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优势
李斯与韩非的老师、一代儒学巨匠荀子曾经游历秦国，写下这么一段文字：“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私事也。不朋党，不比周，倜然莫不通阴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治之至矣，秦类之矣。”后世儒家学者多对秦政持批评意见，而那个时代的荀子则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在他看来，秦国风俗淳朴，吏治井然有序，卿家士大夫一心奉公，他甚至把秦国的政治称为“治之至矣”，评价之高可见一斑。那么秦国的政治与其他诸侯国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是拥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秦的中央集权，较他国更典型。在春秋时代，东方诸侯譬如晋、齐、鲁、郑、宋等，国家权力并非君主把持，而是由贵族把持，秦国则自始至终属于君主独裁制，尽管在若干时期君主的权力也受到贵族的挑战。进入战国后，秦国实施商鞅变法，更把集权制推向极致。今天我们说到集权制，无不产生反感心态。但是必须看到，在战国时代，群雄争霸，战争不断，中央高度集权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国家约束民众自由以全力发动对外战争，其产生的爆发力是非常强大的。其次，秦国拥有完善的地方行政机构。地方行政机构的变革仍始于商鞅，起初是中央—县二级制，后来发展为中央—郡—县三级制，并成为秦国行政区之定制。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与土地的膨胀，秦国的地方行政机构愈加严密。比如说，最早县级行政区只有县令、县丞、县尉等官员，后来分工愈密，在这些官职下又设史、秩等，还有专司各种职务的官职。这样，中央政府就可以将朝廷政令下达到最基层的组织。最后，秦国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法律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秦国法律之严密，任何一个东方国家都比不上。在出土的云梦秦简中，共计有十八种法律文书，一百二十五条条文。散见于其他史料的法律文献目录，尚有十余种之多。这些法律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是比较广泛的，而且执行力度是比较强的。比如说制定法律的商鞅，在落难时由于不能提供身份证明，偏远的小旅馆都不敢接纳他，说明法网甚为严密。上面所引用荀子的话中有一句：“甚畏有司而顺。”其实秦国所谓的民风淳朴，与儒家所提倡的并不一样。儒家靠的是教化，秦国靠的则是严刑峻法。我们必须说，秦国的政治某些表面现象与儒家类似，譬如说尊卑等级秩序，譬如说表面上的社会和谐，但骨子里的思想则大相径庭。秦国以严刑峻法，可收一时之效，却难以长久，故而秦国一统天下后没多久就崩溃了。
（二）经济上的优势
随着国土面积的扩大与人口增加，秦国在经济上取得压倒性的优势。秦国西吞巴蜀，东面则占领大量魏、赵、韩、楚的土地，拥有更多的农业资源与耕作人口。在所占地盘中，不少属于经济发达区。在其占领地中，巴蜀是“天府之国”，鄢、郢是楚国首都地区，宜阳是韩国重镇，安邑是魏国旧都等等，这些地盘归入秦国，无疑助推其经济的迅猛发展。抛开开疆拓土不谈，秦国经济仍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秦国的农田水利工程。除了郑国主持开通的“郑国渠”之外，秦国还兴修了一个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这便是至今犹存的都江堰。攻取巴蜀是秦国扩张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为秦国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成都平原是巴蜀重要的农耕区，面积将近三千平方公里，这里有平整的地形，肥沃的土壤，自然条件相当好，但饱受水灾与旱灾之害。问题出在岷江这条河流。由于巴蜀是盆地地形，四周高而中间低，当雨季到来时，岷江的水位暴涨，由上游奔腾而下，来势凶猛，往往酿成水灾。故而如何解决岷江灾害，关系到成都平原的经济民生。为了解决岷江水患，秦昭王任命精通水利的李冰为蜀郡太守，主持水利工程建设。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李冰与他的儿子多次前往察看地形，研究各种方案。经过反复推敲后，李冰决定采用分流的方法。他把工程地址选择在灌县一带，这里正好是岷江从山区流向平原的交界地带。具体的做法是在岷江河道内修一分水建筑工程（称为分鱼嘴），江水流至此便一分为二，一条称为内江，主要用于农田灌溉，另一条称为外江，是岷江的主河道。在内江河道，开凿一个人工口道称为宝瓶口，河水经此流向灌溉区。那么，如何保证洪水时，大部分的水从外江泄洪而不至于引起内江水患呢？李冰别出心裁，他在分鱼嘴与宝瓶口之间修了一条飞沙堰，这道堰的作用是内江水位过高时，便漫过飞沙堰泻入外江，以确保内江水位保持在安全的水平。都江堰的构思巧夺天工，堪称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史上的代表作。这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改变了成都平原的面貌，超过三百万亩的农田得到灌溉。在水灾时，泻洪于外江，在旱灾时，引导水流向内江，保障农业用水。长期以来困扰农业生产的水、旱灾害，由此大大缓解。有了李冰的都江堰，巴蜀才能真正成为天府之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都江堰从修建到现在，历时两千多年，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生命力超越了时代，李冰父子早已长眠地下，而他们的伟大杰作，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都江堰见证了秦国的科技实力与强大的生产力，故而秦国能夺取天下，靠的不全是武力，更有武力之外的文化因素。秦国水利的发达，与重农思想密不可分，“农”与“战”的重要性是等同的，这也是商鞅变法中的一个基本思想。秦在农业技术上的创新与发展也是可圈可点的。在《战国策》一书中有如下一段话：“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列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把秦国无敌归结为四个方面：农业发达，水运发达，士卒强悍，政令严格。其中农业发达的象征便是“牛田”，即大规模使用牛耕，农业生产力大大提高。另外，铁制农具的使用也相当普遍。在吕不韦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一书中，有几篇专门论述农业的文章，基本上可视为当时农学的最高水平。在先秦，农业是最重要的经济部分，哪个国家在农业上领先，就在经济上领先于对方。经济实力支撑着秦国庞大的军事开销。在战国晚期，秦与赵的长平之战，秦与赵的邯郸之战都旷日持久，经年累月。远离国门作战的秦军，对后勤补给的需求巨大，若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这种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另外，秦国对付东方诸国的另一法宝，便是以大量金钱搞间谍战，秦国的情报部门之所以捷报频传，不只因为效率高，也是因为财大气粗。
（三）军事上的优势
为什么秦国能在军事上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呢？战国七雄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在军事上都有过鼎盛的时代，何以秦国能笑到最后呢？魏、赵、韩三国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在春秋时代，秦国基本上不是晋国的对手。甚至到了晋国分裂后，一个魏国也把秦国打得丧权辱国。楚国是春秋时代的霸主之一，实力也比秦国强，齐国在威王、宣王时代实力也不逊于秦国。秦人虽然悍勇，但仅仅从悍勇这方面看，显然支撑不住一个军事大国的重量。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是分不开的。从战国史来看，秦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始于秦献公。在秦献公之前，秦国政局动荡，秦怀公、秦出公均死于政变。从秦献公到秦王嬴政，秦国政局虽有小波澜，但总体上是很稳定的，这也给秦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土壤。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自秦献公始，历代秦国君主都很有作为，没有出现一个昏君，这是很重要的。相比之下，东方诸侯的政局较乱，昏君较多。譬如魏国，魏惠王与公子魏缓的争位战，差点遭遇灭国之灾；齐湣王与楚怀王都可列入昏君之列；赵武灵王死于政变，遂使赵国军事改革戛然而止。诸如此类，在同期的秦国都没有发生过，而这类事件的发生，往往是一个国家由盛而衰的转折。从这点看，秦国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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