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僰国”地区的僰人及其“消亡”

提要：秦汉时期在今四川宜宾设立僰道，这是古代僰人最大的聚居区，后来被称为“僰国”。作为集团性势力的僰人消亡于北宋晚期，僰人分散且与其他民族杂居于“僰国”故地，“历今年久，俱化一体”。僰人不使用铜鼓，不行“悬棺”，也不“打牙”，与“獠人”习俗迥异。所谓“僰人南迁”并不存在，是一种迁徙想像。明代晚期称霸当地的都掌僚人覆灭之后，被袭称为僰人，“僰人悬棺”实是张冠李戴的误传。

      在中国古史记载中，“僰人”被多次提到，或不确定地泛称西南某类民族，或专指某一地方的特定族群。秦汉时期，在僰人聚居的地方设立“僰道”（治今四川宜宾），这是古代最大的僰人聚居区，后来被称为“僰国”。但是，古代“僰国”地区“僰人”的去向，始终未能有明晰而令人信服的交待。本文希望讨论三个问题：僰道的僰人南迁了吗？此之僰人是否为近世白族的先民？二，世称的“僰人悬棺”是僰人的遗存吗？三，如果僰人没有南迁，又不是悬棺的主人，那么僰人是如何“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中的？本文带着这些问题，走进僰人的世界。

一、僰道与古代僰人

秦《吕氏春秋·恃君篇》谈到“四方之无君者”时说：“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1]笮，即莋，“夷人于大江水上置藤桥谓之笮”[2]。古人的视野中，“莋”的地域范围很大，《华阳国志·蜀志》：“筰，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巂曰筰，蜀曰邛，皆夷种也。”[3]囊括了《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巂昆明（今滇西至四川甘孜州南部）、徙筰都（在今四川雅安、汉源）、冉駹（在今四川成都之西部山区）三大族群，略相当于今四川阿坝州南部、雅安、凉山州到云南中西部，也基本上就是使用“筰桥”的少数民族地区，这应是古代中原人对“僰人”的模糊认识。古文献上又常有“羌僰”或“氐僰”连用，如《史记》载武帝时徐乐上书说：“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汉书》载伍被言“南越宾服，羌、僰贡献”；《后汉书·杜笃传》载“捶驱氐、僰，寥狼邛、莋”，唐李贤注“氐、僰、邛、筰，皆“西南夷号”[4]。“羌”亦然，都是古人对“西南夷”的初步分类，对其中“僰”来说，是对西南某类民族的泛称，但信息并不明晰。

秦汉时期，在今四川宜宾设置“僰道”，是僰人聚居区，古有“僰国”之称。东汉许慎《说文·人部》释僰为“犍为蛮夷”，犍为郡是汉武帝开发夜郎旁小邑并合原蜀郡、巴郡一部分而设置的新郡，僰道在其中。《华阳国志·蜀志》言僰道“治马湖江会，水通越巂，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5]，马湖江指金沙江，在今宜宾与岷江交会。凡此都指明在僰道以南至于夜郎以北区域内，是僰人活动最为集中之地，与泛称之僰是不同的。僰道的僰人族属有多种说法，比较流行的是氐人说或羌人说，我以为均无可靠材料支撑。

秦汉时又设置有多个氐道，县“有蛮夷曰道”，氐道就是氐人聚居之处。据《汉书·地理志》，广汉郡有刚氐道（今平武、江油）、甸氐道（今甘南文县），蜀郡有湔氐道（成都西北山区），陇西郡有氐道（元水西县）[6]等，这些“氐道”，都在“冉駹”以东北：“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7]冉駹后为汶山郡，地处成都都江堰以西的山区，其东北“皆氐类也”，是以白马氐为中心的数十个族群，汉武帝时在此设置武都郡，辖境今甘南武都、成县及陕西略阳一带，与四川九寨沟、平武相邻，并不是指整个“西南夷”，其后一句“此皆西南夷徼外蛮夷也”才是司马迁对西南夷的总结。或言是氐人从西北迁徙到僰道之地的，全然无据，更是一种推想了，僰人的氐人说是难以成立的。

“羌人说”主要依据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裴骃集解中，注“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之“僰”时，引汉徐广的话说：“羌之别种也。”[8]此言本泛泛之论，并不是专门针对“僰道”僰人的解释，但被许多人视为“定论”引用。其实所谓“别种”，周一良说：“别种之称犹别部，为政治上相统属而属于种族上十九不相同之部落。”[9]张博泉说：或是“在相统属后已融合在一起，虽称'别种’实已成为一个族”，或是“即相统属的'别种’后又从中分离出自立”，而按其最初的“种类”称呼为别种”[10]。周、张二先生所释，皆指北方民族而言，徐广所言僰为“羌之别种”无法满足上述任一种解释。对南方民族来说，“别种”一词的使用比较混乱，如《汉书·昭帝纪》载：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夏，“益州廉头、姑缯，牂牁谈指、同并二十四邑皆反。”颜师古注引苏林曰：“皆西南夷别种民也。”[11]如果理解为“这些都是'西南夷’中各种不同的种族”还可，若一定要将此“别种”与今人所说的“族属”相系，则是不可通的。氐、羌语皆属藏缅语族，白马属于藏语支，羌属羌语支，氐、羌语又较为接近[12]。西汉《淮南子·齐俗训》说：“羌、氐、僰、翟，婴儿生皆同声，及其长也，重象、狄騠，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13]几重翻译（即象、狄騠）也不能通话，岂可能是同种？这是汉代人就已知悉的知识，今日不应该成为新的问题。

本文否定僰乃氐、羌之民，不是要“无限”追溯其族源，材料可以是文献的，也可以是考古、语言、田野的，甚至传说的，没有具体材料的“溯源”，只能是一种推测，何可强解？而且，今日之言氐羌，是将其归之于藏缅语族的范围，古人不可能有现代民族分类的知识，一般都只能是一种模糊的分类，如西戎、北狄、南蛮、东夷之类。当然，“羌、僰”、“氐、僰”连用，正如“氐、羌”连用一样，造成“别种”甚至同类的理解，也是其来已久了。还有摆夷说，这是音同而误以“僰夷”作“摆夷”（即傣族），这是较早的观点，不必赘言。又有濮僚说，内涵较为复杂，本文未予涉及，故也姑置勿论。

二、僰人的南迁想像

僰道的设置当然是因僰人聚居的缘故，但汉代以后这里的僰人似乎“不见”了，据说是南迁了。此说最基本的史料是《华阳国志·僰道县》所载而来的：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筑僰道城，如前引，当地“本有僰人”，“汉民多，渐斥徙之”，论者多据此之而判言僰人南迁了，迁到金沙江以南和滇东北或者更远地区去了。筑城是修筑僰道县城，“斥徙”是从聚居于“马湖江会”的僰人，从今宜宾城一带分散到山区，没有证据是“斥徙”到朱提郡甚至遥远的滇西去了。如果说给当地僰人带来冲击，也是在后来以此为起点，打通南下的交通线一带。然而泸叙地区山多林深，何可斥其远走他乡？直到宋代，当地仍然有大量僰人存在。南迁论者最常用到的“旁证”材料是：《太平御览》引《永昌郡传》的记载：“朱提郡在犍为南千八百里，治朱提县。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僰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与僰道接。”[1]说得很清楚，与犍为郡相邻的朱提郡本在僰道之南。朱提西汉置县，东汉时为犍为属国，建安十九年（214）刘备改为朱提郡，治今云南昭通。这里一大片区域的居民主要就是被称为“僰”的民族，如何看得这条史料中的“迁徙”来？滇国的居民或被称为“滇僰”，西汉时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东）有胜休县，王莽曾改称为“胜僰县”，县在今滇池以南、抚仙湖以西玉溪一带，可见滇国居民以“僰族”为主体[2]。实际上就是，在西汉，从僰道直到胜休县，僰族夷落相望，本来就是连成一体的，并没有大规模迁徙之事。秦汉时就有“僰道”之僰，又有“滇僰”之僰，“篇筰”之僰，等等，把不同或相近时间、不同地点甚至不同内涵的“僰”连结起来作为迁徙的证据，不过是一种“迁徙想像”。

僰道之僰人后来迁居滇西成为近世的白族是比较“主流”的说法，但是所提供的证据却似是而非，并无可靠的材料。南北朝时期，今云南之地的主要民族被称为“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石城、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弥鹿川、升麻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3]据此，东爨分布在今滇东和四川西昌，西爨分布在滇中西部地区。迁徙论者认为，此西爨白蛮就是僰道的僰人迁徙过去的，这是断难成立的。将僰道的僰人确定为白族的先民，始作俑者大概是元代李京，他于大德五年（1301）春“奉命宣慰乌蛮”，“乌蛮、六诏、金齿、白夷，二年之间奔走几遍”之后，写了《云南志略》，得出了如下判断：

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属县是也。故中庆、威楚、大理、永昌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唐太和中，蒙氏取邛、戎、巂三州，遂入成都，掠子女工技数万人南归，云南有纂组文绣自此始。白人语：着衣曰衣衣，吃饭曰咽羹茹，樵采曰拆薪，帛曰幂，酒曰尊，鞍占曰悼泥，墙曰砖垣，如此之类甚多，则白人之为僰人明矣。[4]

所言中庆、威楚、大理、永昌，是指今云南中西部地区，大体和西爨白蛮的范围吻和，实际上就是后来白族的分布范围。李京谈到南诏时蒙氏取“邛、戎、巂”三州，入成都掠子女工技南归，邛州指今四川邛崃，戎州指今宜宾古僰道，巂州指今西昌；所引“白人语”，是夹杂汉语方音的所谓“白语”[5]。李京此语，常被作为僰人乃白族先民的证据，如芮逸夫说：“古来的'僰人’，宋时的'白艻子’，元明以来的'白人’，'阿僰’或'阿白’，'白子’，'白儿子’或'白人子’，'僰耳子’或'僰人子’，都是'民家子’自称之名的异写，而'民家’或民家子则为汉人所称之名。”[6]这是一段有代表性的引证，姑不论其中“白艻子”与民族成分无关[7]，白族的称谓较繁，多与“白”、“僰”读音相近，元明清人常混写，然而此僰非彼僰，“古来的僰人”如何演化成了滇中西部的白人（“僰人”），没有证据。白族语言属于藏缅语族彝语支，接近彝语，白族那马（勒墨）人方位词，所谓“江上截”和“江下截”实际就是“北边”和“南边”，这与彝族、纳西族的表述是一致的。白族“把自己的村寨作为他们视野范围甚至整个世界的中心”[8]，反映了世居“土著”的自我认识。白族也有从外地迁入的传说，多与汉人攀附，未闻有从僰道迁入的说法。《大理段氏续修族谱序》说：“吾段氏僻处西南，素称土著。自宋祖界别华夷，吾远祖以南俘德为蛮夷大长。”[9]鹤庆高氏宗谱记为大理国高相国后裔，祖为“江右衣冠大族，历汉唐以来为显官”，记有父子连名三十代[10]，与彝族习俗相似。白族学者张旭调查了白族的自称和他称，在他称中，有貗薄、勒哺、勒不、娄哺、娄本、老哺、洛奔、农比、娄比直、立波、腊本、腊扒等十几个读音都极为相近，而“娄”的读音在彝语支中是“虎”的意思[11]。貗薄，即是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和“旄牛徼外白狼王”一起归附汉王朝的一个“蛮夷王”，地处今四川雅安之西的甘孜州地，属《史记·西南夷列传》“筰都夷”范围。所以，如果说迁徙，白族先民是在川西地区往南迁徙的。迁徙论者认为僰人演变为白族，从川南迁到滇西，岂不见中间还隔着东爨乌蛮，如此隔空“整体搬迁”的民族演变是难以想像的。王明珂不满于这种“跨越广大时空”的迁徙而形成的“典范历史”[12]，的确值得治民族史者思考。

修城时僰人受到排挤，后世有实例。康熙《叙州府志》载：“府治创建之初，以僰人之遗分居城西北十里，俾其习知礼教”[13]，或许这才是“斥徙”的正解。叙州府是明洪武六年（1373）改叙州路设置的，也只能是将僰人之遗裔分迁至城外不远而已。

三、张冠李戴的“僰人悬棺”

在泸叙南部地区，现今有举世闻名的“僰人悬棺”，世界现存的最大悬棺葬群。然而悬棺的主人是僰人吗？回答是否定的。这里是僰人聚居的地方，然而明代“僰国”地区主要民族却是“都掌蛮”。后来都掌蛮被称为僰人，其所行悬棺被称为“僰人悬棺”。问题是，都掌蛮是僰人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那么，悬棺和都掌冒袭僰人之名是如何发生的？需要对这一以讹传讹的老问题，作出新的思考和回答。

西晋末期，发生过李势“纵獠入蜀”或“引獠入蜀”的事件，《蜀鉴》引李膺《益州记》载：“李雄时，尝遣李寿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傍郡户三千以上实成都，又从牂柯引獠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獠居。”[1]入蜀僚人有留居于古僰国地区者，即《新唐书》所载戎（今宜宾）、泸（今泸州）间“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的葛僚[2]，包括后来成了气候的“都掌蛮”。都掌的直接记载始见于唐，历宋、元、明各代，史不绝书。唐代泸州都督府下羁縻州“皆招抚夷獠置”，其中羁縻纳州所辖八县，“都掌”仅居其一[3]。羁縻州一般只有数百户不等， 羁縻县当然就更小了，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至明代，“都掌蛮”却成为泸叙地区最有势力的族群，与明政府周旋斗争了二百多年。显然，都掌有一个发展壮大的历史。寻其关键，在于北宋时期。

 宋代的当地民族被称为“泸夷”，这是一个多民族的组合称谓，包括原有的僰人，晋代进入的僚人，唐宋时进入此地的乌蛮乞弟（阿永）、得盖（罗氏鬼主）、晏子（吕告）三部等，“僰国”故地成为不同民族势力角逐的舞台。不同族群之间以及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和冲突，构成了民族演变与融合的“典范”历史。在北宋，“泸夷”动荡不已，其与宋朝政府的冲突升级，都掌蛮在动荡中抓住与宋朝“合作”的时机壮大起来。

第一次是在宋神宗时期，元丰三年（1080）春，乌蛮乞弟部围攻已在宋政府控制下的“熟夷”。次年八月，宋政府诱使乌蛮得盖、晏子两部争取已初成气候的僚人都掌部配合，共同征剿乌蛮乞弟部。宋政府令各部“会合掩袭，所获夷户，令自为主”[4]，实际就是允许任意掳掠。元丰五年（1082）七月事平后，宋政府在当地组织了“夷义军”，罗始党生界为八指挥，都党十九族团为八指挥，长宁管下山前后九州等团为十五指挥[5]。这三部夷义军的组成就是当地的“僰夷、葛獠”，“都党”显然是在战争中壮大了自己，故而能够成为夷义军三部之一。

都掌蛮的第二次发展是在宋徽宗政和年间，长宁军“夷人卜漏”结众十多万人反抗宋王朝的压迫政策，势头很大，在宋政府的威迫利诱下，都掌、罗始党两部先后都降附了宋朝，协助宋军围攻卜漏。政和五年（1115）十一月，“都掌族首领特苗、罗始党族首领失胄皆诣赵遹献所获夷级。特苗自言：强壮者悉已斩献，余老小乞留作奴婢。遹许之”[6]。“都掌族”显然再一次壮大了自己。元朝初征发都掌和乌蛮阿永部民为兵出征，都掌两次拒不从命：“宋时未尝佥军，乞以马牛助军需，从之。未几征亦奚卜薛，酋长阿峻等亦不从命。”[7]都掌与乌蛮阿永成为泸、叙地区最有势力的两大族群。元代在此设立“叙南等处蛮夷宣抚司”，至元十五年（1278），都掌归附蒙元，其首领成为“都掌蛮安抚使”，号“大坝都掌”；至元十七年，“授以大坝都总管”，所在地升为“戎县”（属今兴文）。元代都掌蛮显示出很强的势力，与南邻的茫部、乌撒、水西、东川、易良州等地乌蛮诸部常相结合，使元朝当局时常穷于应付。

   在明代，原来被视作一体的“都掌蛮”，其构成已经趋于多元。不仅止部分汉民，也有部分苗民甚至彝民融入。他们“在国家之外但又距离国家很近，从而形成对中央权威的持续反抗”，对于明朝政府来讲，都掌蛮成了“罪犯、叛乱者和逃税臣民的避难所”[8]，称雄于“叙南六属”（宜宾兴文、长宁、高、珙、庆符、筠连六县），与明朝政府周旋了二百多年，但其主体仍然是都掌僚人。经过前后十余次征讨，都掌蛮最终于万历元年（1573）被明军剿灭，留下了被称作“僰人悬棺”迷团。都掌覆灭后，明朝采取了强制性的“用夏变夷”政策，决定性的措施有二，一是改名：戎县本以都蛮得名，“都蛮既破”，乃“易戎县为兴文”，其它地名也相应改易；二是“均田授甿，籍甿为伍”[9]。自唐至此，都掌蛮一般都没有被指称为僰人，对当地夷族，《宋史》有“杂种夷獠散居溪谷中”[10]的叙述，《舆地纪胜》记作“夷族”，“山獠杂种”[11]，或者称为“僰戎”或“夷族”[12]，皆是泛称而非专指。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当地官员称：“叙州既外控蛮夷，而城之内外，棘（僰）夷、葛獠又动以万计，与汉人杂处。”[13]与汉民杂处的是“僰夷、葛獠”两种族类，所谓“僰人悬棺”是张冠李戴的结果。

从姓名上来说，《北史·獠传》说，“（獠人）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謩、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14]，与都掌蛮是吻合的。如曾省吾《平蛮录》卷一《破凌霄城报捷疏》中所记其称呼，即有蛮王阿苟以及阿肉、阿缪、阿𡘧、阿王保、阿汝、阿正朝、阿关等等。“都掌蛮”使用铜鼓，都掌蛮覆灭之役，一次被明军剿获九十三面铜鼓，酋首阿大见铜鼓而泣；葬行悬棺，留下“僰人悬棺”；打牙凿齿，明军斩获首级，“多穿耳凿齿”者[15]，这里不再赘述。而僰道之僰人，没有这些习俗。所以可以断定，僰人与都掌僚人，不是同一族类，把僰人冠于悬棺之上是不正确的。

先得说明，这个“冒袭”不是都掌蛮自身所为，而是别人加在其头上的。朝臣王廷相于都掌覆灭之前在四川为官，曾上《四川事宜疏》说：“乌芒之北，戎泸之南，中有小夷杂居，曰僰人，曰羿子，曰山都掌，曰水都掌。”[16]都掌与僰人是不同的族类还是分明的。都掌蛮并不自称为僰人，前往镇压的明军也不称其为僰人，宜宾人潼关兵备周爻在都掌蛮被剿灭的当月写下的《平蛮颂碑》中说，“叙南四百里许，有夷曰都掌，从鸟名也。在昔夷种实繁，叛服不常，国朝分山都六乡、水都四乡，属隶戎县。”[17] 并未称其为僰人。经筵讲官任瀚于万历二年所撰《平蛮碑》中也称其为“都蛮”说：“蛮中推夜郎部最号枭雄，是称都蛮，窃据犍僰要害，四塞险绝。”[18]称其为“夜郎部”，足以证明在时人眼中，都掌并非僰人。万历二年中秋，四川巡抚曾省吾回顾万历前事，也称其为“都蛮”说：“方隆庆改元（1567），蜀抚按以都蛮上变，时公偕内阁诸老视草，有叹者曰：'都蛮不灭，蜀叙、泸赤子且无噍类矣。’”[19]都掌平后，朝臣张佳胤仍称其为“都夷”；后来诸葛元声辑《隆、万两朝平攘录》、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中，都以“都蛮”为题录其事迹[20]。综上可见，都掌本无“僰”称。

有笼而统之称叙泸诸夷为“僰羿苗猓等种蛮夷”者[21]，但较含混。也有专称都掌为僰人者，但极少，较早如朝臣李长春于万历二年所撰的《平蛮碑》中直称都掌为“僰人”。翌年他撰《新修建武所城记》中亦然:“建武，故山都地，僰人屯聚寇钞葆此，盖巢穴云。异时戈矛所指，往往搏景而还，故僰人盘互自坚，若虎豹咆哮于九关，谁其揕胸而传之仞也。”[22]清初以来，大兴地方修志之风，所谓“僰人悬棺”便频频见于记载了。乾隆《珙县志·艺文志》：“僰棺崖，县南上下罗计诸山中，僰酋悬棺之崖甚多，世代姓名皆无考。”同治《高县志·山川》：“白云洞，在正一甲，岩壁悬白硐，可容百于人，昔僰人有岩葬者，今犹存。”光绪《兴文县志·坟墓》：“古僰人墓，建武一带，凡悬崖峭壁上，凿岩为穴，置棺其中，重叠相望，今其棺尚有存者。”本地人称其为“僰子洞”、“蛮洞”、“挂岩子”等，数量不少。包括近些年的新修的地方志几乎全都记为“僰人悬棺”，似乎成为定论，借用习惯用语自然没有问题，但应清楚它的内涵。

综上而言，我以为，将悬棺系于僰人实乃误传。然而此误由来已久，较早如林名均、郑德坤等人的研究中普遍将悬棺和僰人联系在一起的[23]。白族学者张旭认为“僰人不是白族的先民”，主要理由就是因为僰人行悬棺葬，而白族没有这个葬俗[24]，也是把行悬棺的僚人当做僰人了。但是，悬棺僰人的身份早就引起学界怀疑，1946年夏，民族学家芮逸夫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派遣前往调查，结果认为，“考之载籍，僰人实无此俗。是悬棺而葬，当为僚人或仡佬之俗。岂僰人借僚人或仡佬之俗乎？”[25]1980年代初，展开过一场关于悬棺问题的广泛讨论，其中悬棺葬的族属“争论尤为激烈”[26]，有多种不同意见，这是民族学的重要课题，值得深入讨论。

四、“僰国”地区僰人的“消亡”

僰人既然没有南迁，而宋明称雄于此的都掌蛮也不是僰人，那么僰人到哪里去了呢？其实，僰人没有走，它生存于斯，“消亡”于斯，没有材料证明汉人在此地有逼使僰人大规模南迁这回事，既看不到政治方面的行为，也找不出生态方面的理由。秦汉以来，这里成为僰人、僚人、乌蛮等多民族活动的舞台。在宋代，僰夷主要就是宋人称的“泸之熟夷”：“泸之熟夷，晏州六县水路十二村及十州五村团、思峨州洞众，素黠勇善斗。大中祥符、元丰间，屡为边患，为诸夷所畏，虽生夷，莫敢当之。”这些熟夷正是卜漏反叛的基本部众，政和五年（1115）正月，“卜漏以其州六县水路十二村及思峨之众，并十州五村团、罗思党诸夷几十余万，分兵四出。”[1]宋军在都掌等族配合下，卜漏部众被剿灭，“凡胁从者就俘与归，凡妇女老幼一万余人，悉纵而驱之山岩阻居”。都掌报告“强壮者悉已斩献，余老小乞留作奴婢”[2]，除了后世可能有零星的小规模反抗活动外，集团性的“僰人”势力在此后不复存在。宋神宗时编排的夷义军三部，卜漏应属“长宁管下山前后九州等团”，都党族对卜漏部众下手特别狠，固非同一族类的缘故。

其实，僰道之“僰”，就是“濮”。“僰”，前引《吕氏春秋·恃君》“僰”字，汉高诱注云：“僰，读如匍匐之匐。”僰、濮二字本可通：两个字的声母都是重唇音，两个都是收尾-k的入声字，两个都是一等字。前引芮先生言，“僰”、“白”均为民家（白族）自称的异写，我以为僰道之僰人也是自称的记音，记作“卜”或“濮”等均是可以的。顾颉刚先生曾对此指出，“凡是晋代所称的濮，就是汉代所称的僰”，又指出《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均多次提到了“僰”，但却没有提到“濮”，二者音通而混写[3]，此地的僰、濮乃一非二应该很清楚。也如童恩正所说：“川南、滇北、滇中的僰，实际上是濮，两字因同音而通用，他们是定居的农业民族。”[4]在“僰人”聚居的僰道、朱提郡等地区，彝族先民向该地移居时，普遍称当地的居民为“濮”人，并曾征服了当地部分濮民，这是另话。

“僰国”故地上，僰人最早发现并开采食盐，夷汉之争，往往围绕食盐而起。泸州淯井地（后为长宁军），“古老相传，以为井初隶夷之罗氏。汉人黄姓者与议，刻竹为牌，浮大溪流，约得之者以井归之。汉人得牌，闻于官，井遂为汉有，今监中立庙祀之”；富顺有“金川庙”，是祭祀盐井神，而这个盐井神就是当地“夷人”[5]。北宋时期，“泸夷”的反抗斗争已经具有了越来越大的规模，宋人说：“淯井牢盆之利，汉夷争之，乍服乍叛，迄于政和百二十余年。”[6]夷名有斗望、斗落妹、细令等，夷村则有婆然村等，均与华夏不同，乃“僰夷、葛獠”之属。晏州地区（今兴文一带）“六县种夷”，以及土刺史斗盖、斗辣和斗始、斗设，以及柯阴县夷人等，熙宁八年（1075年），夷人得个祥等献“淯井监山前山后”长宁、晏、奉、高、薛、巩、淯、思峨等十州，成为泸州淯井监下的羁縻州[7]，与都掌獠人明显不同，应即“僰国”故地上的原有居民僰人。元丰四年（1081），僚人都掌等部族即要求宋政府“依十州例”给予羁縻州的待遇为条件，以协助宋朝的军事行动[8]，两类族群之不同，此已可见一斑。

如果说，前面谈到的很多情况我们都只能用“僰夷、葛獠”来概括的话，那么，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年）反叛宋朝政府的夷人首领的非僚人特征就更加明显。因泸州当局侵犯“泸夷”经济利益，且滥置刑狱，“（羁縻）晏州多刚都大首领卜漏，为诸夷长雄，与其众谋结诸夷，出戎、泸，直据成都”。这个卜漏，“以其州六县水路十二村及思峨之众，并十州五村团罗思党诸夷凡十余万”[9]，迅速聚集诸族，当为世居土著之所为。卜漏攻围宋军所设诸寨堡，连连获胜，蜀土震动，宋政府派招讨使赵遹督兵进军，首领卜漏等被迫退却并与赵遹军“订誓”。宋赵遹等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和分化瓦解，都掌、罗始党等族先后转而助宋攻卜漏，最终将卜漏等捕获。

我以为，这个“卜漏”就是秦汉僰道本有之“僰人”之裔，且是当地僰人最后的大首领，具有与都掌蛮等入蜀僚人不同的特征。

卜漏，子为“没邱”、“得皆”，次首领叫“卜劳”，最先与宋军盟誓者叫“昔博”，称呼不仅与都掌蛮不同，也与《北史·獠传》所载“无名字”、“其丈夫称阿謩、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之僚绝然相异，必是二者之外的民族。

   卜漏的“轮缚大囤”是该族的大本营，另一主囤叫“轮便囤”，“便”的读音也与“博”近似，博望山是其世居之地。卜漏部众不使用铜鼓，没有发现“穿耳凿齿”之类的习俗，更无悬棺痕迹，与入蜀僚人习俗迥异。

    此外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卜漏最后据于博望山之“轮缚大囤”，其实“博望山”应即就是“僰望山”，“缚”的读音，当地读作“bo”或“bu”，或是同名异译？所以，轮缚的“缚”与“博”、“僰”、“卜”及“濮”，极有可能都是同音异写，“僰”与“濮”本通，似无疑问。

综上所述，我以为“卜漏”就是“僰漏”，是僰人最后的大首领，“僰夷”之属，异写而已。既非都掌，也非入蜀之僚，更非乌蛮。但卜漏所集十余万众，并不排除有僚人于其中。

卜漏被灭，死伤惨重：“（赵）遹自入贼境至破晏州，几斩馘七千余级，自破晏州至获卜漏，又斩馘一万余级，筑以为京观，而贼之赴火者，莫计其数。”[10]僰人元气大伤，此后再也没能聚集起强有力的集团势力，除了被杀戮者外，又或被都掌等族俘以为奴，或被驱之山野，更多的则是各自逃生而分散了。当地僰人仍然可观，但不再对宋政权构成威胁，也才可能长期与他族杂居于各地，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历今年久，俱化一体”[11]，最终消失在了历史的视野中。但“僰人”这个族称却没有消失，被戴到了“都掌蛮”头人，习已成俗，以致后来“僰、獠”不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