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遗民的渤海化进程

高句丽灭亡后，遗民有的被迁入中原，有的亡入靺鞨、新罗、突厥，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留在了故地。其中一部分迁入中原的和亡入靺鞨的，以及留在原地的先后成为渤海国居民，融入了渤海族。本文拟就这一部分高句丽遗民的渤海化进程以及他们在渤海政权建立和发展中的作用略作探讨。 

最早渤海化，或者说是靺鞨化的是迁到营州地区的高句丽遗民。早在营州之乱前，高句丽遗民就与渤海建国势力的核心——粟末靺鞨大氏集团有了密切的联系。唐灭亡高句丽后，将不少原高句丽豪门巨族及其属民迁到汉地。营州地处汉族居住地与东北各少数民族居住地的结合部，是唐监控东北的大本营，迁往汉地的高句丽遗民有一些就安置于此。曾经依附于高句丽的粟末靺鞨大氏集团也与高句丽遗民一同被迁来了。有学者主张渤海大氏是高句丽化了的靺鞨人，这个结论显然值得商榷。在高句丽强盛时，靺鞨依附于高句丽确是事实。然而，时过境迁，到营州时代（668—698），高句丽人反过来依附于靺鞨了。在营州，早在隋代就有突地稽所率领的靺鞨人来定居。到唐初，他们已相当有势力了。突地稽的儿子李谨行（唐赐姓李）“历迁营州都督，其部落家童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1]。可以说，靺鞨人已在营州取得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绝对优势。

高句丽灭亡后，原来依附于高句丽的粟末靺鞨和高句丽遗民一同被迁来，但来到以后就不一样了。靺鞨人因与李谨行同族而受到很好的接待。同来的高句丽遗民则只能处于被监视和管制的地位。在此情况下，就不可能是靺鞨人的高句丽化，而只能是高句丽遗民的靺鞨化了。“营州之乱”时，高句丽遗民在靺鞨人领导下，随靺鞨人叛唐东走。唐派李楷固将兵进讨，“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2]，建立了以靺鞨人为主体的政权。

逃入靺鞨地区以及留在原高句丽北部地区的高句丽遗民也很早就开始了渤海化的进程。大祚荣政权建立后，“靺鞨、高句丽余烬稍稍归之” [2]，势力很快发展起来，不但站稳了脚跟，还逐渐占有了原高句丽的北部地区。在其五京十五府中，中京显德府、西京鸭绿府、东京龙原府、南京南海府等四京府皆为高丽故地。这里残留的高句丽遗民自然也成了渤海编户。渤海国之所以能很快形成“编户十余万”的规模，就是因为吸收了很多高句丽遗民。史书称渤海“风俗与高丽及契丹同” [2]，也是因为同样的缘故。这些高句丽遗民的民族特征并没有保持多久，他们逐渐融合到形成中的渤海族中去了。以后，他们就以渤海人的面目出现，不再以高句丽族见诸于史。在史料中还可以看出一些这种融合的痕迹。据孙进己先生考证，《松漠纪闻》中记载的渤海右姓中的高姓即是高句丽的姓氏，张、李两姓也可能与高句丽有关。[3]

最后融入渤海的是居住在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西北部的高句丽遗民。唐灭高句丽后，在其旧都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下置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兼用华夷官，实行直接统治。后因遭到新罗支持下的高句丽遗民的反抗，安东都护在平壤不能立足，乃渐次后退，一直退到辽西。不得已，罢华官，取消了直接统治。其后，高句丽故地北部归了新建立的渤海，浿水（大同江）以南则为新罗占据。唐虽然还在名义上领有朝鲜半岛西北部和辽东半岛，但实际的控制力已经相当微弱了。这一带是唐灭高句丽及平定钳牟芩叛乱的主战场，饱受战祸，唐又移其豪民上户二万八千三百于中原，至使人口锐减，剩下的多为“贫弱者”[4]。7世纪末，唐、新罗、渤海都没有对这一地区进行有效的统治。这里的高句丽遗民实行自治，基层可能处于无政府状态。为安其民，唐曾于仪风二年（677）派原高句丽王高藏回辽东，并将“先编侨内州者皆原遣”[5]，但高藏回到故地后，“与靺鞨谋反” [5]，又被唐召回。“营州之乱”后的第二年（699），唐“以藏子德五为安东都督”。德五以唐安东都督的身份被派往高句丽故地治理高句丽遗民。后来，德五“稍自国” [5]，即建立了国家政权，这就是所说的“小高丽国”，或是“高丽后国”。近年来，关于“小高丽国”的存否问题，学术界有过一番争论。笔者认为，“小高丽国”是存在的，并曾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6]（p297-302），在此不再重复。唐派德五为安东都督，治理高句丽故地，是实行羁縻政策，绝非让他建立国家。但唐此时正忙于对付契丹和后突厥，无力它顾，而德五对唐态度又很恭顺，于中宗景龙四年（710）“遣使来朝”[7]，让唐不失面子，唐也就顺水推舟，对“小高句丽国”的建立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小高句丽国”对渤海几即几离。也就是在这即与离的交替中完成了渤海化的进程。其具体过程因史料无征，不得其详，但可从其与唐的关系中略窥一斑。“小高句丽国”朝唐见诸记载的有二次。除上文所说的中宗景龙四年的一次外，还有元和十三年（818）四月，“进乐器及乐工二部” [7]。何以只有二次呢？这正反映了其与渤海的关系。“小高句丽国”建立时，渤海国也刚刚建立，尚无力向辽东地区伸展势力，使“小高句丽国”得以保持了和渤海、新罗一样的唐的藩属国地位，可以单独朝唐，于是有了710年这一次。第二次是在818年，距上一次已经整整一百零八年。为什么会中断一百多年呢？主要是因为渤海的强大。大祚荣后期，渤海国势渐强。到719年大武艺继位后，乃开始对周边各族采取强硬政策。国小力弱的“小高句丽国”沦为渤海的属国，失去了外交自主权，不能再向唐朝贡了。大武艺“遣大将张文休率海贼攻登州”[8]之事就证明了这一点。渤海越海攻登州，其出发地必在辽东或朝鲜半岛西北沿海某处，这正是“小高句丽国”的辖区。渤海能随意利用这里的港口，证明它能够控制“小高句丽国”。这种控制持续近百年。“小高句丽国”作为属国，与渤海在各方面的联系必然相当多，双方语言文化、生活习俗的差距日渐缩小，但也没有完全融入渤海中去，只能看成是初步渤海化时期。小高句丽国人和先前分散加入渤海的高句丽遗民不同，他们聚族而居，没有生活在渤海人中间，所以保留了较多本民族的传统，特别是没有在心理上对渤海认同，故一旦外部条件变化，就会谋求恢复自己的政权和民族传统。8世纪末，这样的外部条件出现了。

从793年渤海文王大钦茂死后，到818年的二十五年间，渤海五易其王，政局动荡，国势日衰。“小高句丽国”利用这一时机，摆脱了渤海的控制，恢复了主权，于818年再次朝唐。

但此后未见其再来朝唐，这是渤海复又强大，再次控制了“小高句丽国”的缘故。818年，宣王大仁秀即位，渤海国势中兴，“南定新罗，北略诸部”，“小高句丽国”再次沦为臣附也就不可避免了。渤海加强了统治，使其渤海化进程大大加快了。以往渤海控制“小高句丽国”是采用间接统治的方式，或者说是羁縻政策，没有象在渤海本土一样设置府州县。《新唐书》记载的渤海之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没有涉及辽东地区，其资料源于张建章根据自己在835年于渤海的见闻写成的《渤海记》，这说明这种间接的统治方式至少持续到了835年。但后来，渤海还是实行了类似后世“改土归流”那样的改革，进行直接统治，将府州县制推行到这一地区。《辽史·地理志·二》就记载了一些渤海在辽东及朝鲜半岛西北地区设置的州县。“仙乡县，本汉辽队县，渤海为永丰县”；“鹤野县，本汉居就县地，渤海为鸡山县”；“析木县，本汉望平县地，渤海为花山县”；“兴辽县，本汉平郭县地，渤海改为长宁县”；“贵德县，本汉襄平县，渤海改为崇山县”。渤海的直接统治无疑会促进这里高句丽遗民的渤海化进程。大概到渤海末期，这一部分高句丽遗民最后融入渤海族中去，成了渤海人。高句丽作为一个民族至此最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