片的无人区。
相关史书典籍有关1943年秋的霍乱瘟疫的记载比比皆是，触目惊心。因不明真相，大都只是记述了表象：“霍乱肆虐，死人其众；霍乱流行，无医无药，死了X万人；先死有人抬，后死随地埋；'无人区’里兔子、狐狸满街跑，一片凄惨景象。”当时的民谣形象地记载了那时的惨状：“……民国三十二年，灾荒真可怜……河里发大水，把俺庄稼淹……人人得了潮湿病，家家闹霍乱……”
《鲁西细菌战大揭秘》一书，记载了1954年日军战俘有感于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主动交代了1943年秋实施的细菌战，杀害中国居民20万的材料：“霍乱菌在鲁西一带蔓延。从1943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期间，有20万以上的中国人民和无辜农民被霍乱病菌所杀害。我直接指挥部下实施了这一杀人阴谋。”这是日军步兵第五十三旅团值班士官崎贤三的供述。
这些数字是总结和验证细菌战的威力，为以后日军对苏、美、英作战做准备的，是日军当时在所能到达的疫区18个县统计的数字。数字虽然来自当时，但细菌战正在进行，有些地区日军是调查不到的。根据崔维志所掌握的资料，“受霍乱疫病肯定不是18个县，而是近50个县域，死亡人数也不仅是18个县的20万无辜居民，而是50——60万人；这还不包括因逃难染病后死在外地的人员。”
在《大揭秘》一书中，日本兵柿添忍供述：自9月25日至10月7日，在疫区两个县就发现1703名霍乱病患者。他在一个镇检查的100名中国人全部患上了霍乱，并说：“这一带地区无论走到哪个村子，都在流行霍乱，都有霍乱患者和死者，就连宿营的地方也找不到。”“尖冢决堤使临清河西地区4个县约900多平方公里地域被淹没，受灾群众45万人。因霍乱、水淹、饥饿死亡22500人。”“大水袭击了馆陶等7个县，使100多万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经日军陆地撒放和卫河决堤放水扩散，霍乱菌在10多个县猛烈地蔓延开来。“洪水过了一个月才慢慢退下去，美丽、富饶的卫河两岸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 <br> 卫河决口的中心区馆陶县，被水淹的面积占县域的64%，全县普遍发生霍乱病。有一个村400户人家病饿而死400人；还有几个村，10天内就病死370人，有的户几天内死绝。先死的有人埋葬，后死者陈尸家里、户外，任其腐烂。
在霍乱病疫盛发的9月中旬，日伪军按照作战计划，运用兵员3万多人、汽车800多辆、坦克100多辆，并配以空军，向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抗日根据地扑来，其掠夺之残酷，为过去所未有。他们“扫荡”八路军和少量抗日国民党地方武装，攻击村庄，迫使霍乱病人四处逃散，进一步扩大了疫区，并随机调查中国人被霍乱菌杀害情况，还进行了“自身”抵制实验，抢夺战略物资。在日军精心策划的“扫荡”中，敌后抗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损失，众多抗日军政领导牺牲。除此之外，日军在实施细菌战的同时，还掠夺了小麦、棉花、牛等大批军需物资。
面对强敌和病疫，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尽力抗灾，党政军民紧急动员，部队用土法清毒，防止蔓延；拨出专款救灾，组织医务人员到各地防治，后方医院人员全力以赴，将15万元的药品支援到有关灾区，霍乱逐渐得到控制。
1907年《海牙公约》和1925年日内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毒性或其他气体及细菌作战方法》议定书就明文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但没有制止住侵华日军的罪恶行径。据档案部门和相关资料记载，日军侵华期间，共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细菌战，即1939年中苏蒙边界诺门坎细菌战，1940年浙江鄞县、衢县、金华鼠疫，1941年湖南常德鼠疫战和1942年内蒙临河、五原鼠疫战；1943年的“十八秋”细菌战，无论是规模还是死亡人数，都超过了前4次的总和。
侵华日军把“十八秋”细菌战做为最高机密，完全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一切行动均使用代号“隐语”，甚至具体撒放细菌也被说成是为“支那人防疫和消毒”。战后，日军又严密封锁消息，散布谣言，说霍乱是从香港、厦门传来的病菌，致使疫区的人们以为是天灾，不少人烧香磕头，乞求上苍。
但很多国内有识之士、新闻记者、亲历者、幸存者和日寇战俘，均出面证实了是日军所为。早在1943年11月15日，上海启明书局出版的《秦庭泪痕》一书就记载了有关内容。此书专门辟出章节，并附有“冀南全区水灾图”。文内列有：一、百年来未有的奇灾。详细列举了冀南（部分涉及到鲁西）所受霍乱灾害的大量事实；二、谁制造了灾荒；三、谁是人民救星。在第二部分中就提出了疑问：“我们再以今天病（疫）灾而论，其中是否敌人利用冀南严重灾荒之际，企图一举而毁灭我抗日人民，故意散发毒菌。此虽无确实情报，然亦属可能之事。”
一些细菌战的幸存亲历者，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老同志也都提出了同样的疑问。一位叫宋复光，当时在《人山报》工作。1943年秋，奉命到馆陶五区搞秋征，正赶上下大雨闹霍乱。她住在房东前院，中午有个女人因霍乱死了，她和房东去看，可到了下午，女人的丈夫也因霍乱死了。“我总认为霍乱是日寇细菌所致。”一些有着强烈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都持有和支持这一观点。
早在日本战败后不久，曾任日军第十二军军医部部长的川岛清在苏联在押期间，就供述了1943年在华北搞细菌战的事实。1954年5月至12月，日军（大部为四十四大队战俘）战俘在押期间，有感于我国政府的人道主义待遇，很多日俘良心发现，以谢罪的口吻供述了他们在“十八秋”细菌战中的罪行，其中有盘踞在馆陶县南馆陶镇的四十四大队二中队队长福田武志、小队长岩田和夫、一等兵大石熊二郎到离镇5公里的社里卜村南决堤；四十四大队三中队队长蓬尾又一率部将馆陶县尖冢镇东南北堤决开；四十四大队队长广濑利善主率60人将临清县河西小焦庄大堤决开等事实。
历史，不仅是一种记忆，更是一种警示。侵华日军实施的“十八秋”细菌战，以及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恶行，罄竹难书。作为后人，也只有牢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拓未来，走好伟大的复兴之路，避免让历史的惨剧重演。
●建国9年后，细菌战余毒仍在祸害哈尔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我国东北，中国军民的全面抗日战争也正式打响。
七七事变后，日本将侵略势头伸向了华北、华中、华南，全国各地都开展了各种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
但与此同时，在表面上残酷的常规军事行动外，日军在入侵前和入侵过程中，在背后逐步形成了一项更加残忍，丧失人性的策略，那就是组建了以七三一部队为主体的细菌战部队。
关于细菌战，在1899年的荷兰，英、美、德、法等国就签订了《海牙公约》，严禁在战争中使用毒物和有毒武器，日本也在签字的26个国家之列。
1925年，国联召开日内瓦会议，包括日本在内的37个国家签署《日内瓦协定书》，协定书也规定了在战争中“禁止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以及类似的液体、物质或器件”。但在这场会议中，只有两个国家不愿签署这份协定书，那就是美国和日本。
日本虽然表面承认该协定书的合法性，却阳奉阴违，尽管《日内瓦协定书》是在1928年2月8日就开始生效，但从该年开始到日本投降，侵华日军共使用了1919次化学武器，使用范围遍布中国20个省。
即使是在战后的审判和采访中，以石井四郎、北野政次、北条圆为首的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官员，还固执地认为细菌战的使用是战争史的一大进步。
在战前，日本高层就大力支持细菌战的研究开发。
以七三一部队为中心，日本当时建立起的是一套完整的细菌战体系。
七三一部队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军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推进。
1932年，在日本陆军省颁布的三五七五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设立陆军军医学校细菌研究室，之后又动用二十余万日元对其进行扩建，日本细菌战的罪魁祸首梶塚隆二、石井四郎、西村英二等都在其中任职，担任防疫研究室主任的梶塚隆二，之后还成为了关东军军医部部长。
这些人在生物学、细菌学等领域具有极高的研究水平，不到一年，这些机构和人员受到日军最上层的重视。在次年8月，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迁入我国哈尔滨，在五常背荫河镇设立了细菌试验场，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加茂部队，也就是七三一部队的前身。
不过让日军未能料到的是，加茂部队的背荫河试验场很快遭到暴露，石井四郎被迫将加茂部队转移到哈尔滨南岗区宣化街与文庙一带，也就是陆军医院南院，因此加茂部队也被日军称作“南栋”。
1938年，石井四郎将“南栋”的大部分机构设施迁走，仅将第三部和诊疗部留下，“南栋”也就成为七三一部队的第三部分支存在。
事实上“南栋”的职能远远不仅是一个分支所能概括的。“南栋”负责内容包括毒气的检测，患者的病理检查和水质检查，甚至还承担着生产细菌炸弹的任务。
同年六月，日本关东军设立平房（哈尔滨南）特别军事区，共120平方千米，1939年七三一部队的基本设施修建完成，1940年正式启用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年拥有正式代号——“满洲第七三一部队”。
与此同时，关东军还设立了七三一部队的若干分支部门。根据驻所不同，名称也不同，在平房本部的是“满洲七三一部队”，牡丹江支部为“满洲第六四三部队”，林口支部为“满洲第一六二部队”，还有番号为六七三、五四三、三一九等都是七三一部队的分支机构。
如此大规模的细菌战机构布置，完全可以满足日军生产大量的不同种类的细菌武器，即使战局不利，某一支细菌战部队遭到打击，其他部队仍能继续发挥细菌战的任务。这样日军以七三一部队为主体的细菌战体系正式形成，为后来实施细菌战奠定了基础。
石井四郎认为日本的细菌战研究应当分为两种，分别是进攻性研究和防御性研究，防御性的细菌战研究可以在日本本土进行，但是进攻性的细菌战研究，就必须在日本国土之外进行了。
所谓的“进攻性细菌战”，就是指对细菌病毒的培养和繁殖，以及细菌炸弹和细菌炮弹的研究。
七三一部队在转移至平房后，就开始重视细菌的培养繁殖和生产。七三一部队下属第一部细菌研究部以负责人姓氏为名，设置了17个班来负责不同种类的细菌研究。如田中班负责研究细菌的传媒物跳蚤，吉村班负责研究人体生理和冻伤问题，凑班负责研究霍乱，研究内容十分丰富，令人不寒而栗。
七三一部队第二部细菌实验部下属四个班和两个实验场，主要研究病虫害的传播和动物饲养培育。第三部防疫给水部负责制造细菌武器的载体，第四部细菌生产部不仅研究细菌，还研究应对部分病菌的疫苗。
总而言之，七三一部队的各个部门对至少30多种细菌展开研究，并且通过细菌、原生动物、微生物、病毒这四种方式发动细菌战，而且这些研究不仅仅针对人，还针对动物和农作物。
从美国国家档案管理局解密的档案中我们可以发现，七三一部队还进行过细菌炸弹和炮弹以及飞机喷洒等多种类型的细菌武器。截至1940年，七三一部队一共研制了十余种便于携带的病原体炸弹并进行了野外实验。在1937年到1942年之间，七三一部队至少生产了将近两千枚细菌炸弹。
从种类上看，七三一部队始终将容易携带、方便攻击、杀伤力强作为研究细菌武器的主要目标，还会考虑在不同天气下，细菌武器的攻击效果和炸弹制造成本问题。
防御性研究主要包括免疫学、预防接种学和血清学，同时展开对进攻性细菌战的防御免疫的研究工作。
为了加强对细菌的防疫，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从事细菌学研究的北条圆总结了一套细菌防御的措施和手段，七三一部队的重要成员高桥正彦和植村肇共写了22篇研究报告，几乎所有的报告和研究都与进攻性细菌武器的研究方向一致，由此可知，防御性细菌战研究与进攻性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
除了七三一总部外，各个支部的研究成果也“十分显著”。
牡丹江支队首要任务为培植跳蚤和繁殖鼠疫菌。为了增大跳蚤的繁殖量，牡丹江支队在专门设置培育室和储藏室的基础上，用铁桶作为培养容器，以期培养更多的实验跳蚤。
1941年，为了配合德国打击苏联，日本总参谋部要求加快对苏细菌战研究，牡丹江支部在几天内就收到总部运抵的六个大锅炉，以进行伤寒病菌和沙门氏菌的培养工作，此外还有200个装跳蚤的罐子，每个罐子都存放了一两只寄生着跳蚤的老鼠。
即使如此，在1945年6月，牡丹江支队几乎全员出动，到附近的农村和农田中捕捉老鼠，仅几个月就捕获7000多只，这说明在战事紧张甚至在日本投降前夜，牡丹江支队仍给七三一部队运送了大量老鼠作为实验材料。
在林口镇附近的林口支队可以每月生产450克纯细菌，如果加上高压蒸汽灭菌锅炉和孵育室，每周生产的纯细菌量可达324公斤，如果同时用60吨的培养材料生产，则可以产出500公斤以上的纯细菌。
在孙吴地区的孙吴支队除了负责养殖老鼠和跳蚤外，还承担着人体实验的任务。
1939年冬，孙吴地区的日军士兵中有20多人染上不明原因的疾病，这些人症状多是发热、蛋白尿、皮肤出血等，于是这种疾病被命名为“孙吴热”。1941年，已经有超过10000名日军士兵感染，死亡率超过15%。这引起了日军的高度重视，七三一部队以此展开研究，实验对象主要为“猿”和豚鼠，其中的“猿”，主要就是活人。
要论日本细菌战的罪魁祸首，当属石井四郎，正是在他的细菌战思想影响下，日本的细菌战理论才逐渐形成。
石井四郎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1928年开始，石井四郎就到国外搜集有关细菌战的情况。石井四郎的研究方向集中在细菌学、病理学、血清学和预防医学。他通过《革兰氏阳性双球菌的研究》一文成功获得博士学位，这为他日后研究细菌武器和细菌战奠定了基础。
1930年，石井四郎从海外收集细菌战情报归来，回国后他便以演讲、讲坛的形式在日本政界和医学界大肆宣扬细菌战理论，当中并不隐瞒用人作为实验对象的观点。
不仅个人如此，石井四郎还招揽了大量医学专家丰满自己的细菌战理论，逐渐石井四郎的观点得到了日本各界的支持，他还通过血缘、姻亲、同乡、师生为纽带，招募到了增田知贞、北条圆等著名医学家，组建起自己的细菌战研究力量。
石井四郎认为，要对细菌战目标的环境情况进行深入了解，为此七三一部队专门组成地志班，调查进行细菌实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绘制成精准的地图和调查报告，这为七三一部队实施细菌战打下了一定基础。
石井四郎还十分重视细菌感染媒介的问题，尤其他认为跳蚤在当中起到的作用十分巨大。七三一部队也大量通过跳蚤来传播鼠疫病菌，因为根据实验，七三一部队制作的鼠疫炸弹极不稳定，但是跳蚤却能够充当几乎完美的传播媒介，且更为廉价、隐蔽。
在进攻方式上，石井四郎提出散布、运输、以及防御细菌的手段问题。石井四郎曾在平房地区进行了十余次空投细菌的实验，但实验效果并不理想，甚至还对操作者造成了伤害，经过多次实验，石井四郎最终认定，细菌炸弹才是最为有效的细菌武器。
除石井四郎外，北条圆、增田知贞、牧中佐、阿部俊男等都为细菌战的理论形成“添砖加瓦”。
在北条圆的《关于细菌战》和增田知贞的《细菌战》文章中明确提出，为了在战略层面上赢得主动，使用致命性细菌对敌进行军事打击时理所应当的，这完全规避了国际社会对毒气作战的限制，在石井四郎正式提出细菌战理论后，这些人更加兴奋地投入到细菌战的研究之中。
牧中佐提出，细菌战应当优先选择敌国军队作为目标，细菌战不仅要应用在军事进攻中，目标还应该扩展到敌军要塞、城市、自来水和水源地，并且还可以利用细菌战破坏敌人的军事和民用设施，牧场和农场也可以视情况摧毁。
增田知贞的《细菌战》直接言明细菌战的进攻目标应包括军事地区、集结军队的城市、水源供给地、物资储备地、河流、公共场所、交通枢纽、家畜聚集地等。
由此看来，日军根本没有将1907年的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放在眼中，仅1938年，日军就为了报复在华北铁路公路沿线遭到的打击，大规模在沿途各个村镇的水井中投放霍乱、伤寒病菌，导致该年华北疫病大流行，仅八月一个月，就造成我四五万华北军民死亡。
1939年5月，日本与苏联在中蒙边界爆发了诺门坎战役，在此次战役中，七三一部队首次登场使用细菌作战。七三一部队利用鼠疫、伤寒、霍乱、痢疾等病菌投入实战。
为了加大对苏联的打击力度，七三一部队首先对诺门罕附近展开详细的地质调查，完成了《诺门罕附近的兵要地志摘要：地势及地质（道路、河川、湖沼、湿地）》。
石井四郎还特意组织相关人员携带必要器材深入内蒙调查，七三一部队还成立了“敢死队”深入诺门罕附近的哈拉哈河散布霍乱、伤寒、痢疾等细菌。虽然日军在此次战役中败北，但七三一部队却得到了日本军方的肯定，石井四郎甚至还受到了嘉奖，这极大地推进了七三一部队对细菌战的研究和细菌的生产工作。
1940年到1942年，七三一部队更是丧心病狂地将细菌武器运用在我国南方地区。
根据鼠疫专家陈文贵以及国民政府卫生署记载，1941年11月4日，日本飞机一架在常德上空投下了大量谷麦、絮纸、毡棉等杂物，纷落鸡鹅巷、关东庙和东门一带，大量的常德居民都目睹到了此事发生。经过国民政府防疫部门化验得知，这其中隐藏着大量的鼠疫杆菌。
11月12日，常德出现了第一例鼠疫病例，一位名叫蔡仙儿的12岁少女在11日晚高烧不退，13日便宣告死亡，经过解剖诊断，蔡仙儿所患病为败血性鼠疫。
此外根据七三一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长川岛清少将供述，日本确实曾在常德一带投放鼠疫跳蚤，并引发了当地鼠疫病毒的大流行。北条圆的《关于细菌战》一文，多次提及鼠疫杆菌的情况，而“凑巧”的是，这篇文章正是撰写于1941年。
截至1945年，常德鼠疫造成了近8000名常德民众死亡，而根据当时对常德城区进行防疫注射统计，全城人口共六万余人。
除常德外，日军在浙赣战役中，在浙江地区也实施了细菌战，导致浙江地区因为日军霍乱病毒死亡1006人，伤寒、副伤寒受害者2174人，痢疾受害者514人。除此之外，其他细菌以及浙江其他地区共计受害多达两千余人。1998年到2000年，衢州政府曾经进行过专门调查，认定共有5000余人死于日本细菌战，年龄最小的仅有3个月。
除此之外，七三一部队在中国内陆进行了大量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实验。
为了进行活人实验，七三一部队专门设置了关押实验者的“特设监狱”和进行试验的“四方楼”，当时大量的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被称作“木头”、“圆木”，成为人体实验的对象。七三一部队还通过口服、注射、相互传染、野外实验等方式进行实验，为了获得准确的效果，整个实验过程都不会使用麻醉剂。
根据《英格利斯报告》记载，七三一部队将实验对象穿上防弹衣和头盔绑在木桩上，在其身旁引爆石井式陶瓷细菌炸弹，距离最近的仅有25米。其中一次实验中的15个活人，6人被直接炸死，4人被炸伤感染，其中三人最后死亡。
七三一部队还派人伪装成中国民众，身背鸽子笼深夜潜入中国村庄，将带有鼠疫菌的跳蚤放出，这些跳蚤依附于当地老鼠和民众身上后不久就会发生鼠疫，或者将细菌装在里直接扔到人群聚集处，或者将其混入食品中供孩子食用。
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七三一部队造成的影响仍未消散。
在日本战败前，为了掩盖细菌战罪行，将大量细菌工厂炸毁，导致其中带有疫病的老鼠四处逃窜。导致了一直到1954年，建国都九年了，哈尔滨地区仍断断续续发生过多次严重的鼠疫。
七三一部队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可谓是罄竹难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决不可高估任何侵略者的道德底线，警钟，仍需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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