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个宰相的灭亡之路——胡惟庸案始末
龙凤元年，也就是公元1355年，彼时的朱元璋还是个在勤勤恳恳打排位等着攒够积分上王者的小老弟，胡惟庸这时候投奔了朱元璋。
在他前后投奔朱元璋的，有徐达、常遇春、刘基、李善长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大明帝国的开国功臣。
胡惟庸也在朱元璋手下做过很多官，例如：
元帅府奏差——送信的。
宁国主簿——写信的。
知县——县委书记。
吉安通判——县政法委书记。
湖广佥事——机要科科长。
太常少卿——文化部干事。
从这份履历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胡惟庸加入朱元璋集团的时间很早，但是并未受到重用。
但他在基层摸爬滚打了半生，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也终于等来了一次大幅度的升迁。
这个提拔推荐他的人，是李善长。
而之所以胡惟庸能被李善长选荐，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们是同乡。
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就是这个道理。
两人不仅是同乡，李善长的侄子李佑，是胡惟庸的侄女婿。这样一来，又是同乡，又是亲戚，关系更是近了不少。
洪武六年，也就是1373年，李善长举荐他为右丞相。这个职位，相当于大明帝国的三把手。
胡惟庸终于等来了自己想要的机会，他在右丞相的位置上，勤勉工作，埋头苦干，让此时已经当了皇帝的朱元璋看到了他身上的闪光点。四年之后，他再进一步，任左丞相。
也就是这个时候，他正式成为了大明帝国的二把手。
他做左丞相，大家还算是比较服气。一是因为胡惟庸的履历实在是很早，论资排位，他是打天下的功臣。而论工作经验，数十年的官场沉浮让胡惟庸有了非常优秀的政务工作处理能力。
资格他有了，能力他也有了，所以他在左丞相这个位置上，坐了很多年。
更关键的是，胡惟庸觉得朱元璋很信任他，百官们也觉得皇帝很宠信这位左丞相。
但是请大家记住，是胡惟庸自己觉得。
在天下第二的位置上老老实实地待了很多年之后，胡惟庸开始暴露出了自己的本性——独裁。
这是他致命的错误，也是他致命的弱点。
虽然你是宰相，你的权利巨大，但是普天之下，可以独裁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朱元璋。
百官觐见上来的奏章，胡惟庸要先看。有弹劾自己的奏章，全部扣下。
群臣给皇帝写的工作报告，胡惟庸要先读。有投诉自己的内容，全部涂改。
在某种程度上，胡惟庸的这种行为等于骑在朱元璋脖子头上拉屎。
但奇怪的是，朱元璋当时人在中年，精明强干，并不糊涂。胡惟庸的所作所为，朱元璋有可能全部都尽收眼底，但他熟视无睹，任由胡惟庸的行为。
也许是得到了皇帝的默许，胡惟庸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他开始走出了为自己利益着想的第二步：贪污、腐败、以权谋私和结党营私。
朝中热衷功名，想要升迁或者谋求前程又心术不正的人，都找到了胡惟庸这条快速发家的道路。他们对胡惟庸先送礼，再交钱，统统变成了胡惟庸的追随者和狗腿子。
而朱元璋，依旧选择了沉默。
虽然皇帝不闻不问，但是朝中不乏正义之士。
大将军徐达觉得胡惟庸行为奸诈，不是个好东西，一五一十的把胡惟庸的行为告诉了朱元璋，但老朱同志本着眼不见心不烦的原则，依然放任不管。
御史中丞刘基（刘伯温）也曾公开的对胡惟庸大把大把捞钱的行为进行批评。胡惟庸不是个软茬子，不久后刘基卧病在家，朱元璋派他去探望刘基，他果断地了上演了一出“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好戏。
他假意地探望刘基，暗中却给刘基下了毒。这个行为直接导致了刘基的死亡。
但在这里，我们要为胡惟庸的行为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刘基也是一代重臣，开国元勋，胡惟庸真的有这么大的胆子暗害他吗？
会不会是朱元璋授意于他的？
但无论最后的始作俑者是谁，胡惟庸排除异己的行为是无疑的。
如果仅仅是以上这些针对于工作中的污点，也许胡惟庸罪不至死，但一件事情的发生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在他定远（安徽滁州）老家的祖宅里的一口枯井中，突然生长出一株直窜出井口的石笋。
本来这也许这只是一次植物界和生态圈的自然生长，但围绕在胡惟庸身边的党羽们却献媚说这是祥瑞之兆，顺便添油加醋的说胡惟庸祖宗三代的坟头，晚上有火光，白天冒青烟。
种种奇异的现象都在暗示胡惟庸，他不是一个平凡人，他有帝王之相。
胡惟庸的心理在此时发生了变化，他觉得做一个权倾朝野的丞相已经满足不了他了，他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起兵谋反，成为新皇。
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此时的朱元璋，依然置若罔闻，甚至还时不时对胡惟庸有赏赐。
他不仅放任了胡惟庸在职位上作奸犯科，而且默认了胡惟庸的狼子野心。
而认为自己已经彻底得到了皇帝信任的胡惟庸，开始为自己的造反大业做准备。
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御史大夫陈宁、卫士刘遇贤、魏文进、以及曾经助他登上丞相位置的李善长都成了他暗中招揽的心腹。
而他所招揽的这些人，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个：他们都是曾经和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伙伴们，和朱元璋交情不浅，和胡惟庸也是友谊深厚的往日同僚。
第二个：大明王朝建立之后，这些人都曾不同程度的和朱元璋起过冲突，并且受到了朱元璋的惩罚，本质上，这些人对朱元璋是心存不满的。
最为关键的是，这些人几乎是整个大明朝廷三分之一的力量，文臣武将都囊括其中。
只要造反，就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心思缜密的胡惟庸还不放心，他又做了两份准备工作。
（北元势力）
第一：他想要联络常年滋扰明朝海境的倭寇，准备一同起事。
第二：他想要密信大漠之中的北元势力，并向北元称臣，希望可以借助到蒙古人的力量。
我自己打不过你，我找大臣们帮忙。大臣们势力太弱，我就打电话叫倭寇和蒙古人。
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个逻辑缜密，强而有力的造反计划，如果真的可以实施，大明江山的命运，尚未可知。
但就在这些“想要”尚未实施的时候，京城里发生了一件事。
胡惟庸的儿子坐马车在集市上酒驾加超速，出了车祸，甩出车外，直接摔死了。胡惟庸痛失爱子，大怒。把赶车的人抓住处死。
本来这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因为胡惟庸任职丞相，就经常代替皇帝处理各种刑事案件，而且经常先斩后奏，私自处死犯人，替皇帝做决定。
所以杀掉一个车夫实在不算什么大事。
但这件事却偏偏被朱元璋知道了。
朱元璋一改往日的沉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你的儿子饮酒坐车，又唆使司机超速，死了活该，关人家车夫什么事？你不问青红皂白就私自杀人，你替他偿命吧。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胡惟庸残害忠良的时候你不管，现在只不过杀了个平民，你来什么劲啊？
胡惟庸也有这样的疑问，但是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利这样提问，也没有资格这样问。
因为如果皇帝对自己放任不管，自己做什么都无所谓，不必承担责任。
但是如果皇帝要过问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做对了，倒还好说，如果做的是错事，自己是无可辩解的。
而杀掉无辜的车夫，就是一件错事。
所以胡惟庸没有辩解，非常懊恼的表示愿意以巨额财富来赔偿车夫一家。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看似合理的请求，被朱元璋果断拒绝了。
朱元璋只说了一句话：欠债还钱，杀人偿命。
胡惟庸彻底慌了，这个平时看起来对自己放任自流，多有包容和宠信的皇帝此时此刻变得十分无情。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自己飞扬跋扈了这么多年，在朱元璋眼皮底下贪污腐败，甚至意图谋反都没有事，却要栽在一个车夫身上？
皇帝揪着这件事不放，甚至要他死。胡惟庸害怕了。退朝之后，开始准备图谋起事。
他不能再等了，他告诉自己，不是朱元璋死，就是自己灭亡。
但此时的朱元璋，早就已经掏出了自己的日记本，开始细数胡惟庸从成为丞相第一天起到现在的所有过错。
到这里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朱元璋不是傻子，也不是对胡惟庸犯下的过错视而不见——而是一一记录在册，等待着时机到了，算一笔总账。
可堂堂帝王，杀掉一个为自己工作的官员，用得着这么费劲吗？
还真用得着，因为胡惟庸不太好杀。
其一，他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旧臣，这些开国元勋，往往功勋卓著，贡献巨大，就算有过错，大多都是从轻发落，很难置于死地。
其二，在胡惟庸不断升迁的过程中，他自己一步步编织了庞大的属于自己的胡惟庸势力集团。朝廷各处都是胡惟庸的党羽，想要降罪于他，或者给他定罪，总会受到大臣干扰，难度很大。
所以朱元璋选择了放长线，钓大鱼。
你是开国功臣，你是当朝权臣，一件两件错误定不了你的罪，十件八件错误定不了你的罪，那么五十件，一百件呢？
而胡惟庸多年来的官场生涯，犯下的过错，何止一百件？
有了这样强有力的过错积累，朱元璋厚积薄发，想要治胡惟庸死罪，易如反掌。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丞相，胡惟庸的死改变了政治上的格局，一直以来分散的皇权完全回归到了皇帝手中，朱元璋加给他的罪名是谋反叛变，而真正的历史或许并非如此，在各方学者关注下，胡惟庸一案到底是因为谋反而罪有应得，亦或是仅仅只是朱元璋加强皇权的一个借口，这一切，都需要仔细地梳理。
案发前的背景
胡惟庸在朱元璋攻打和州时就已经投靠过来，是名副其实的老革命，跟随朱元璋一路走到建立大明，在此期间，胡惟庸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对上司心理的揣摩，再加上是同为开国功勋李善长的老乡，深受朱元璋信任，因而官职也是快速晋升，从最初的太常寺卿一路突飞猛进到坐到左丞相的位置，只用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
坐上丞相位置之前，他并不能称之为一个恶人，或许是权力并没有很大的缘由，他一直尽心尽力帮助朱元璋治理国家，李善长也十分看好他，甚至还把自己的侄子介绍给了胡惟庸的女儿，两家结为姻亲。但是一路晋升的胡惟庸并没有再小心翼翼维持自己当年的谨慎，走上相位后，随着掌握权力的增大，人的野心和欲望甫经点燃，就会越燃越旺。胡惟庸也“有幸”未成为例外，他的错误，在当上丞相后越积越多，成为了以后被杀的导火索。
当上丞相的胡惟庸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官职显赫，又深受皇帝宠信，朝野里所有想要晋升的官员都来靠拢他，跑官送礼者络绎不绝于途，而他也一直很享受这个过程，面对前来贿赂的人照单全收，《明史》有云：
"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同时，他也一直在剪除异己，和自己作对的人几乎没有好下场，人尽皆知的就是毒死刘伯温一事，史书记载"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而他之所以可以狠下心来对一个生病的老人，而且是地位尊崇的开国功勋下此杀手，正是因为在此之前，刘伯温曾经试图阻止朱元璋任命他为宰相。
当初朱元璋询问刘伯温接替李善长的最佳人选是谁时，他评价胡惟庸为"譬之驾，惧其偾辕也。"怀恨在心的胡惟庸自然不会放过绝佳的报复机会。
一边是自己手握的巨大权力，一边是被自己哄得开心的皇帝，此时的胡惟庸已经变得十分猖狂了，不仅自己无法无天，连身边手下的人也开始目中无人，他的仆人倚仗着主人的势力，居然闯边关，还出手殴打守边关的将士，事情传到了朱元璋耳朵里，其实此时的朱元璋已经隐约感受到了这位丞相的威胁，于是下令处死了这个恶仆。
而胡惟庸却被权力冲昏了头脑，丝毫没有发觉自己已经引起了皇上的注意，仍然我行我素，大将军徐达性情耿直，根本瞧不起胡惟庸这种奸党势力，而胡惟庸却试图铲除这个异己，想要收买徐达的仆人却反被告发给了徐达，徐达只是与他日渐疏离。此时的他更是小人得志，已经得意忘形，对于下属呈上来的奏折他甚至已经不再上报给朱元璋，而是自己擅自做主，隐瞒弹劾自己的奏章，任意处罚下属官员甚至革职，权倾朝野的他，却忘记了身后一直注视着他的朱元璋。
朱元璋面对这个严重威胁到自己的丞相，早已无法容忍，不过，时至此时，胡惟庸是一个嚣张跋扈独断专权的丞相，朱元璋是那个隐忍未发飙的皇帝，疑点虽已出现，但他在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案发时史书上的记载只是一纸官方文书，叫“云奇告变”，胡惟庸邀请朱元璋去自己府邸观看澧泉的祥兆，朱元璋并没有推脱，在去往他府邸的路上却被一个宦官拦住了道路，由于跑得太急，这个宦官气喘吁吁，怎么也喘不匀气息讲话，而这种冲驾行为在当时是要杀头的重罪，旁边的守卫几乎已经快要将他乱棍打死的时候，他费尽气力抬起手指向了胡惟庸家的方向，朱元璋见状发觉有些不妙，便登上城墙远望胡惟庸的府邸，一看就立刻怒发冲冠，原来胡惟庸家里到处都是士兵，这是要谋反叛乱，于是立刻下令处死胡惟庸。
此时，疑点便接踵而至，单看这个官方文书就可以发现，宦官为何非要在路上冲驾，冒着杀头的危险?一个人喘得再厉害，也不至于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吧？并且作为一个小宦官，在即将被打死的时候还能拼死指向胡惟庸家里的方向，这样的忠心也是让许多学者抱有怀疑态度，并且，胡惟庸的府邸距离城墙并不是很近，那么朱元璋是如何一眼便看到院子里面的士兵的?而最重要的就是，多方学者都认为，云奇这个人完全就是正史杜撰出来的人物。
假定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这个人，云奇告变自然也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案件处理结果
在所谓的云奇告变之后，胡惟庸被赐死，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结束，明史记载"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在废除丞相制之后，过了几年，朱元璋再次旧案重提，将开国功勋二十几位全都处死，株连族人将近三万，包括立下汗马功劳的李善长，原因就是他有放任胡惟庸谋反的嫌疑，太子的老师宋濂也被波及，虽然马皇后为他求情，但是还是在发配的路上离世。
时隔将近十年后再次提起旧案，并且如此血腥，残杀将近三万人，做出此种行为的朱元璋让所有人都震惊，这也是许多人疑惑的地方，在李善长死后一年，有一位叫王国用的官员上书朱元璋，他论证李善长死得是真的冤，他完全没有理由去纵容造反。
理由很简单， 胡惟庸造反即便成功了，他李善长也不会是皇帝，冒着杀头的危险得到的还是一个丞相的位置，他没有理由和动机去冒这个险。朱元璋并不理会，也没有迁怒于他，这是否，也表明了朱元璋认可这种概念，默认他这么做是错的呢？不惜戴上杀人魔头的帽子也要将这些人赶尽杀绝，甚至在胡惟庸案后并没有收手，而是一路杀戮到底。
紧随其后再度爆出蓝玉案，如此心狠手辣铲除功臣，到底又是为何？
其实这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
大案背后的原因
胡惟庸一案，其实分作两个阶段，最初只是针对胡惟庸，或者说，是针对丞相这个制度，朱元璋从一个乞丐出身，一步一步走到皇位，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他不想自己的权力被分割，其实历代皇帝都不想要皇权分散，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就是为了稳固皇帝权力，只不过朱元璋他更加重视自己的皇位。
在洪武十一年时，已经有了端倪，朱元璋下令以后臣下上书可以越过中书省，皇帝独揽大权。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只是上一个命令的延续，他的目的就是废除丞相，加强中央集权，使皇帝的权力达到最大话。
那么，废除丞相制度需要的就是一个“谋反”的罪名，因为贪污受贿纵仆行凶这是犯罪事实，完全可以杀了胡惟庸，还需另立新相，跟“丞相”这个官职毫无干系；可是谋反这个罪名，却与丞相这个官职强相关，朱元璋必须让大家意识到，这个位置，是能够滋生造反意识的温床，是一种制度缺陷，而有了缺陷，就要从制度上再去弥补。所以，胡惟庸就是朱元璋废相的一个棋子，朱元璋明白胡惟庸的性格，只有一步一步慢慢压迫他，把他逼急了，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事实上，胡惟庸确实是被逼得这反不造也不行，因为他的儿子在一次外出时，因为马车的问题，车子翻了，于是他愤怒杀了马车夫，这件事情被报给了朱元璋，愤怒却又心怀鬼胎的朱元璋立刻处死了胡惟庸的儿子，目的就是为了逼急胡惟庸。按照朱元璋的设计，胡惟庸被逼得狗急跳墙，密谋想要造反，只是朝中几乎人人都已经知晓皇帝对丞相的厌恶，此时正是上奏的大好时机。
正中下怀的朱元璋自然不会放过他，杀了胡惟庸，颁布《废丞相敕》。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极刑。”
自此，整个大明朝的统治架构真真正正握在勤奋的皇帝手中。
胡惟庸冤吗？确实有些冤，因为其实一切都是皇帝的布局，但严格来说，他也算罪有应得，毕竟他做的所有事情加起来，死罪并不委屈他。而时隔十多年的胡惟庸后续牵连案，是真正让人感慨万千的，朱元璋的所作所为确实过分，也确实让人费解，一同打下江山的战友如果真的想要谋反，何苦要等到现在呢？
他们完全没有造反的理由。王国用的奏疏是最大的证据，李善长作为最不可能有谋反罪的人，却被扣上了谋反的帽子，其他诸多开国元勋也都是因为子女姻亲关系而被诛杀，难道皇帝真的就是一个以杀人为乐的嗜血恶魔吗？
其实也并不是，从马皇后为宋濂求情，朱元璋感动而改变命令就可以看出，朱元璋也有感情，也讲究情面，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些并肩作战一同打下江山的臣子也是朋友们赶尽杀绝呢？
从当时的情形来分析，只能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
在朱元璋重提旧案前，太子朱标去世，而皇长孙朱允炆又尚且年幼，朱元璋害怕自己辛苦打下来的江山被他人夺走，那他能做的，就是在有生之年为自己的子孙拔掉所有可能伤害到他们的刺，所以他不惧怕变成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人，能为自己的子孙留下完整的江山就足够了，所以行动方向从一开始的废除丞相制度，演变成了后来的铲除后患。
那些曾经出生入死的兄弟，那些敌军的眼中钉，现在就变成了他的肉中刺，他要拔掉这些刺，生性多疑的他不相信这些忠于自己的人也能同样忠于自己的儿孙，于是这场殃及两万余人的杀戮，不可避免地拉开序幕。他没有反驳王国用，也没有迁怒于他，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么做很不讲道理，根本无从反驳，虽然他觉得自己没有做错。
结语：
胡惟庸案距离现在如此久远，具体事件过程谁也不能看得清楚讲得分明，而在当时的情形下，也没有文官敢记录下真实发生的事件，虽然野史不少，正史也有所谓的官方文书，但是对于里面扑朔迷离的案情，我们只能去尝试着寻找答案，尝试在历史的长河中打捞信息，找出历史本来的样貌。
这个案子被称为冤案确实也并不为过，因为这一切都在朱元璋的掌控之中，虽然胡惟庸在做丞相之时犯下了许多罪过，但并不排除是朱元璋有意纵容，给他假象，因为朱元璋目的明确，就是想利用胡惟庸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客观来讲，胡惟庸也算是一个政治牺牲品。
但是如果胡惟庸生性没有那么嚣张，或许这颗棋子不会让他做吧！而后来所牵连的人，则是名副其实的冤枉，作为开国元老却不能得到善终，原因就是因为自己有可能会变成后患，确实放在谁人身上也都十分委屈。
纵观整个案件，朱元璋作为一个专制时代的开国皇帝，为了巩固皇权，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一切在后人看来并不很意外，相权与君权之间的矛盾古往今来一直都存在，朱元璋只是更加冷酷而已，选择彻底铲除这个威胁，既为自己也为后代。
所以，胡惟庸的死亡结果本身早已注定，因为他遇到的是朱元璋。
而那些因为被怀疑而无辜枉死的大臣们，也仍然只能说，因为他们遇到了朱元璋。
●李善长谋反案
前言：李善长，字百室，定远人。《明史》对他的评价是"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换句话说，李善长读过书，但是并没有功名，和刘基那些在元朝中过进士的文化人还是有区别。这也决定了李善长只能和所谓的"淮西勋贵"牢牢地捆绑在一起，而和真正的文人集团格格不入。
但无论如何，李善长是第一个投入到朱元璋帐下真正有文化的人。熟知历史的李善长以汉高祖刘邦来激励朱元璋，同时提出"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的要求。这是从纬度上拔高了朱元璋的视野，为他今后的成功奠定了理论基础。
李善长在加入朱元璋阵营之后虽然并没有实质性的战功，但他对于整个赏罚章程的建立，对于朱元璋统治区的治理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有李善长在，朱元璋可以放心地用兵而不用担心粮饷问题。也正是有李善长在，朱元璋可以大胆地御驾亲征而不用担心老根据地的安危。吴元年（公元1367年）九月平定张士诚之后论功行赏，吴王朱元璋册封了三位国公。李善长、徐达、常遇春三人被封为宣国公、信国公和鄂国公，三人之中则以李善长为首。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十一月，已经称帝三年的朱元璋大封功臣，共封公爵6人，侯爵28人，伯爵2人。原本已经是宣国公的李善长进封韩国公，老朱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左丞相李善长虽无汗马之劳，然事朕最久，供给军食，未尝缺乏。…已列公爵，宜进封大国，以示褒嘉。"当年李善长将朱元璋比作刘邦，现在投桃报李，朱元璋也将李善长比作萧何。此时的李善长56岁，春风得意。
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兼太子少师，宣国公李善长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进封韩国公，参军国事，食禄四千石。（《明太祖实录卷五十八》）
实际上李善长从洪武四年开始就已经"以疾致仕（因病退休）"，此后朱元璋又把自己的长女临安公主嫁给了李善长的儿子李祺，君臣之间称得上是关系和谐。在洪武十三年爆发的丞相胡惟庸谋逆一案中，已经有人指证李善长乃至淮西勋贵和胡惟庸勾结（胡惟庸本人便是李善长一手提拔起来的）。但彼时的朱元璋显然并没有动手处理淮西老兄弟的念头，整个勋贵集团都没有在胡惟庸一案中受到牵连。既然如此，为何朱元璋会在十年之后重翻旧账，把李善长和淮西勋贵和胡惟庸联系起来并大肆株连呢？
李善长一案始末
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吉安侯陆仲亨家奴封贴木等人则告发陆仲亨与众多公侯皆与胡惟庸、李善长结为朋党，曾谋划发动政变。一时间陆仲亨等人纷纷下狱，至于李善长，朱元璋仍然想把他保护起来。
但是到了五月份，言官们对于李善长本人的弹劾火力一浪高过一浪。5月6日，监察御史直接上书弹劾李善长本人，列明罪状并给出"罪在不赦"的结论。此事被朱元璋压下之后，5月8日，监察御史再次上书，这次不但矛头依然直指李善长本人，还带上了他的侄子李佑、李伸。李善长是开国元勋暂时不能动，他的侄子还动不了么？于是李佑、李伸下狱。
此时刑部官员已经搜罗好了陆仲亨等人的证词，当然都是对李善长不利的。而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等人则揭发主人李善长与胡惟庸素有往来。群臣据此请求诛杀李善长，再次被朱元璋否决。
走投无路的李善长于5月20日亲自进宫求见朱元璋，两人暮年相见，不免悲从中来。但是最终此次见面并未取得任何积极成果，朱元璋还是赐死了李佑、李伸及陆仲亨等人，而李善长则在绝望之中自尽。太师、韩国公李善长终于还是晚节不保，享年77岁。
受牵连的开国勋贵名单如下：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河南侯陆聚、荣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南雄侯赵庸、申国公邓镇。已经死去多年的追封滕国襄靖公顾时、追封海国襄毅公吴祯、追封陕国宣武公郭兴、追封永国桓襄公薛显、追封许国襄简公王志、追封沂国武毅公金朝兴、临江侯陈德、汝南侯梅思祖都被追论为胡党。这些人的第二代中，如济宁侯顾敬、靖海侯吴忠、巩昌侯郭振、辽东都指挥使梅义都被株连。
朱元璋挽救淮西勋贵的努力
明朝建立以后其实南北地主之间的矛盾是非常深的，甚至已经在朝堂之上渐渐形成南北两派势力之间的对抗。就在洪武二十二年的十一月，翰林院学士刘三吾在谨身殿和朱元璋讨论治民之道的时候，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三吾言："南北风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当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无两心，帝王一视同仁，岂有彼此之间？汝谓南方风气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风气刚劲，故当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无之？君子怀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当，乌可概以一言乎？"（《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八》）
在这里刘三吾公然提出对于北人"当以威制"，而同样出身淮西的朱元璋在广义上也属于北人。因此老朱立刻予以了驳斥，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表面平静的朝堂早已暗流涌动。
因此在四月份陆仲亨等人连续下狱之时，朱元璋已经感觉气氛不对。在闰四月的时候，老朱让监察御史的老大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署通政使司事。通政使司在洪武朝的时候责任非常重大，掌内外章奏和臣民密封申诉之件。朱元璋曾经在八天之内处理了内外诸司奏劄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换句话说，老朱平均每天要做出400多个决定，这个工作强度是非常大的。但是不要忘了，朱元璋看到的奏劄已经是经过通政使司整理提炼过的，也就是说通政使司的工作强度还要更为巨大。
那么此时朱元璋让左都御史詹徽跑去通政使司兼职，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想让詹徽被铺天盖地的"邮件"淹没，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继续插手陆仲亨等人的案子么？而原来在通政使职位上干得好好的茹瑺被调去都察院出任右副都御史，与詹徽等人派系不同的北方人袁泰则从左佥都御史的位置上升为左副都御史。
三法司主官大对调
5月1日，北方人户部尚书杨靖调任刑部尚书，原来的刑部尚书赵勉（刘三吾女婿）接任户部尚书。5月2日，刑部左侍郎邵永善调任兵部左侍郎，原兵部左侍郎张忠则接任刑部左侍郎。5月5日，大理寺卿张庭兰调任通政使。
詹徽，徽州府婺源人。其父詹同曾在陈友谅的汉国担任翰林学士。洪武十五年的秀才，是朱元璋亲自提拔的少壮派领袖。赵勉，湖广夷陵人。张庭兰，湖广澧州人。这些人都是和詹徽同属于少壮派系，且都是湖广老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陈友谅墓
而朱元璋之所以在几天之内对都察院、刑部、大理寺这三法司的核心人物接连使出乾坤大挪移的手段，无疑是想将陆仲亨等人给保护下来。
与此同时，朱元璋于5月2日在朝堂上提出公侯还乡的想法并且立即执行。魏国、开国、曹国、宋国、申国、颍国六公各赐黄金三百两、白金二千两、钞三千锭、文绮三十匹、绫十匹。永平、南雄、崇山、怀远、凤翔、定远、安庆、武定、巩昌、鹤庆十侯各赐黄金二百两、白金二千两、钞千锭、文绮三十匹。老朱给出的理由是"列侯年老"，可问题是像魏国公徐辉祖、曹国公李景隆、开国公常升、申国公邓镇这些人都还年轻的很。甚至于安庆侯仇正刚刚在上个月袭封，现在却被通知要立刻回老家养老。从这个角度上说，朱元璋急于保护这些在京公侯的意图再明显不过。
到底是谁要置李善长于死地
5月6日，监察御史弹劾李善长的时候抛出了一份实锤，内容是这样的：
今按得封绩往来沙漠私书，有善长手迹，大逆不道，罪状甚明。（《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
封绩是前元旧臣，后来投靠明朝。当年胡惟庸密谋叛乱之时，曾经派封绩出使沙漠求见北元皇帝，打算将北元结为外援。胡惟庸被杀后，封绩就留在了漠北，不敢南归。洪武二十一年大将军蓝玉大破元军于捕鱼儿海之时抓获了封绩。现在有人捅出此事，封绩不但咬上了李善长，还上交了李善长和他之间的私信。
正是这个惊天消息使得朱元璋再也无法按住舆论，才有了后面事态的一步步升级。那么问题来了，是谁揭发了封绩的问题呢？虽然史书上没有写明告密者，但是以蓝玉开平忠武王常遇春小舅子，皇太子正妃常氏亲舅舅，铁杆太子党的身份，我们不难做出假想。
太子朱标，从小受大儒宋濂教导，和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勋贵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自从捕鱼儿海大捷之后，以蓝玉为首的新一代勋贵已经完全接班。而且大明四方稳定，老一代的淮西勋贵已经没有太多的用武之地了。况且陆仲亨等人本质上忠于的是皇帝朱元璋而不是皇太子朱标。这些人平时违法乱纪的事情一大堆，文官们早就看他们不顺眼。
甚至于直到5月20日李善长进宫那天，朱元璋还在送老太师出宫的时候在右顺门为李善长求情。注意之所以会走右顺门，是朱元璋考虑到李善长年老，所以让他直接从西华门回太师府，而不用再从正门绕圈子。老朱对群臣说的话是："吾欲宥李佑等死，以慰太师。太师年老，旦暮无以为怀。"此时的老朱情急之下，连"朕"都忘了说。
那么此时皇太子朱标在哪里？他应该是跟在朱元璋身边的吧，他的态度是什么呢？作为被《明史》称赞为"为人友爱"的朱标，对于自己父皇那么多异常行为，他就没有一丝想到其实老父亲并不想处置淮西勋贵们么？他为什么不开口求情？还是压根这件事情就是太子党和以詹徽为首的少壮派之间的一次联手行动呢？太子党负责出证据，少壮派负责弹劾，两下合围，逼迫朱元璋在皇太子和淮西勋贵之间做出选择。
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找出朱标和詹徽之间勾连的证据。但是淮西勋贵的倒台，谁是受益人呢？反正不会是朱元璋，因为他就是淮西集团的总头子。
李善长案死亡名单的奥秘
李善长案株连公侯的名单很有讲究，我们先看一下在本案中幸存的公侯都有哪些特别之处。
凉国公蓝玉：皇太子朱标老岳母的弟弟兼蜀王朱椿岳父
开国公常升：皇太子朱标小舅子
永平侯谢成：皇三子晋王朱棡岳父
魏国公徐辉祖：皇四子燕王朱棣小舅子
宋国公冯胜：皇五子周王朱橚岳父
定远侯王弼：皇六子楚王朱桢岳父
安陆侯吴杰：皇七子齐王朱榑小舅子
信国公汤和：皇十子鲁王朱檀岳父
武定侯郭英：皇十五子辽王朱植岳父
曹国公李景隆：朱元璋亲外甥李文忠之子
西平侯沐英：朱元璋养子
其余公侯之中颍国公傅友德是一介孤臣，除了打仗啥都不会。会宁侯张温、舳舻侯朱寿已经告老还乡。东平侯韩勋、西凉侯濮玙、沈阳侯察罕正在东昌训练军士。东川侯胡海、普定侯陈桓、靖宁侯叶昇正在湖广平乱。凤翔侯张龙在训练军士。长兴侯耿炳文在陕西训练军士。
为何株连的是他们？
而惨遭株连的那些公侯呢？他们身上又有什么共性呢？
申国公邓镇：李善长外孙女婿。我们可以看到邓镇之前还在公侯还乡的名单之中，也说明了朱元璋此时并无意置李善长于死地。但随着封绩私通李善长的书信一出，形势急转直下，这位开国六公爵之一卫国公邓愈的儿子终于也难逃一死。
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荣阳侯郑遇春都是朱元璋的凤阳老乡。平凉侯费聚是朱元璋祖籍地泗州人。这四人都是最早跟随老朱起兵的铁杆老兄弟。陆聚原本是元朝的枢密院同知，投靠朱元璋以后一直跟着徐达混，似乎既算不上老朱的嫡系，又和胡惟庸八竿子打不着。可能唯一的理由是陆聚是当年邓愈的老战友，既然把邓镇给搞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陆聚一起废了。
剩下的宜春侯黄彬、南雄侯赵庸还有早已去世却被追认为胡党的薛显、郭兴、陈德、王志、还有金朝兴等人，就有些奥妙了。
黄彬，徐寿辉老部下。陈友谅将徐寿辉杀害后，黄彬立刻与其决裂并投奔朱元璋。赵庸，巢湖水师出身，鄱阳湖大战击败陈友谅的关键人物。此外包括郭兴、陈德、王志、金朝兴等人都是鄱阳湖之战的主力，而薛显则是洪都保卫战击败陈友谅的关键人物。如果说一个两个还可能是巧合，现在这么多当年和陈友谅为敌的勋贵被清算，不能不让人联想到詹徽等人的陈友谅汉国背景。这些人难道是秘密复仇？
特别是南雄侯赵庸，既不是淮西老兄弟，跟李善长也好，胡惟庸也罢毫无交集。本年三月还跟着燕王朱棣一起出古北口，迫降故元太尉乃儿不花等，闰四月刚刚回京。5月2日朱元璋提出的保护名单中还有这位南雄侯，他最终被除掉，真的不是詹徽等人公报私仇吗？
从战康郎山，与俞通海、廖永忠等以六舟深入败敌。（《明史卷一百二十九·赵庸传》）
康郎山就在鄱阳湖中。顺便提一句，刚死不久的俞通海也被挖出来追论为胡党，革去南安侯爵位。
顺便再多说一句，朱元璋在太子死后一手炮制蓝玉案的时候，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把詹徽打成蓝党给干掉。笔者只想弱弱地问一句，这真的不是朱允炆在给他老子补漏洞么？
结语：《明太祖实录》上对于李善长一案的描述非常的模糊，死了那么多的公侯，只用"赐陆仲亨等死"就匆匆带过。如果不看《明史》，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死了那么多公侯。而三年之后的蓝玉案则截然相反，因罪诛杀的公侯在《明太祖实录》上记录的清清楚楚。这两下截然分明的对比，不能不让人感到李善长之案中另有隐情。按笔者的分析，朱元璋本人在此案之中也是身不由己，大有被逼无奈的感觉。但是由于史料的缺乏，加上后世史官出于维护朱元璋形象的考虑，也只能对此案的描述采取模糊处理的办法。
第二年的洪武二十四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李善长鸣冤。王国用激烈地指出李善长位及人臣，生封公爵，死必封王。子尚公主，女为王妃也并非难事，又何必要去跟着胡惟庸造反？而且李善长最早跟随陛下，历经千辛万苦才成就大业，他凭什么相信胡惟庸可以成功？陛下最后竟然以天象当死大臣为由赐死李善长，则尤为荒谬。现在李善长已经死了，多说无益，只希望陛下今后引以为戒。
这样一封言辞尖锐的奏劄到了朱元璋手上，按《明史》的记载是"太祖得书，竟亦不罪也。"这说明什么？说明老朱心里苦啊。他何尝不知道李善长罪不至死，何尝不知道陆仲亨、唐胜宗这些凤阳老乡对自己的忠心。奈何他夹在太子和文官中间，也只能是把杀功臣的这口锅默默地背在自己身上。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