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产国际与毛泽东党内陆位的起伏
1927年夏,在中国大革命失败之际,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层,同时派来新的代表维茨里昂·罗明纳兹接替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和罗易的工作。
(一)“左”倾盲动与毛泽东领导地位动摇
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为了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维茨里昂·罗明纳兹在会上批评了中共中央过去的错误,要求中共中央改变方针,实行新政策。本次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有计划的准备农民总暴动。而此时中共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开始形成和发展,但此时的盲动倾向更多是出于对国民党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而产生的愤怒之情。同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指导下,通过一系列“左”的文件,认为中国革命的进程最终是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革命道路上,要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理论,强调“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1]会议还批评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是军事投机,作出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罚。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婉拒了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希望他留在党中央机关工作的请求,之后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湖南组织秋收起义,由于力量悬殊等原因,毛泽东决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再次对毛泽东提出了批评,指出,由毛泽东同志所部署的工农军的相关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的策略,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2]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达井冈山,传达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12月31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指责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工作太右,并要求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去支援湘南暴动。[3]井冈山根据地也因此遭遇了“三月失败”。
不可否认,中共中央“左”的盲动主义在党内遇到了反对意见,但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不容怀疑的,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反对就意味着反对共产国际。正当中共中央准备进一步部署各种计划时,指导中共中央制定“左”倾政策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主张在1928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上遭到否定,全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不是立即暴动,而是争取群众,这次会议对制止中共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再次强调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党的任务是争取群众,还特别指出盲动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倾向之一。中共六大之后,“左”倾盲动主义在党内失去了市场。
共产国际虽然制止“左”倾盲动主义,但并不反对暴动,共产国际一再对中共中央强调要等革命高潮之到来,实行群众武装之暴动。中共六大之后,新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陆续回到国内,按照共产国际争取群众、积蓄力量的指示,开展各项工作。在中共六大期间,斯大林就告诉中共代表,中国革命现在是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言外之意,中国革命的高潮仍会到来。新的中共中央领导层显然也在期待着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共六大之后近两年的时间,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根据“第三时期”理论和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把中共中央逐渐引向“左”倾冒险主义。1929年和1930年,中国国内形势风云变幻,中东路事件、国民党内各派系间的战争相继发生,同时国内工人斗争活跃,国民党出现统治危机等事件,使李立三认为中国革命高潮会很快到来,他的冒险主义愈发严重,他在1930年6月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号召广大群众,以革命的斗争来反对军阀战争”。[3]他还鼓吹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称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是它的头脑。同年7月底,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克长沙城,李立三对革命形势估计更加乐观,他不顾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反对,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党团工会等组织停止运行,成立中央行动委员会,在中央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各中心城市的总同盟罢工以配合起义。
(二)“左”倾冒险与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毛泽东在井冈山经历“三月失败”后不久,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井冈山根据地逐渐进入了全盛时期,一场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武裝斗争三位一体的革命实践也铺展开来,毛泽东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毛泽东思想也开始萌芽。1928年10月,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科学地阐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和条件,指出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和中国白色政权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和存在。同时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红色政权怎样才能够存在和发展,强调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这两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初步形成。1929年初,红四军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多路围剿,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转战赣南和闽西,逐渐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但是,此时的中共中央仍处于“左”倾冒险道路上,在致红四军前委的一封信中,中共中央批评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3],还指出红四军前委的错误表现在他们的割据观点,言外之意也就批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1930年6月,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精神,并要求红四军进攻南昌、九江。由于毛泽东巧妙而灵活地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命令,使得红四军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但是,“左”倾冒险主义使党在其他方面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各大城市的罢工和起义相继失败,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同年8月,周恩来、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带来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在革命转变、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关系、暴动政策等持批评态度。同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承认冒险倾向等错误,认为中共中央的路线与共产国际是一致的,中共中央只是犯了策略上的错误。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也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不同意在目前形势进行城市暴动,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恢复党团工会的正常运作。之后,共产国际对中国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建设更加重视,多次写信发电报要求中共中央发展红军,扩大巩固苏区,并且派代表到各苏区,成立苏区中央局,召开苏区代表大会等,这些无疑都使得毛泽东领导的苏区根据地得到了大发展,苏区也因此迎来全盛时期,相继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召开苏维埃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在得到远东局关于李立三冒险主义的详细材料后,来信指出李立三的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一条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和党内压力之下承认犯了调和主义错误。鉴于中共中央的这种状况,共产国际派遣东方部部长米夫来到中国,指导改组中共中央领导层的工作。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在经历李立三冒险主义后,共产国际意识到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必须忠实贯彻国际路线的重要性,因此许多之前反对李立三路线的从苏联留学归国的学生也就进入了中共中央领导层,党内的这次危机在共产国际的强力干预下结束。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在米夫与王明的建议下,年仅24岁的留苏学生博古担任党的临时总负责,同时一大批其他留苏学生也在党内担任了重要职务。毛泽东在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虽然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得到肯定。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一直进行“左”的指导,党内存在的“左”倾思想和“左”的政策也持续占据统治地位。
(三)“左”倾错误路线导致损失,毛泽东地位逐步被认可
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他根据苏区建设的实践经验,结合苏区实际,制定了一整套关于建党、建军、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政策,毛泽东本人在苏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国红军和苏区建设的影响也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但是中共中央“左”的思想却成为毛泽东政策执行的障碍。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在批判肃清“立三路线”的同时也要加紧反右倾,而中共中央新的领导人博古等年轻又缺乏革命实践经验的留苏学生对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都言听计从,对苏联革命模式盲目崇拜,任何只要与国际路线不符的主张都会被贴上右倾的标签,因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所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自然也会受到批评。1931年11月1-5日,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赣南会议,会议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再指示的反右倾下,批评毛泽东“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三大错误,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和红一方面总政委的职务也因此被撤销。[2]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在临时中央来电精神的指示下,对毛泽东进行了无理的指责和错误的批判。这次会后,毛泽东回到后方专做政府工作,离开红军达两年多之久,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才又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上。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由于无法在上海开展工作,经共产国际同意后,被迫迁往江西中央苏区,同年3月,又开始了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人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批评和斗争,实际上这两次斗争是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清除他的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苏区的影响,以贯彻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此后“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贯彻,毛泽东也被排斥出中央决策层。
中共中央的这次“左”倾路线的形成,除了临时中央负责人缺少对中国社会实际的深入了解和体验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共产国际指导的结果。临时中央刚刚组建后不久,支持王明、博古等留苏学生的米夫就给斯大林写信,说过去建议中国红军在开始时期不要占领大城市,但现在形势有所不同,红军击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要把苏维埃运动扩大到中心城市,但是担心中央苏区江西的领导人把过去不夺取大城市的指示变成教条,因此,有必要提醒中国共产党不要机械地执行过去的指示。[4]博古在得知此消息后,马上就在临时中央通过了一个《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工农红军积极行动,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5]实质是要求红军实行进攻政策。苏联式的教育使得苏联的革命模式在留苏学生头脑中根深蒂固,米夫选择其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也正是看中了留学苏联的教育背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特殊机制,使得任何人只要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认可,党内所有干部和组织都会自觉地承认其权威与地位。此时,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实行“左”的错误指导,即在共产国际六大上提出的第三时期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这个理论虽然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不相适合,但中国共产党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这个理论的影响,王明、博古等的“左”倾错误路线可以说来源于这个理论,而且还发展了这个理论。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总结出的一系列经验自然要受到排斥。
中国共产党的“左”倾错误使其遭受重大挫折,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在转移初期,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由于指挥不当,致使红军人数锐减了一半以上,党内、军内的不满情绪由此也逐漸蔓延,纷纷希望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在革命低潮之际,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和军事思想在实践中的正确性促成了其在党内陆位的上升。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后来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遵义会议只是解决党的军事策略路线问题,并没有触及到中共中央总的路线。中共中央所实行的路线来源于共产国际并得到其批准认可。遵义会议后不久,接替博古负总责的张闻天就想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可见即使在长征途中,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仍是中共的实际领导者。因此,虽然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重新回到红军领导岗位,但会议结果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左”的路线与思想仍领导着中共中央。可以说党内“左”倾思想一天没有消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就不可能真正确立。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党内领导地位确立的开始,而这个确立的过程一直持续到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二、共产国际使者的帮助与毛泽东军事地位的确立和巩固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后到达四川,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脚下会合,然而就在红一方面军刚摆脱长途跋涉疲劳而高兴的时候,中共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就两军发展方向问题产生了分歧,中共中央主张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而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川康边。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向中央慰问团提出解决组织问题的建议,借口凯丰、博古等写文章批评红四方面军的作风和批评张国焘建立西北联邦政府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在红四方面军中散布不满情绪。中共中央为维护团结,芦花会议决定由张国焘接替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职务,并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总负责,沙窝会议又决定增补红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此时,周恩来病倒无法工作,博古、张闻天等既不熟悉军事又对党内复杂情况处理经验不足。毛泽东鉴于党内情况,与其他同志磋商后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两个方面军自6月会合之后又再一次分开。张国焘则针锋相对,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等中央机构,并自任主席,同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此后他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在接下来的很多文件中,表示他才是代表中共中央的正统,这是中共成立以来最大的分裂危机。
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合,结束长征。不久,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为重新接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来到陕北,中共中央因此逐渐取得了对张国焘斗争的主动权。林育英作为国际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七大,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即要求各国共产党转变政策,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以国际名义与张国焘交涉较为有利。但是,张国焘并没有因共产国际代表到达陕北而态度软化,相反他还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回了一则长电,历数中共中央历史上的机会主义错误,说毛泽东的北上路线是使党和红军分裂的原因,要对分裂负责。[6]1936年1月16日,林育英再次给张国焘发电报,说共产国际派他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他参加了共产国际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向张国焘转达。[7]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张国焘错误问题。同年1月24日,林育英给张国焘发出了一则措辞严厉的电报,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再次提议张国焘可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7]迫于共产国际的权威,张国焘态度终于出现变化,他于1936年1月27日致电林育英、张闻天,表示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并提出对目前策略路线既已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7]但张国焘在行动上并没有立即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仍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四方面军发号施令,“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米”“创建川康根据地”是其当时动员的口号,然而南下政策却遭到了挫折,“敌人是利用江西的剿共经验来对付我们……战局渐渐不利于我军”[8]。共产国际的压力,南下政策破产,加上红二方面军马上要会合,重重困境使其被迫取消了“第二中央”。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在陕北接通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召开瓦窑堡会议转变了党的路线,又与张学良等国民党将领合作抗日。1937年3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张国焘错误问题,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张国焘在党内从此也就彻底失去了领导地位。
分裂危机促使毛泽东在党内陆位的进一步提高。在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接替周恩来负责党的军事工作,改变了遵义会议所作出的朱德、周恩来是红军的最高指挥者的结果。因此,可以说沙窝会议之后,毛泽东一直负责党的军事工作,并由此开始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权。
三、毛泽东党内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共产国际认为需要加强中国国内的干部力量,便决定派王明、康生等人回国。回国之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告诫王明,要与中国同志搞好关系,不要去担任中共领袖。但王明回国后就显现出一副领袖的姿态,就连当时已受到批判的张国焘都认为他“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8]。王明等人回国工作有一项任务,即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指示。同年12月9日,王明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这篇报告总体来看基本是正确的,但却提出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即忽视了中共的独立性,之后又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口号,批评洛川会议忽略了这个言行准则。显然,这种忽视中共独立性的主张与毛泽东强调的独立自主以及洛川会议精神相矛盾,由于王明是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传达指示,故党内多数同志都赞同王明的报告,许多人都作了自我批评,还有一些对洛川会议持有不同意见的领导人认为这为改变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政策找到了依据。毛泽东虽然不赞同王明的有些见解,但他深知自己当时的处境,故并没有对王明的报告加以反驳。当时,毛泽东曾对李维汉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9]”
十二月会议后,应蒋介石的邀请,王明、周恩来等组成中共长江局赴武汉与国民党协商两党合作事宜。在武汉期间,王明违反中共组织纪律,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外发表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对立的宣言和主张,甚至未先与毛泽东商量,就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以至于延安的中共中央形同虚设。1938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战形势和军事战略问题。但这次会议依然未能化解党内分歧,由于分歧的焦点事关党的路线和全国抗战大局,会议决定派遣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由共产国际来裁决。任弼时到达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详细报告了中共抗战情况和中国党的情况,并向共产国际主席团递交了书面报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同时也向季米特洛夫报告了中共党内毛泽东与王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的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任弼时所汇报的情况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并通过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線是正确的,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10]。同时决议还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加强自己的独立性,提升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力,在敌后组织游击队和游击区域等,这些都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接近,对毛泽东在党内陆位提升有促进作用。季米特洛夫也向任弼时仔细询问了毛泽东与王明之间意见分歧的情况,在听取了任弼时汇报的关于毛泽东的革命生涯后,更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主张。之后在接见即将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王稼祥时,季米特洛夫明确告诉王稼祥,中国共产党要以毛泽东同志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叫王明不要再争了,[11]这是共产国际最后一次在组织上干预中共党内的人事变动。王稼祥回国后,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向党内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的重要指示,实际上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四、结论
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极其困难的时期,也是我党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纠正了党内“左”倾错误,开始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探索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政治成熟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指导和中共对革命道路的探索相互交织,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才能和领导地位日渐突出。
在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之后,共产国际更加重视中国苏区和红军,要求中国共产党扩大红军和苏区,这与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不谋而合,这也形成了在共产国际眼中毛泽东成了中国红军和苏区的代表性人物。清除党内一直存在的“左”倾思想是毛泽东的重要使命之一,也是其发动延安整风的重要原因。同时艰苦的革命环境使党内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逐渐抬头,这对毛泽东党内领导地位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但毛泽东巧妙灵活地掌握了斗争的策略,不仅使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团结统一的局面,也促成了他自己在党内陆位的一步步崛起。正是在他长期与党内“左”倾思想和宗派主义者作坚持不懈斗争的过程中,才使党内同志认识到“左”倾思想和宗派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危害性,才使党内同志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也正因此才使党内同志们支持他成为党的领袖,从而成为共产国际支持他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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