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军在粤细菌战的大本营
以石井四郎中将(中将为日本军医最高军衔)为头子的日本关东军细菌部队在东北建立基地后,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细菌战作为日军既定的秘密的战略战术也扩大推行,先后在北平、南京、广州、浙江、林江、孙吴、安达、湖南、江西及东南亚(大本营设在新加坡,编成冈字第9420部队)等地建立细菌战部队或实施细菌战,使中国人民和东南亚人蒙受极大的灾难。对此,日人伊香俊哉的《旧日本军细菌战队关系图》(载日本《在任研究》季刊)已有所揭露。石井四郎也承认:“除指挥军细菌战部队外,还指挥华中、华南和南太平洋的细菌部队。”他们不顾国约,残害无辜。据日方的记载就有过36次细菌战的“重大胜利”,其杀人之多,造成危害之大,罄竹难书。
在广东进行细菌战的是日本波字8604部队,始建于昭和13年(1938年)9月7日,初建时称为“第21野战防疫部”,以并上少佐为首,约150人,组建于大阪市。这一年的10月12日,该部队在广东大亚湾登陆,10月31日抵达广州,在中山大学医学院设置本部,作为华南派遣军司令部直辖部队。以后,兵力逐步增加,并改名为“波字864部队”,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首任部队长是田中严军医大佐,以后相继是佐佐木高行、佐藤俊二、龟泽鹿郎。除本部外,他们将兵力分派到广东各地及华中福建省、广西省、香港(九龙)等地区,打着为中国人防疫、救护等和平旗号,进行“圣战”。该部队大本营设在原广州百子路中山大学医学院(当时该大学已迁往后方),即现在的广州中山二路74号的中山医科大学里。
1993年,原日军班长丸山茂在东京参观731部队的罪行展览后,良心受到很大的震动,在座谈会上,第一次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粤进行细菌战的罪行。他说:
当时我是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第一课细菌检索班兵长,部队对外称是华南防疫给水部,(当时)部队长是佐藤俊二(军医大佐)。该机构较为庞大,配属1200多名(一说数百人一一笔者)专业人员的师团级单位。本部下设6个课。其中专业将校100人(根据内山武彦的战日记,不包括兵区医院的人数)。总务课,是后勤保障、人事、财务管理部门,由熊仓卫生少佐任课长;第一课,是细菌研究课,由沟口军医少佐任课长。本课下设庶务班、研究班、检索班(主任:佐藤大尉)、培地班、消毒班和动物班共约80人,其中将校官10人,中国劳工7人。第二课,从事防疫给水研究,江口卫生少佐任课长。第三课,从事各种传染病治疗的研究工作,由小口军医少佐课长。第四课,从事鼠疫培养和病体解剖,渡边军医中佐任课长;第是课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禁止与外部人员一切交往。食住等一切生活都在里面进行,很可怕。只有晚上点灯时才能看到里面的一些情况,棚子里挤满了石油罐。有时从外面运来很大的行李,连哨兵也不能看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另据日本1994年11月6日《新濡日报》载，山茂还说:另一栋第四课地下有很多用福尔马林浸体的尸体,第四课长每天都进行解剖。石油罐里面盛着收集到的作鼠疫实验用的老鼠)。第五课,是器材供应部门,其课长忘记了。
根据丸山茂两次提供的地图核实,其本部、部队长官、总务课，第一课、疟疾研究室、动物室均在现中山医科大学图书馆旧楼里,二、三、四、五课,经理部、宿舍、酒吧、马房、细菌培养室、检索等均在旧图书馆附近,包括现中山一院部分地方。
二、用活人做试验,杀害大批难民
广州南石头难民收容所前身是广州惩戒场,建于民国元年,面积4亩多,后改名惩教场,并逐步扩充。1922年,每月收犯人在1人以上。内有作业工厂6座,建于犯房房四角及两旁。
日军侵占广州后,日伪决定在广州南石头旧址恢复惩教场,在惩教场的西北边设立粤海港检疫所。该所所长是日本人岛义雄,曾任台湾总督府医院院长。该所共有78人,其中日本人12人。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并侵占香港等地,大批香港难民被迫遣返回到广州。1942年初伪广东省政府将惩教场改设为难民收容所。
8604部队,在这偏僻荒凉的南石头难民收容所里,秘密地研制、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了大批来自香港以及广东本地的难民,造成了惨绝人寰的一幕。
此事被有意严密地掩盖了半个世纪。原8604部队日兵班长丸山茂于1993年在日本东京参观731细菌部队罪行展览会后,在座谈会上第一次揭露说：
他所知道的这次大屠杀发生在1942年2月--5月,受害者是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由水路逃到广州的难民。屠杀的指挥官是波字第8604部队(华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简称南水部)部队长佐藤俊二军医大佐。执行者是南水部第一课的细菌检索班的场守喜卫生伍长等人。
收容所附近的几个村,许多知情的老居民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所见所闻的情况。
南石头居民吴伟泰说
“日军占领广州后，把惩戒所改为难民收容所,男女老少都有,人数很多,日军不让难民进入广州市区，难民中常常饿死、病死好多人,起初,日军把难民尸体集中的大土坑里,想用硫酸之类的药水化掉这些尸体,但气味很臭,大风一吹过,我们就闻着一股很腐臭难闻的味，晚上泛着磷光。”
曾在南石头难民所待过的冯庆章(后改名冯奇)回忆到
1942年春夏间,香港沦陷后,有大批香港难民一船一船运到南石头收容所，有三四千人之多…日本人强迫难民打'防疫针’,但很多人打后发高烧、抽筋……不几天便倒地不起。这时已建好两个大化骨池，死了的和快断气的都丢下化骨池。……不时有日本人来难民所宣传招人去做工，选些青壮年的人,送去检疫所,据说开始几天让入选者吃的好些，待入选者肥胖后，将其关入黑房子，放蚊虫跳蚤吸血，这些人便渐渐消瘦,直到死亡。一批批从难民所出去,却不见有回。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难民所剩下的难民很少了。香港来的难民所剩无几。
战后,日本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编写的《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中也谈到上述情况,除了难民死亡原因、难民数字缩小等等外,其他基本情况与丸山茂和中国知情人所谈的情况是大体一致的。
据查敌伪档案，1942年,广州主要流行疫症首要是伤寒,这也证实了8604部队长佐藤俊二下令用沙门氏菌引起伤寒病大批杀害难民由于大批尸体简单浅埋与一部分带伤寒菌的难民离开难民所而导致此病的严重流行。其时间、地点、疫情、病症等都是十分吻合的。当时南石头不仅有陆地上的难民收容所,而且还有船上的难民收容所。据当时从香港返回的难民何琼菊和其儿子冯芳标揭露说,1942年初他们从香港坐轮船回到广州南石头被日军拦住不准上岸,说要检查瘟疫,验大便。如认为有问题,就拉入广州海港检疫所的传染病室。这个地方是有入无出。何琼菊曾在船上大约月余,到她设法离开该船时,原来的480人,最后只剩下40余人。她见到有几个人在船上死了,被日军丢下河里去,其他的人进了传染病室,没有回来。
三、尸骨累累,罪责难逃
日军在难民所内用混凝土建了两个并排在一起的化尸(骨)池,每个大约20余平方米,高约4米。由于屠杀的人太多,两个共约160立方米的化尸池都来不及把无辜者的尸体“化”掉,日军要伪省政府出面雇用了6名抬尸人,用3张担架,加上一辆板车(雇2名拉车人)来赶运被杀害惨死的尸体到附近的邓岗(当地人又叫邓岗斜,即现在南箕路一带,属广州造纸厂的土地)掩埋。当地许多老年人都曾亲眼见到这些情景。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确实违反国际法准则,在广东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残忍地用活人做细菌试验;军国主义者罪责难逃,应当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唾弃和谴责。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日本国内还有那么一些战争贩子和军国主义的遗臣,他们喋喋不休地宣传“大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日本当时没有侵略的意图”,“并没有打算侵略亚洲”等等。尤为令人愤慨的是,他们不但不承认战争罪责,悔过自新,反诬受害国家对日本持有成见,使日本蒙受了冤枉。要看到,日本军国主义无耻之徒绝非少数战争狂人在胡言乱语,他们在政界、思想界、教育界乃至一般平民中还有一定的势力,在日本政界仍不时有其代表人物出场公开为战犯歌功颂德为侵略战争诡辩,他们的反动思想、恶毒谬论还有一定的市场。这就告诉我们,在日本,军国主义并没有完全死亡,他们还在散发臭气,企图毒化人们的心灵。对此,我们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包括日本广大爱好和平的人民,都要有足够的认识,保持高度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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