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7月6日,日本《每日新闻》登载了一篇题为《旧日本军常德作战”资料:在空中喷撒注入鼠疫杆菌的跳蚤使市民感染鼠皮的报道,文中写道
“在日中战争期间的1941年11月,旧日本军在中国湖南省常德市由空中向地面喷撒注入了鼠疫杆菌的跳蚤,使市民感染上鼠疫。每日新闻社最近获得的中国方面的资料首次表明了这一'常德作战’使中国居民遭受损害的事态。资料为在当地进行调查的医生的报告书。报告书上记载了对感染鼠疫后死亡的市民的验尸记录以及和空中喷撒鼠疫杆菌的关系的调查结果。关于该作战存在的材料,散见于停战之后不久的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进行的军事审判记录和美国及英国的文件。而这次的资料给予了证实。战史研究家等比较重视,认为'这是证明旧日本军731部队等不仅研制了细菌武器,而且实际上在中国国内喷撒了鼠疫杆菌的最重要材料””。
731这支杀人恶魔的日本细菌战部队,因其残忍地用活人作细菌武器试验,而早已为世人所唾弃,所痛恨。人们对它在实验室内用活人作细菌实验已不陌生,但对它将研制的细菌武器在湖南常微大面积的实际运用实验却知之不多。《每日新闻》的文章通过各方面的资料,将常德的鼠疫灾难与731那部的罪行联系起来。它在介绍了中国国民政府军政部主任医师陈文贵,在731部队喷撒鼠疫杆菌20天后到该市调查受害情况《关于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以及国民政府卫生部王诗恒写的《关于常德鼠疫灭除方法报告书》等资料后,还引证了苏、美、英等国的有关资料：
1949年12月,在原苏军驻地伯力举行的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上，前日本军军医少将佐藤俊仁曾作证说:“731部队于1941年用飞机,向常德市喷撒了鼠疫跳蚤”。
美国家文件馆存有的1942年4月11日高斯递交给国务卿的信件，报告了731部队在常德市喷撒鼠疫杆菌的情况。
英国国家文件馆也存有前英国驻重庆领事馆军事负责人递交陆军部告书,汇报了日军在常德使用细菌武器的情况。
《每日新闻》社的文章最后引用神奈川大学常石敬一教授的话说:
“报告书符合苏联和美英的资料,从中可以看出死者的姓名等受害者的情况,甚至中国方面对鼠疫所采取的措施。可以说常德作战的实质因而被释清楚了。搞清侵略战争的实际情况又进了一步。”
显然,所谓的“常德作战”,是731部队一次大规模的细菌武器实际运用。常德人民是这一实验的牺牲品,常德人民为此蒙受了巨大灾难。
那是1941年的11月4日。
大刚破晓,常德城就响起了令人胆颤心惊的空袭警报,人们纷纷往防空洞躲避。不一会,一架大型日军飞机由东向西低飞而至,它围着常德市上空盘旋了三周后,又从西门外折转低飞至城区上空。当人们正为这架敌机既不投弹,又不扫射而诧异时,更令人惊奇的事发生了：从日投下了大量的谷、麦、豆子、高粱等粮食和烂棉絮块、破布条、稻草屑等什物,散落在市区鸡鹅巷、关庙街、法院街、高山街以及东门外五街、水府庙,城外石门桥一带的地上、屋顶上,有的甚至击破屋顶落到了居民室内。
警报解除之后,人们面对满地的杂乱什物感到奇怪:敌机为什么不炸弹,却扔下这些东西呢?虽然这些不是炸弹,但它毕竟是从敌人的飞机上扔下来的。“黄鼠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谁知道这里面有什么花样呢?居民们把这些东西扫拢来,大约有四五百斤,除了由警察局取了一点样品存于玻璃瓶里以备检验外,其余的全部烧毁。敌机投下的谷、麦等样品由常德地方当局和警察局分别送到省有关部门及常德的广德医院进行检验。在广德医院,检验人员采用无菌生理盐水洗涤、离心沉淀,以及抽取腹水病人的腹腔积水,置于试管内作细菌分离培养等方法,对谷麦样品沉渣涂片作格兰氏染色法检视,均发现除了许多格兰氏阳性杂菌外,还有不少两极染色较深的格兰氏阴性杆菌,与鼠疫杆菌图谱极相似。
根据这一初步检验结果,以及日机空袭的反常情况,有关部门初步判定敌机空投物中有类似鼠疫杆菌的存在,遂向上级报告。敌机投下谷、麦等物的数天之后,常德市大街上开始出现死老鼠,有的老鼠在大街上缓缓爬行,甚至被人践踏而死。这些怪事,虽然引起了街谈巷议,但缺乏经验的人们并未将其与前几天日机的空投物联系起来,没有人将死老鼠送医院检验,地方当局也没有引起注意。鼠疫悄悄地在常德传播开来。
11月12日早晨,广德医院来了一位急诊病人,她是家住关庙街的12岁的女孩蔡桃儿。头天吃晚饭时,蔡桃儿还有说有笑,到晚上9点时,忽然体冷、寒颤,继尔发高烧,周身疼痛,整整吵闹了一夜。其母见病情严重,天一亮就带她到广德医院就诊。医生汪正宇当即抽取病孩的血液和淋巴结液进行检验,确诊为鼠疫症。医院采取了隔离治疗。当夜,蔡桃儿病情恶化,虽尽力抢救,还是于13日上午9时许死亡,距发病时间仅36个小时。一个无辜儿童成了这次细菌杀人试验的第一个牺牲品。蔡桃儿死亡后,关庙街、鸡鹅巷一带的居民中接二连三地发生类似病例,病人往往来不及医治就死亡。染疫人数越来越多,平均每天都在10人以上。而且传染迅速,一人患痛,波及全家甚至四邻。
鼠疫在常德市严重的蔓延,全市民们惶恐不安。当局从长沙及重庆派来了多支医疗防疫队，采取了一些防疫措施。首先，在东门外约2华里的韩家大屋,迁走10余户居民,临时改建了一所隔离医院,周围以一道深1.5丈、宽1,2丈的灌水壕沟与外界隔绝,专门收治鼠疫病人;在西门外设一火葬炉,专门火化病亡者的尸体;划定敌机空投物最多的鸡鹅巷、关庙街、高山卷等为疫区,实行警戒封锁。接着向全市人口进行预防注射,并发给注射证,没有注射预防针的不得离开常德。同时,发动群众灭鼠灭蚤。虽然采取了许多灭疫预防措施,但鼠疫已经在常德流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加之人们当时对突如其来的鼠疫既无思想准备,又缺乏深入了解,特别是人们对隔离医院和火化尸体的恐慌心理,使得鼠疫的控制十分困难。一些群众怕隔离、怕火葬,往往有病不报疫情,对死了的就在夜晚偷运出城埋葬。还有的为逃避检查注射证,偷偷在城墙上爬进爬出。这样,导致鼠疫在常德以外地区的流行。
桃源县马岭一位姓李的布贩来常德贩布,住在旅社中。一天忽然觉得头痛发热,他怕被人发现后送往隔离医院,当夜雇舟潜行回家。第3天他就死在家中,他的两个儿子、媳妇等也相继患同样的病死亡,还波及邻居,共死去了十四五人。他的岳父是个巫师,闻讯后,特意赶来为他设坛祈祷,事后也得了同样的病丧生。卫生防疫人员赶往该地防治,诊断为肺鼠疫流行,历时半个月,才得以控制。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至次年的二三月间,才使常德的疫情缓和下来。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已有众多的无辜百姓被这场飞来横祸夺去了生命,仅当时设在西门外的火葬炉,前后就火化了360余具尸体,加上许多不愿火化或不报疫情的死难者,仅常德市死于这场鼠疫的就在600人以上。
为了彻底探查疫源,常德鼠疫发生后不久,重庆国民政府军医署和卫生署,派遣德籍犹太人鼠疫专家伯力博士(R. Polrzer)专程前往常德,负责剖验鼠只和测定跳蚤的工作。经过对大量老鼠的解剖检验,博士断定常德市流行的鼠疫是由老鼠和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与此同时,从重庆率医疗防疫队赴常德的国民政府军政部主任医师、细菌学教授陈文贵,对病死的尸体进行了解剖检验,与广德医院对敌机投下谷麦物的验结果相对照,发现二者的细菌完全相同。通过对各方面资料的综合判断,陈文贵教授认定常德鼠疫是由敌机空投物品所携的鼠疫杆菌所致，并撰写了《常德鼠疫报告书》。被日本战史研究家认定为:能够证实731部队“实际上在中国国内喷撒了鼠疫杆菌的最重要材料。”它是日本帝国主义违反国际公约,对常德人民,也是对中国和世界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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