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孙楷第先生对《醒世姻缘传》的作者问题提出论断：“因地域时代相当,以为蒲留仙作,颇有可能性.否亦必为明、清季章丘、淄川的一个文士.”由于孙先生对“章丘、淄川”实际地理状况不尽熟悉,所以得出的结论仍然难以服人.本文依据书中所表达的大量信息,提出《醒世姻缘传》创作的地域中心考证问题.通过实地考察,以及对《醒世姻缘传》中所描写的山川景物、地理方位、道路里程等分析考证,诸多信息都和蒲松龄有着较大程度的联系；主要的描写环境都集中于蒲松龄在此生活了三十余年的山东淄川县王村镇西铺村（今属淄博市周村区）周围.据此得出结论：《醒世姻缘传》所描写的“绣江县”,实际就是淄川县；写作《醒世姻缘传》的具体地点就在旧淄川县王村镇西铺.进一步断定《醒世姻缘传》作者就是蒲松龄.
上世纪的1931年9月,孙楷第先生在胡适先生的邀约下,对《醒世姻缘传》（本文简称《传》）的地理描写进行了充分的考证.并在《一封考证<醒世姻缘>的信》（本文简称《信》）中,对《传》的作者问题提出了论断：“因地域时代相当,以为蒲留仙作,颇有可能性.否亦必为明、清季章丘、淄川的一个文士” ［1］ （P1500）.孙楷第先生考证所依据的是《山东通志》、《章丘县志》及《淄川县志》等,搜集采用的资料丰富翔实,分析考证尽够细致.但是由于先生对“章丘、淄川”实际地理状况不熟悉,所以得出的结论仍然难以服人.致使后来的考证者按图索骥,进入了歧途.特别是诸多认为“《传》作者不是蒲松龄”的学者,提出了许多其他的见解.但是这些见解不仅没有结实的证据,反而混淆了《传》研究的正确方向,使《传》的作者问题成为百年悬案.
本文依据《传》书中所表达的大量信息,提出《传》创作的地域中心考证问题.旨在通过对创作地域中心的考证,找出《传》作者所立足的具体地点,以及和书中涉及的某些主要地理环境的联系,进而揭示该环境和作者的关系程度；进一步了解该地理环境的文化蕴涵、风土人情等因素对作品创作过程、创作意识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并从中窥见《传》作者的真实面貌.
《传》描写的主要地点是“武城县”和“绣江县”.武城县是实际地名,暂不做考证.和作者考证关系密切的主要是“绣江县”.我们围绕“绣江县”的构成因素,并沿着孙楷第先生《信》中所考证的方向,再进一步深入考察、分析,必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一、会仙山作证绣江县就是淄川县
仔细研读《传》的读者都会发现,《传》中诸多故事情节、人物活动都围绕一个实际存在的地域中心.这个地域中心,是《传》书中故事描写的时空枢纽.找到了这个时空枢纽的具体位置,也就找到了《传》创作者所处的位置,也就找到了作者创作《传》的着眼点和立足点.
那么《传》故事创作地域中心——作者的立足点在那里呢?
孙楷第先生在《信》中说：“所谓绣江者,实即章丘.等是以绣江为章丘,实借水名为之.” ［1］ （P1501）那么,这个“绣江县”是不是“章丘县”呢?我们先来看章丘县沿革：
据“山东省省情资料库·章丘市情资料库”收录的《章丘县志》记载：“章丘县旧县城,于隋开皇十六年,由高唐县城改称章丘城.明成化元年至清道光十四年,经7次修葺完固.等民国初,城郭雄伟壮观.等至1949年,城墙尚存.等1958年8月,县治迁往明水.”还记载：“绣惠镇,位于县境中部,绣江河西岸,明水西北11.5公里.等镇政府驻旧章丘城.”
由以上记载我们知道,旧章丘县城在今章丘市的绣惠镇.因此,我们对“绣江县”考察论证,不能以现在的章丘县治为依据.明清时期乃至30年代的章丘县城实际上是今天的绣惠镇一带,和今天的章丘县（明水镇）相距“11.5公里”.章丘县城的迁址是在1958年,所以孙楷第先生在《信》中没有涉及这一问题.笔者认为这是造成后来的考证者对《传》描写地域混淆的焦点之一.
孙楷第先生还对“绣江县”的某些主要地名进行了考证.《信》中说：“会仙山,在邹平县西南.等小说以为绣江县的第一名山,颇和事实不符.” ［1］ （P1501）按先生“所谓绣江者,实即章丘”的说法,确实和事实不符.因为“会仙山”压根儿就不在章丘.
《传》第二十三回“绣江县无儇薄俗,明水镇有古淳风”中说：“这绣江县是济南府的外县,离府城一百一十里路,是山东有数的大地方,四境多有名山胜水.那最有名的,第一是那会仙山,原是古时节第九处洞天福地.”
“会仙山”是《传》中描写的真实地名之一,在今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城西南7.5公里处,高590.8米,为长白山脉的主峰.周围环拱大小山头几十座,山势起伏,壑峪纵横,千姿百态,气象峥嵘.这是现在的说法.
和会仙山相关的长白山,又称长山、长在山.旧淄川县“般阳二十四景”之一.现属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据《淄川县志·舆地志·山川》记载：“长白山：县西北五十里.以云气常白,故亦曰常白也.跨连四县：长山位其东,邹平当其北,章丘在其西,而山之阳则在淄川.”又记载：“白云山,通志（《山东通志》）云：在（淄川）县西北四十里,即长白山南之最高峰也；西为凤凰山、柱子山,皆淄川境.”还记着：“金刘仲元《书堂记》云：长白山会仙峰壁立特起,有堂故址,曰'书堂’.”
以上记载表明,《传》中的所说的“会仙山”,就是《淄川县志》记载的“长白山会仙峰”,是淄川县属地.此为绣江县即淄川县明证之一.
今天之所以说“会仙山在滨州市邹平县”,是因为历史上国家行政区域的划分所至.据新修《淄川区志》记载：“1954年初,大临池以北的35个村庄划归长山县.”
《滨州地区志》也记载：“1953年,邹平、长山、桓台三县由淄博专区划归惠民专区；1955年,淄川县第六区胶济铁路以北的35个村庄划入长山县.等1956年,长山县并入邹平县.”
所谓“淄川县第六区胶济铁路以北的35个村庄”,也就是现今滨州市邹平县临池镇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临池（今大临池、小临池）、梁家庄、殷家庄、吕家庄、和家庄（今东永和、西永和）、望京、青冢（今双青）、郑家庄、黄埠等.当年淄川县第六区机关驻地在临池.
上面所说的这35个村庄,据清康熙《淄川县志·建置志·乡村》记载,原属于“淄川县正西乡”,坐落在“长白山之阳”.
如果当年孙楷第先生对《淄川县志》研究的再精到一些,了解了“会仙山”在康熙年间是属于淄川县的话,他所作出的“蒲留仙作”的结论必定会更坚实一些.
《传》第二十三回书中还说到：“会仙山,原是古时节第九处洞天福地.”“洞天福地”是道教的说法,见于葛洪的《抱朴子》；又见于唐代司马承祯所著《天地宫府图》记载的“七十二福地”第六十一：“长在山,在齐州长山县”.
康熙二十六年的《淄川县志》对长白山为“洞天福地”的说法,有着明确记载,同时把“长白山”作为“般阳二十四景”,绘图载入志书.县志附载第十七图题记说：“长白山,范文正公继父朱文翰官于淄,公幼尝往来于此.为元人张临读书处.《抱朴子》所云七十二福地之一也.” ［4］《传》中关于长白山为“洞天福地”的说法,有可能是引自康熙《淄川县志》.
夹谷，夹谷台；又称甲山、夹山。在今淄博市博山区。旧“般阳二十四景”之一，县志附第九图有题记：“传为孔子相鲁定公会齐侯处。山颠平衍，可容千乘。岩问有洞，深不可测。”蒲松龄有古风《夹谷行抚院观风》，诗中说：“夹谷之台，其高不可端；苍苍冥冥，近接北斗栏干。扪萝登去，有鸟道一线，下临万丈，使人毛骨森以寒。”
长白，即长白山；上面已说过。
大石，即龙舟山虎头石；在西铺东四里。龙舟山又称大石山、塔子山。蒲松龄古体诗《九日与同人登虎头石》小序中说：“石在龙舟山巅，绝类虎头，唇齿毕具。相传系大族兴衰，毕有豪士，夜梦虎啮，以为石之妖也，率士凿之。石破髓流，类瑙色，煮而食之甚甘。今惟颈存耳。”
书中除了会仙山以外，其他的山都没有展开描写。恐怕主要是作者为了笔墨集中，或许还因对会仙山情有独钟吧。
还有，《淄川县志》收录的“般阳二十四景”图的绘制者，就是蒲松龄的好朋友王敏入。绘图时间，也是在康熙二十六年。唐梦赉在“般阳二十四景图”后记中说：“邑文学王梓岩(敏入)，望出催、庐，名高顾、陆，……其画绘山川、云物、卉虫最工，……今所画般阳诸图，于康熙丁卯五六月间，冒暑裹粮，一仆一骑，周历十余日。反而后下笔，垂帘闭阁，毕得其情状。”…说不定蒲松龄就曾亲见王敏入的作画过程。
一般常情下，无论是谁，恐怕都不会对别人家的珍贵物事当作自己家的东西来加以炫耀。《传》作者对绣江的物产、风景如数家珍，极写绣江地理山川之美，极写对绣江山川之情，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家乡山水的热爱。反衬出《传》书中个别人物对美丽山川的污染、亵渎。《传》作者如果是别地人士，似乎不会对与自己关系不大的淄川县的“般阳二十四景”以及会仙山再三描写称颂。照此道理，《传》作者非淄川县人莫属。最起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传》中描写的绣江县，就是淄川县。
《传》所描写的绣江县地理、山川与蒲松龄都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当然，与以上地理、山川有联系的不止蒲松龄一人，而且清代淄川县有写作能力的人也不在少数。但是诸多条件都具备的，除了蒲松龄却别无他人。
二、萌山为凭 东西异地两明水
《传》书中的地理描写，采用了大量真实地名。但是在具体情节描写上，又大都是移花接木。书中有6个回目(26、27、28、29、31、32)，45000多字用来渲染“辛亥七月初十日的水灾”。这可以说是《传》的重大事件之一。
第二十八回“关大帝泥胎显圣，许真君撮土救人”中说：“说起那明水的会仙山上数十道飞泉，两三挂水帘，龙王庙基的源头，白云湖浩渺无际，……所以这明水的地方，……别处夏旱，他这地方有水浇田；别处忧涝，他这地方有湖受水。蒙了水的如此大利，大家不知报功，反倒与水作起仇来。……却是玉帝檄召江西南昌府铁树宫许旌阳真君，放出神蛟，泻那邻郡南旺、漏泽、范阳，趵突诸泉，协济白云水吏，于辛亥七月初十日子时决水淹那些恶人。”该回对水灾的发生地点，明确写的是“绣江县”明水镇。
孙楷第先生既然把“绣江县”定为章丘县，这样看来，“辛亥七月初十日的水灾”，貌似发生在章丘县的明水。
明水镇位于章丘市中部，地处丘陵和平原地带，地势南高北低。现为章丘市政府驻地。明水镇历史上发生过水灾吗?
明清两朝，《济南府志》及《章丘县志》对章丘县大水的记载，有如下几条：
明正德十三年(1518，戊寅)： 《济南府志》：章丘、淄川大水。 《章丘县志》：大水几没城。 明天启七年(1627，丁卯)： 《济南府志》：章丘、齐东大水。 《章丘县志》：大水泛涨薄城，不没者数板。东南郭外，居民庐舍漂没殆尽。 明崇祯五年(1632，壬申)： 《章丘县志》：复大水，泛涨近城。 清康熙七年(1668，戊申)： 《济南府志》：章丘山水暴发。伤稼，溺死附近居民七十余人。 《章丘县志》：六月十二日卯，南山潦水暴发，田禾尽淹，溺死附近居民七十余人。
以上说的“大水几没城”、“大水泛涨薄城”、“大水泛涨近城”，说的是旧章丘县城――即今天的绣惠镇一带，与明水没有联系。清康熙七年“南山潦水暴发，田禾尽淹，溺死附近居民七十余人”，是在章丘南部山区，与明水也关系不大。那么，“辛亥七月初十日的水灾”到底发生在那里呢?
实际上，明清之际还有一个以明水为名的地方――却被人们所忽视――这就是淄川县的“明水镇”。淄川县的明水镇是以水为名，现称萌水镇。该镇旧属淄博市淄川区，1970年8月，由淄川区划入周村区。
据康熙《淄川县志》记载：“明水，原名萌水，今名范阳河。源出夹谷山东北。”还记载：“西北乡，旧称明水乡。”当地民间将“萌”讹读为“明”，相沿成习，“萌水”历年来一直称明水。淄川一带民间为了区别，习惯上称章丘市明水镇为西明水，称淄博市的明水镇为东明水(为了论证方便，以下本文也这样称呼)。
第二十三回“绣江县无儇薄俗，明水镇有古淳风”中，说白云湖的形成：“这会仙山上有无数的流泉，或汇为瀑布，或汇为水帘，灌泻成一片白云湖。”第二十八回的描写，又说造成“绣江县”明水镇水灾的主要水源是“白云湖”水。那么，《传》描写的“辛亥七月初十日”水灾，到底发生在是西明水还是东明水?为了说明问题，我们首先考察一下“白云湖”的地理位置及相关情况。
孙楷第先生在《信》中说：“白云湖，一名刘郎中陂。万历旧志(万历二十四年邑令董复亨修志)云：在县西北七里许，周围六十里，……道光新志谓介在历、章之间，历城得湖之七，章丘得湖之三。”这里所说的“县”，指的是旧章丘县城，位于今章丘市政府驻地明水镇西北11.5公里的绣惠镇一带。
据新修《章丘县志》记载：“白云湖，位于县境西陲，距明水19.5公里。北临小清河，东滨绣江河，西入历城区。公元前206年至公元420年，济水淤废，因济水河床淤垫抬高，南岸东南成为沼泽。公元960年，五丈河(济水故道)弃土两分，自成堤岸。”
章丘县的河流，主要有绣江河、东巴漏河、西巴漏河、漯河。
孙楷第先生在《信》中说：“绣江，即清河。源出县南明水镇东之百脉泉。”
据《章丘县志》记载：“绣江河，亦称漾河，金盘以上原称玉带河。因芹藻浮动，水纹如绣得名。属常流河。发源于明水东麻湾龙眼泉，经明水东门锦江桥，左纳百脉泉、长川金镜泉来水，北流折向西北，纳清水泉来水。至湛汪村东沙河口，纳西麻湾及眼明泉来水。北流至金盘村北纳西巴漏河。流经绣惠镇、水寨镇，从水寨镇辛丰庄北注入小清河。曲折纵横，全长32.8公里。
西巴漏河，属季节河。发源于垛庄镇西南四角城北坡，汇垛庄、文祖、长城岭北麓洪水，流经埠村、枣园镇，至绣惠镇金盘村北 人绣江河，全长68.8公里。
东巴漏河，属季节河。发源于淄博市博山区镇门峪东南青龙湾，穿过淄川区东、西牛角石屋村，至西石门村南入章丘县境。沿章(丘)淄(川)边界北行，流经阎家峪乡弓角湾、普集镇杏林水库，至相公庄镇寨子附近龙湾头注入漯河，全长34.4公里。
漯河，原名獭河，亦称杨绪沟。从相公庄镇龙湾头上接东巴漏河，经相公庄镇黉塘闸、绣惠镇山头店、刁镇，至辛寨乡鲍家村南之万家口折向东流，经任家道口东入芽庄湖。全长28公里。”
由以上记载看出，章丘县的河流，都是背西明水北流而去，而且也都没有直接注入白云湖。白云湖的形成，并不是象《传》描写的那样。白云湖是沼泽湖，没有大量的直接受水水源，也没有外泻造成水灾的可能。
再如上所说，我们看到除了“绣江河”是从西明水发源以外，其它河流都距明水甚远，也绝对淹不着明水!以明水与白云湖的地理位置来说，明水居南，为上游；白云湖居北，为下游。按水往低处流的常识，即使白云湖能外泻造成水灾，无论怎么样也不会淹到上游“19.5公里”处的西明水。
《传》书中的“白云湖”，到底说的是那里呢?章丘县的白云湖既然不能给西明水造成水灾，那么造成“绣江县明水镇”水灾的水是从哪里来的?被水灾的明水又是哪里呢?我们还须进一步分析“辛亥”水灾的水源情况。
据淄博市周村萌山风景名胜区资料介绍：“萌山湖，位于周村区萌水镇夏侯庄西南，因坐落在萌山脚下而得名。萌山湖水面开阔，南北长7.5公里，东西宽1.5公里。萌山湖水源充足、湖水清澈，四周山岗起伏，山形倒映水中，曾多次出现”山市蜃楼“奇观。”
据康熙《淄川县志・舆地志・山川》记载：“明山，县西北二十五里。即萌山也。萌水经其西，澄澈见底，倒浸山影。”
《淄川县志》还将“萌山倒影”载为“般阳二十四景”之一；县志附图第二十四“萌山倒影”有题记：“邑西北萌水所经，水浸山趾，影澄泓照水中，风来习习欲动。”
《淄川县志・建置志・园林》记载，当年淄川乡宦在萌水依山面水建有“候仙园”。县志收录的《候仙园》记中说：“南渠水出园而东，汇为广池。当道口诸泉盛时，北满沼，东满渠，南满溪”。当年萌水水势之大，可见一斑。1958年，因萌水建为萌山水库，就成了今天的萌山湖。《传》书中的“白云湖”，应该说的是“萌山湖”是前身。
《传》书中说造成水灾的除了“白云水吏”，还有“南旺、漏泽、范阳，趵突诸泉”。“漏泽”，可能指的是章丘县“巴漏河”，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另两处“南旺”、“趵突”无论与西明水还是东明水，似乎关系都不大。剩下的只有“范阳”，即范阳河。范阳河早年是淄川县的内流河，与章丘西明水也没有关系，但是与东明水的关系却非同一般。
上面已据康熙《淄川县志》知道：“明水，原名萌水，今名范阳河。”所以《传》书中所说的“范阳”，就是萌水。
新修《淄博市志・自然环境・水系》记载：“范阳河系孝妇河之最大支流，它又有两支，其西支为大，称白泥河，发源于邹平县白云山跑马岭南麓，在王村与彭家庄之间进入淄博市，流向东南，于淄川区前太村东汇入萌山水库，流域面积178平方公里；南支名汩阳河，源于博山区蕉庄镇刁虎峪西南一带，东北流至淄川区三台山西侧折向北，于商家乡馆里村东入萌山水库，流域面积92平方公里。两支流汇于萌山水库”。
上面所说的白泥河，据《淄川县志・舆地志・山川》记载：“白泥河，源出长白山之阳，即青嶂石泉也，俗名青冢。南流为响水湾。有巨石平铺，周可百步，水悬泻而下，澎湃有声。又南，万安溪、泌水泉会之，土人呼为三岔河。东南流迳钟阳七河过冶头，东北流会泷水，入萌水。”
白泥河的源头青嶂石泉，在今邹平市临池镇青冢村。青冢村所在的临池镇与王村镇原来同属于淄川县第六区；1956年，并入邹平县。《淄川县志》将“青嶂石泉”载为“般阳二十四景”之一；县志附图第十八有题记：“青嶂泉，长白山南村，一片独石，方广亩余。有泉出焉，流为巨溪，溅成瀑。响声闻数里。”青嶂泉南流形成的水瀑，当地人称响水湾。
《传》第二十三回说：“这会仙山上有无数的流泉，或汇为瀑布，或汇为水帘，灌泻成一片白云湖。”第二十八回也描写：“说起那明水的会仙山上数十道飞泉，两三挂水帘”，据《淄川县志・舆地志・山川》记载：“岱宗西南来，连冈断阜，卷碧飞青，数百里皆山也。叠嶂承烟，层峦散霭。而孝妇、般、萌诸水，旁纳山泉，循山北注。”《淄川县志》的记载，与《传》的描写极为相似。前面我们已经分析明白，《传》描写的造成明水“辛亥”水灾的水源，最主要的就是白泥河、萌水――范阳河。而白泥河、范阳河是不可能给章丘县的明水造成水灾的，所以说被灾的也只能是淄川县的萌水――东明水。
东明水在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水灾呢? 据《淄川县志・赋役志・灾祥》记载：“康熙二十一年，春夏不雨，大无麦，报旱灾。六月十三日始雨，望日大雨，河水泛溢。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连昼夜大雨，漂没田庐，淹死人畜。”对这次水灾，《蒲松龄年谱》也有记叙：“康熙二十一年壬戌，(蒲松龄)四十三岁。是年，淄川县春夏无雨，大旱；六月十三日始雨，继以暴雨，漂没田庐，继以冰雹，遍地好妨，秋无禾。”这里说的是淄川县，没有写明具体地点。但是这一年萌水(东明水)却并没有逃脱水灾的厄运。
蒲松龄有位好朋友袁藩，字宣四，家住萌水镇(东明水)。袁藩就亲自经历了康熙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的水灾。他的《敦好堂集・卷六》收录的《水难》诗，就非常真实地描写了当时水灾的情况：
六月一雨雨不休，连日翻盆盈川谷。
廿二之夜一更馀，水声倒注银河覆。
火球照耀悬中庭，漫天如漆飞狂瀑。
浊浪须臾跨岸来，阶前汹涌为河腹。
家家号泣悲无门，处处轰雷颓墙屋。
逐波跳走几灭顶，一丝莫保颠溪曲。
孑立洄漩势莫当，黑风急雨仍相续。
大野滔滔天欲倾，鱼龙出没居平陆。
东方渐白川原腥，回首家园惟灌木。
广厦绮疏沉泥沙，图书万卷殉沟渎。
八口皇皇栖息艰，败堵阴风来肃肃。
鸡犬无声鸟雀悲，夜半高枝巢蝙蝠。
长日树阴搔首立，荡涤瓶盎无半菽。
迎秋一寸春苗生，泥没沙壅何时熟。
见说东村同一悲，破家露处几千族。
仰天长叹天不问，租吏近前索僮仆。
诗中如实记叙了当时淄川县萌水遭遇水灾的残状。 我们看《传》第二十九回“冯夷神受符放水，六甲将按部巡堤”中对“辛亥七月初十日”大水景况的描写：“那急雨就如倾盆注溜一般，下了二个时辰不止；街上的水滔滔滚滚，汹涌得如江河一般。……那雨愈下愈大，下到初十日子时，那雨紧了一阵，打得那霹雳震天的响，电光就如白昼一般。山上震了几声，洪水如山崩海倒，飞奔下来，平地上水头有研丈的高；……一村十万余人家禁不得一阵雨水，十分里面足足的去了七分。……那三分存剩的人家，不惟房屋一些不动，就是囤放的粮食一些也不曾着水，器皿一件也不曾冲去，人口大小完全。彼此推想他的为人，都有件把好处。”还有该回的引首诗也写道：
“洪波浩渺，滔滔若塞外九河；矗浪奔腾，滚滚似巴中三峡。建瓴之势依然，瀑布之形允若。隋杨柳刚露青梢，佛浮图止留白顶。广厦变为鱼鳖国，妇男填塞鲛宫；高堂转做水晶乡，老稚漂流海藏。总教神禹再随刊，还得八年于外；即使白圭重筑堰，也应四海为邻。”
两相比较，《传》的描写简直就是袁藩《水难》诗的翻版!
书中说“青州布客”的第三站是济南王舍店，第四站是“绣江县”，目的地是青州。我们只说从临清至淄川，行走路线基本上是直线，距离为200多公里。旧时以骡马为运输工具的商贩，一天的行程大都在一百里路以上。按此计算，第四日正好赶到淄川县。无论从哪个方面说，“绣江县”是章丘县的说法都不能成立。而恰恰是王村镇以及淄川县，无论怎么走，都是必由之路。
据新修《章丘县志》对“官道”的记载是：“清末，(境内)有8条大道，……主要大道有3条：章淄路，由旧章丘城经相公庄、普集、王村讫于淄川”，无论什么人，从济南至青州，或是从明水至青州，都不会偏离正确的行进方向，先向西北，绕道“绣江县(章丘绣惠)”后，再由“章淄路”折回，仍然经由王村、淄川到达青州。因此说，书中所说的“绣江县”只能是淄川县；所说的“明水”，毫无疑问的就是王村。
《传》书中还几次把“绣江”、“明水”描写为通往各处的必由之路。例如第二十五回说：“薛教授又差了一个家人薛三省要赶清明回胙城去上坟，这明水是必由之路”；第三十九回说：“宗师考完了省下，发牌要到青州，正从他绣江经过”；第五十回中描写：“秦敬宇说：'……况我常到绣江县讨帐，明水是必由之地，阴天避雨，也是好处。’”
第五十回描写的秦敬宇，是济南的商家。如果他说的这“绣江县”是章丘县(绣惠)，从济南去“绣江县”讨债，和上面的“青州布客”一样，即从济南向东北。明水镇在济南的正东，去“绣江县”根本不用经过明水。所以说“到绣江县讨帐，明水是必由之地”，不正确。如果是去“淄川县”，则必须经过“明水”――王村。同样道理，第三十九回说的：“宗师考完了省下，发牌要到青州，正从他绣江经过”，这个“绣江”也不是章丘县(绣惠)，而是淄川县。
蒲松龄在王村镇西铺毕际友家设帐教读三十余年，其间一面执教，一面著书，一面代毕氏家族以及当地百姓撰写了大量文牍。蒲松龄在《王村募修路序》中说：“王村为郡邑通衢，冠盖之往来恒于斯，商旅之负贩恒于斯，无他歧可出焉者。”蒲松龄用“郡邑通衢，……无他歧可出”来写王村，正符合了《传》中所描写的从济南“到青州，正从他绣江经过”以及从济南“到绣江县讨帐，明水是必由之地”的条件。对同一个地点在两种不同作品中的相同描写，说明了两种不同作品是同一作者的极大可能性。
我们再看其他的关于里程的描写。
《传》第六十八回：“侯道婆伙倡邪教，狄监生自控妻驴”中写：“素姐道：'咱这里到泰安州有多少路?’道婆道：'人说有二百九十里路。这路好走，顶不上别的路二百里走。’”
再看第六十九回他们行走的路线和里程：“这日尽力走了一百里，宿了济南府东关周少冈的店内”；后面第八十六回“吕厨子回家学舌，薛素姐沿路赶船”中，描写薛素姐安排行程时说：“咱今日还赶王舍店宿，明日赶炒米店”。可见六十八回、六十九回、八十六回书中描写薛素姐走的是同一条路线。所谓“济南府东关周少冈的店”，实际上就是“王舍店”。“王舍店”也是真实地名，即济南市东的王舍店镇。
《传》第二十五回中说：王舍店在“济南城东二十五里”。“章丘明水”至王舍店只有不到七十里路；而从淄川王村到王舍店，正好将近一百里路。所以说符合走一百里路“宿济南府东关周少冈的店”条件的，只能是淄川县的王村镇。
按现代地图计算，从王村镇经济南至泰山，多说也就120公里。书中说从“明水”到泰安的距离“有二百九十里路”。笔者认为《传》作者是采用了民间的习惯说法。旧时淄川县人习惯用大约来估计本地到各处的路程。蒲松龄故乡民间口头流传着三个“二百四”。即从淄川到泰安、从淄川到济南、从淄川到潍坊，路程都是二百四十里路。
据《淄川县志》记载：“邑西五十里王村店。”可见《传》作者是把“二百四”与《淄川县志》所说的“五十里”加在了一起，正好“二百九十里”。《传》作者虽然写从绣江到泰安的路程用的是：“人说有二百九十里路”，但是他明明知道实际没有这多距离，所以接下来又说“顶不上别的路二百里走”。
蒲松龄写有《登岱行》诗，证明蒲松龄登过泰山。从王村镇到泰山的路程，蒲松龄是亲自走过的。
实际上，《传》中对章丘市明水镇也有真实的描写。第三十七回“连春元论文择婿，孙兰姬爱俊招郎”中说：“明水到府不足百里，早发晚到。”写的就是西明水。据王村西铺毕氏家族的毕淑德先生介绍：旧时骑牲口从西铺赴济南，早起当天就可以赶到。有时没能早起，就得半道住下。蒲松龄有时赴济南，第一天先到西明水访友，第二天再赴济南。蒲松龄有诗《二月十五赴郡，作钝蹇行》：
雨后泥滑马蹄湿，驽骀策钝无休息。
纵之款段苦不前，驱之突兀仍跳掷。
计盼程途八十余，穷日奔波不遑食。
两股受革登如受械，老骨欲碎殆颇极!
望门投止日已昏，投鞭下马不能立。
门人顾我惫可怜，易乘聊省驱策力。
习习两袖生清风，飘飘远送华山碧。诗中说的就是蒲松龄赴济南第二天从明水起身时，正好天下雨，本来很轻松的路程，整整走了一天。从蒲松龄诗中所写的“计盼程途八十余”看，也符合从章丘明水至济南的实际里程。这种虚实结合，移花接木的表现手法，正是《传》创作构思的巧妙之处。
有研究者说：济南是蒲松龄的第二故乡。济南市齐鲁文化长廊内12尊山东历史名人雕像，其中之一就是蒲松龄。因此，蒲松龄对济南也有着浓厚的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传》中的济南，就是蒲松龄生活中的济南，也是蒲松龄心目中的济南!
《传》第三十七回中写“程乐宇领着四个徒弟”到济南考试，“济南府东门里鹊华桥东，有连春元亲戚的房子，问他借了做下处。”第三十八回写他们再次到济南考试，住的地方“也还是那下处。”
蒲松龄是济南的常客，有时在济南一住就是半月二十天。他写有《稷下毕振叔斋中》、《客邸晨炊》、《夏客稷门，僦居湖楼》等诗。如《稷下毕振叔斋中》就说：
小院垂杨傍碧湍，行人浑作画图看。
迎秋坠粉莲房老，掠水风来草阁寒。
石隐何妨仍近市?鱼肥更不解投竿。
儿童久住能相识，门外赊菱供客餐。
诗中的毕振叔是蒲松龄馆东毕际有三弟际孚的儿子，他与蒲松龄有着相同的人生经历，关系十分密切。
据《淄西毕氏世谱》载：“盛钰，字振叔。公生而颖异，好学多文，弱冠游庠连三第一，乡试十有六次竟不一第。康熙己卯副榜，雍正癸卯恩贡，年七十有三，选莘县训导，未履任而卒。”《传》书中说程乐宇住的是熟人的房子；蒲松龄客居济南，住的是馆东本家毕振叔的房子，与《传》两相对照，有着惊人的相似。
《传》书中多次提到明水与绣江县城的距离，例如：“这个明水离了县里四十里路，越发成了个避世的桃源一般”、“离这绣江县四十里一个明水镇”(二十三回)；“他乡间的人，离城四十里路”(四 十二回)；“这明水镇离县治四十里路”(五十二回)；“(狄希陈)绣江县人，家住离城四十里明水镇”(八十一回)等，都没有指明明水与绣江县方位关系。
孙楷第先生在《信》中引文说：“明水镇，小说谓在县南四十里”比《传》平空多出了一个“南”字。这也是导致误解的原因之一。
在《传》第二十五回中，描写了将要赴任“青州衡府纪善”的薛教授，因下雨住在了明水狄员外开的客店里，狄员外借天留客，两人因此结为至交的故事。
书中说：“只见天气渐渐阴来，就要下雨的光景，狄员外苦留，说：'前去二十里方是二十里铺，都是小店，歇不得轿马。再二十里方是县城。这雨即刻就下’，一边挽留，一边雨果然下了。薛教授只得解下行李，等那天晴。”
上面所说的“前去二十里方是二十里铺，……再二十里方是县城”，正符合“离这绣江县四十里一个明水镇”的说法。我们已经知道“绣江县(绣惠)”在“(章丘)明水”西北，两地相距二十三里(11.5公里)路。不可能是“前去二十里方是二十里铺，……再二十里方是县城”；而且行进方向也不对。
由此分析，以“离这绣江县四十里一个明水镇”的说法来证明“绣江县”是章丘县不仅不成立，反而使人对明水镇的真实性也产生怀疑。
章丘县也确实有个叫作“二十里铺”的地名，即今章丘市党家乡二十里堡。《章丘县志》记载：“党家乡(二十里堡)，位于县境西部，明水西北15.7公里。”因为薛教授是“升了青州衡府的纪善，前来到任”。其行进方向应该是由明水向东，经由王村、淄川到达青州。而章丘市“二十里堡”在明水西北。所以说，书中的“二十里铺”，只是借用名称而已。既然书中的“二十里铺”只是借名。那么真实中的“二十里铺”在哪里呢?
据《淄川区志》记载：“馆里，淄城西。建村约于元代；早年有安、陶两姓于此地开店，名安家店、陶家馆。建村后取名馆家庄。清代称馆里。”再据“淄川区[自然地理]”资料表明：“商家镇位于淄川城西，镇政府驻馆里村，距区政府驻地10公里。”
《淄川县志》记载的“邑西五十里王村店”，可能有历史的误差。据王村镇西铺毕思论行车里程表计算，王村镇与淄川城的实际距离为22公里。王村与“馆里”相距大约“二十里”，“馆里”与淄川县相距正好是“二十里”。再明显不过，《传》书中所说的“绣江县”与“明水镇”距离，就是“淄川县”与“王村镇”的距离；“二十里铺”是淄川县“安家店、陶家馆”的化用。由此可以认定：“绣江县”就是淄川县，“明水镇”就是王村镇。
据山东省省情网资料表明：王村镇在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因王姓立村，名王村峪。明代中期开有店铺，称王村店。清代简称王村。民国十九年设建制镇，属淄川县第六区，1958年建王村人民公社。1970年8月由淄川区划归周村区。1982年3月恢复王村镇。西距济南遥强国际机场50公里，是省道胶王路的起点。王村镇素有“淄博西大门之称”。
蒲松龄在王村镇西铺设馆，他从淄川到西铺的行走路线是：出淄川县城――经苏相桥――过焕山――经过馆里庄――走冶头村里――经史家庄――到达西铺。西铺村西北不足二里路就是王村镇东门。如果照这个距离计算，淄川县城至王村镇也就四十多里路。
蒲松龄在淄川县至王村镇的道路上每年都要走数次来回，他在《赠毕子韦仲》(五首之二)诗中就说：“马头三尺软红尘，东去西来道路频。早径山高岚似雨，浅滩风过水生鳞。”风风雨雨三十余年，东来西去，路上的每一段距离，都是亲自一步步量出来的。从蒲家庄到西铺，从淄川到济南，二百里“郡邑通衢”，每一步都印下了蒲松龄的足迹。《传》作者是不是蒲松龄，明确的答案就在这历史的足迹中。
五、结论
《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出于种种原因，用了一个西周生的化名。好象是在有意隐瞒着什么，但却又在书中留下了大量的真实信息，让仔细的读者很容易就会验明正身。目前就有《醒世姻缘传》、《聊斋志异》、《聊斋俚曲》这三种体裁截然不同的文学作品，无论从故事情节或细节甚至人物构思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或相同之处。早就有研究者考证认定，通过《醒世姻缘传》出版年代、面世渠道以及其他很多因素表明，三种作品不可能由不同的人相互抄袭。但也有研究者把《醒世姻缘传》中所表现出来的与蒲松龄生平经历以及与《聊斋志异》、《聊斋俚曲》相吻合的情节或细节乃至思想、艺术构思视为偶然巧合。
袁世硕先生在《铸雪斋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见《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一文中说过：“事实是研究问题的基础”。在《传》研究问题上，我们就应该尊重事实，承认事实。
笔者杜撰了一个“偶然归纳法”：把“《醒世姻缘传》作者是蒲松龄”设为必然项A；把“情节或细节乃至艺术构思的巧合”设为偶然项X。演绎表明：当诸多的“偶然巧合”即X=A；X1=A；X2=A；X3=A……Xn=A时，那么，所归纳的A的真实性地位就是不容置疑的。
本文通过对《醒世姻缘传》中所描写的山川景物、地理方位、道路里程等分析考证以及实地考察，表明书中描写的主要环境都集中于蒲松龄在此生活了三十余年的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西铺村(原属淄川县)周围，诸多信息都与蒲松龄有着紧密的联系。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最具备《醒世姻缘传》创作条件的人是蒲松龄。从而得出结论：《醒世姻缘传》所描写的“绣江县”，实际就是淄川县；而所谓“绣江县明水镇”，则是蒲松龄以原淄川县王村镇为原型，羼入了原淄川县萌水镇以及章丘县明水镇的相关信息打造而成；《醒世姻缘传》的具体写作地点就在今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西铺村。
附记：本文在完成过程中，蒙李先进、刘永山、王一千、毕淑德、毕思论、毕迎春诸先生协助实地考察；并蒙毕淑德先生提供有关资料。笔者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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