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尹是圣贤还是巨奸？
伊尹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人物，名伊，官名尹，一说名为挚，后官名为阿衡。据《尚书》、《墨子。尚贤下》、《楚辞。天问》、《孟子》、《吕氏春秋。本味》和《史记》等古籍记载，他是夏朝末年有莘氏（今山东省曹县）的家奴，富有谋略，作为陪嫁之臣，随同有莘氏女去到商汤处，汤先任其为司厨小臣，后其运用才智为汤所赏识重用，委以国政，替汤出谋划策，最后经鸣条（今山西省安邑县）一战，攻灭夏桀，奠立了商朝的基业。
汤去世后，他先后扶立并尽心辅助汤的儿子外丙、仲壬二王。仲壬死后，他又扶立汤的孙子太甲为王，并以汤的功绩和夏桀昏暴亡国的事实教导太甲务必勤于政事，治理好国家。但是，太甲即位后却一味沉湎于歌舞酒色，不理政事，还带头破坏汤立下的法规。伊尹屡次苦口婆心地劝谏，太甲均无动于衷。眼看太甲愈演愈烈，将成为夏桀第二，伊尹就在汤于桐（今河南省偃师县西南）的陵墓旁建造宫舍；毅然将太甲送往该处居住，让他反省，伊尹自摄国政。这件事，史称“伊尹放太甲”。太甲思前顾后，终于悔悟。3年后，伊尹亲自携带君王的冠冕服饰，去桐宫迎他回都城，归还国政，自己仍作相，悉心辅佐。自此，太甲勤政爱民，谦虚谨慎，成为一位贤明的君主，“民大悦”，伊尹也十分高兴，作了《太甲训》等3篇文章夸奖他。
《帝王世纪》说，伊尹一生辅弼了商朝五代帝王，直到太甲的儿子沃丁在位时才寿终正寝，终年100余岁，去世时天降大雾3日。沃丁为了报答他始终尽忠、扶持商王室的丰功大德，特以天子之礼将他葬于亳。据《史记。正义。括地志》说，亳即偃师县西北（今河南省僵师县西北）。
依据上述记载，因伊尹助汤灭夏建商，又改造了太甲，既不愚弄荒唐的君王，也不乘机图篡王位，赤诚为国，所以，后人将他尊崇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贤相，将他与其后的吕尚（姜太公）、周公、管仲一起，奉为人臣的楷模，称道不衰。哪知伊尹去世1000多年后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年间，在汲郡的战国墓中发现了一部古籍《竹书纪年》，其中有这样的记载：“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这一下掀起了轩然大波，历来被推崇备至的伊尹原来并非圣贤，而是逐君篡位的巨奸逆贼。从此，伊尹究竟是贤相还是乱臣贼子这一问题，使历代的文士们争辩不休。
一派意见认为，《竹书纪年》叙述夏、商等朝史事，经考证，颇为可信，史料价值甚高，“太甲杀伊尹”之说当是可信的。伊尹改造太甲、归还国政之说只是儒家崇古的说法而已。伊尹是篡位后被杀的逆臣。
另一派学者则引经据典，极力反驳，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史学家崔述，他在《商考信录。辨太甲杀伊尹之说》中辩解道：《孟子》中有“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说明太甲是经伊尹训导后悔过才返都的；《左传》中有“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声”，指的是太甲复位后仍用伊尹为相，对伊尹毫无怨言，说明他并未杀伊尹；沃丁礼葬伊尹后，《尚书》中留有《沃丁》篇，赞颂伊尹的功德，说明伊尹系善终；《竹书纪年》中所载太甲杀伊尹后，又任其子伊陟、伊奋为相，杀其父又立其子为相，实属不可信。崔述认为，战国之时弑君杀主之事屡见不鲜，世风败坏，人都见利忘义，《竹书纪年》受此风气影响，才将伊尹放太甲之举演变成伊尹夺位被杀之说，他甚至怀疑《竹书纪年》的作者是否将伊尹放太甲这段史料抄错了。他坚持认为伊尹是“心广大若天地，光明若日月”的“圣人”。
自西晋出土《竹书纪年》至今1700年来，两种观点各执己见，然而又拿不出有力的旁证，谁也难以说服对方。看来，伊尹究竟是还政太甲后善终，还是废主篡位后被杀，究竟是圣贤还是巨奸，只有等待史学家深入发掘史料，进一步考证论定了。
◆周公有没有篡位称王？
周武王去世后，其子成王尚年少，周公作为叔父在当时如何处置政局，历来就有不同的记载。《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称，周公曾“股肱周室，夹辅成王”；《左传。定公四年》又记，在成王继武王之位后，“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史记。周本纪》也载，当时由于天下初定，成王年少，“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可见周公只是“夹辅”或“相”成王，“摄（代为）行政”，并无篡权之意。《孟子。万章》说得更清楚：“周公不有天下。”
他完全不想把天下占为己有，心迹是何等明朗！
然而另一些记载表明，周公在当时的作为不是如此。《荀子。儒效》和《淮南子。汜论训》都说，周公“履天子之籍”。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解释说：“谓履天子之位也。”《礼记。明堂位》和《韩诗外传》卷三又称：“周公践天子之位”；《尚书。大传》更明确指出：“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为政。”再根据近人的考证，《尚书。大诰》中的“王”称文王为“宁王”，又叫作“宁考”。所谓“考”，对已故父亲的称呼。周公是文王的儿子，而成王已是文王的孙子，故称文王为“考”的“王”只能是周公。《尚书。康诰》又载：“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按“封”是康叔的名字，他是周公的同母弟。《康诰》中的王称康叔为“弟”，那么这个“王”显然又是周公。由此可知，周公确实是身居王位，自称为王的。
周公为什么要践位称王呢？根据《尚书。金滕》的记载，周公曾对太公、召公说：“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这里的“辟”，指玉位，“弗辟”即不掌握政权。大家知道，武王死后，东方尚未平定，有待于嗣君继续完成大业，而当时成王幼弱，不足以肩此重任。周公考虑到，我如果不即王位，则诸侯将叛，而先王未成之事业将坠，我恐死后无言以告我先王。《荀子。儒效》也说，周公“履天子之籍”的原因是“恶天下之倍（背叛）周”。很明白，当时天下初定，局势不稳，成王年幼，无治国能力，没有英武老练之君主，就不能巩固新生的政权。实际上，武王在弥留之际，也曾有过传位周公的想法。《逸周书。度邑解》记武王曾称赞周公为“大有知”，认为只有周公“可瘳于兹”，能稳定周初的政局，因而主张“乃今我兄弟相为后”，兄死由弟来继承王位。当武王说出了这样的想法后，周公顿时诚惶诚恐，“泣涕共手”，表示不能接受。可见周公本没有篡位的欲望。故《韩非子。难二》说：“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他只不过是代行王政，待成王年长，即刻归位。《汉书。王莽传》载群臣奏曰：“周公权而居摄，则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摄则恐周坠失天命。”正是由于这样，“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发号施令，常称王命”。显然，周公（假为天子“，完全是为整个国家的事业打算。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方面。《荀子。儒效》称：“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有的论者解释：屏者，除也，或蔽也；及，继也。周公屏除成王以继接武王的天下，“偃然如固有之”，则非专横篡位而何？《史记。燕召公世家》又记当时“召公疑之”，《鲁周公世家》也记周公曾向太公、召公进行解释，如果周公没有野心，召公、太公也是贤人，为什么都发生怀疑呢？特别是“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史记。管蔡世家》），因而发生动乱，从管、蔡的一贯表现看，他们是忠于周的。《逸周书》中的《大匡》、《文政》等篇，有不少关于管叔、蔡叔“受赐于王”、“开宗循王”的记载。所以顾颉罢曾说：“他们二人确实是武王的好助手”（《武王的死及其年岁和纪元》，《文史》第18辑）。周公先是用计把他的哥哥、按“兄弟相为后”应该继承王位的管叔调离京都，又乘管、蔡怀疑动乱之机兴兵东征把他杀了。这真是“政治家”的好手腕！既然周公已经篡位称王，为什么又要还政成王呢？有的论者认为，由于召公、太公怀疑，管蔡联合武庚起兵反周，关中地区也跟着乱起来，《尚书。大诰》称“西土人亦不静”，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周公的意料之外，于是他改弦更张：一方面在平定管、蔡后还政下野；一方面又拉拢召公，与召公平分大权。《史记。燕召公世家》载，成王时“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
周公主之“。除长子就封诸侯外，次子留守周室，世代共掌王政。周公比王莽、袁世凯机灵，他看到篡位不成，就下野让位，而以另一种方式，又取得了大量的权力。
周公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光明正大地代理王政，还是有篡位野心，耍尽陰谋诡计而未能全逞？如何在纷然杂陈的大量历史记载中理出一个头绪，至今还是一个问题。
◆太伯是吴国的开创者吗？
春秋末期，长江下游曾出现一个显赫一时的诸侯国。它就是多次北上争霸的吴国。关于吴国的开创者，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得很明白。司马迁认为，地处南方的长江下游的吴，是所有诸侯国中资历最深的西周姬姓同姓国。所以在《史记》中，吴太伯列为世家第一。
《史记》记载：太伯（一作泰伯）和他的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季历的兄长。他俩为了成全父亲想传位于季历的意愿，出奔到南方荆蛮，文身断发，不再回去。季历后来被立为继承人，他的儿子昌就是有名的周文王，在周文王手里奠定了灭商兴周的基础。“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死后，传位于弟仲雍。传到仲雍的第四代孙周章时，北方周武王灭商，分封诸侯，“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史记。吴太伯世家》）司马迁讲得很清楚，太伯、仲雍的后代一封于吴，一封于虞。所以司马迁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荆蛮句吴在哪里？《吴地记》说：“太伯居梅里，在阖闾城（今苏州）北五十里许。”《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无锡县东，皇山有太伯家，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旧宅，井犹存。”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常州条下记着，无锡县“东三十九里有梅里山，吴太伯葬处”。皇山、梅里山，就是今天的无锡县鸿山，梅里即是离鸿山不远的今天的梅村，那里至今有规模宏大的太伯庙，鸿山上的太伯墓也完好保存至今。这些情况历来为各种当地志书所传载。
至清代，学者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对太伯奔吴之事提出否定意见。到30年代，又有人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卫聚贤等在《吴越文化论丛》中即提出了太伯、仲雍根本没有到过无锡的论点。认为太伯所奔之地只在陕西、山西南部的范围之内。其理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太伯、仲雍不可能穿越千山万水及方国部落而无阻碍；也不可能到那语言不通，风俗迥异的荆蛮部落中去立足并当君长。后来童书业在《春秋左传研究》中进一步提出“大伯（太伯）、虞仲皆虞国之初祖，大伯、虞仲所奔为山西之虞，而非'荆蛮’或江苏之吴”。所以太伯、仲雍没有到过江南，他们是山西虞国的始祖。
1954年在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了12件西周青铜器。其中一件《宜侯矢簋》腹内底上有长达120多字的铭文。铭文记载了周康王观看武王伐商，成王东巡的图画以后，卜问南方的宜地。在合会南方各方国时，改封虞侯于宜地为侯。周康王还进行了丰厚的赏赐，有酒、弓、矢、礼器等。特别重要的是赏赐了土地和奴隶。
围绕《宜侯矢簋》的出土，又引起了对太伯奔吴问题的讨论。总的来说，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一种认为“宜侯”就是虞侯，也就是周初封于虞的诸侯的后代，而这个虞国是太伯、仲雍创立的。太伯无后，传于仲雍，仲雍又称虞仲，因封于畿内，所以他的后代称为虞公，而《宜侯矢簋》的铭文中称自己的父亲为虞公就是证明。宜侯矢从畿内改封于宜，宜、吴古音同，于是成为吴的始祖。这个说法否走了太伯、仲雍奔吴之事。第二种说法肯定了太伯、仲雍奔吴之事，并且从《宜侯矢簋》及江苏南部的考古资料出发，证明了太伯、仲雍奔吴是可能的。但认为太伯立国的地点不在无锡梅里，而是在南京、镇江地区，确切他讲是在丹徒。这是一种新的说法。第三种看法，唐兰在《宜侯矢簋考释》中指出，矢和周的声母是很接近的。认为宜侯矢，即是虞侯矢，也就是虞侯周章。周章是在武王和成王时被封虞侯的，为了不与北方的虞相混，30多年后的康王时改为宜侯。这个看法又从考古角度承认了
《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
所有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太伯、仲雍所奔究属何方？吴国的开创者究竟是谁？“宜侯”究竟是谁？要完全否定司马迁关于太伯、仲雍奔吴的说法，还是有困难的；主张太伯、仲雍所奔为山西之虞，无论在文献上、考古上的证据也还不十分充分。目前史学界对太伯、仲雍奔吴的看法还是各执一辞，在行世的有关著作中，就含有以上的不同说法，没有统一。近年来江苏省考古学会年会也围绕吴文化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而它的彻底解决，还有侍于太湖流域地下考古的进一步展开和对文献的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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