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人口究竟有多少？
关于夏商的人口问题，由于缺乏准确可靠的人口数字记载，长期以来难于进行认真的探讨。
《左传》哀公元年记载了一则流传于春秋时期的夏代史事，谓夏后相失国，其子少康逃奔有虞，有虞的酋长“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以收夏众”。杜预注云：“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收众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了夏代国家的盛衰兴亡。此“有众一旅”，似指族落组织可出兵员数，如连老弱妇孺在内，以五口之家或三口之家可出一人计，则少康在纶邑的人口总数，大概应有1500到2500人。这则传说表明，早在夏代，统治者就有过人口统计之举。
有关夏代和商代的人口数，文献中说法不一，但都未得到证实。
一种见于《尚书大传。虞传》：“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郑注：州凡四十三万二千家，此盖虞夏之数也。”
如按一家五口计，则上说虞复全国总人口数有216万。但是像邻、朋、里、邑、都、师、州这类如此整齐规范的行政区划和社会组织结构，在夏代并不存在。甚至在商代金文和甲骨文中，都还没有出现邻、里字样；朋字只用来称贝；都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商代称王都为大邑或大邑商；师是军队之称；州是族名兼地名。再者，以个体家庭作为人口统计单位，也不符合早期人口调查的特点。显然这种说法是出于后人附会，根本靠不住。
另一种说法见《后汉书。郡国志一》刘昭补注引《帝王世纪》：“及禹平水土，还为九州，……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
至于涂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威，执玉帛亦有万国。……及夏之衰，弃稷弗务，有穷之乱，少康中兴，乃复禹迹。孔甲之至桀行暴，诸侯相兼。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方于涂山，十损其七；民离毒政，将亦如之。殷因于夏，六百余载，其间损益，书策不存，无以考之。又遭纣乱，至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又减汤时千三百矣；民众之损，将亦如之。
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错，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万一千人。“
这段文字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叙殷因于夏之间损益时，指出“书策不存，无以考之”，似乎在其它方面有一定的史载依据。其二，谓夏商时代方国林立，在文献中亦有类似之说，如《左传》哀公七年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刘策》云：“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
看来，除夏国未必有万国外，众多族落小柄林立，确为夏商社会实际状态。其三，尽避人口落实到百、十、个位数，且夏初和商末周初的这三位数都为，“九二三”，不免荒唐之甚。但其注重不同时期的民数得失，又按单纯人口而不是以户计数，却具有早期人口清查的特色。故此说有一定参考价值，不能贸然否定。
按照此说，从总体上推算，夏代直至商初诸侯方国规模均甚小，平均人口仅1300多人；后众国相兼及人口繁殖，到商末周初平均人口增加到了近8000人。商初成汤时有三千余国，则总人口约为400万左右。
唯夏代人口不可能达到1350万以上，须知直到西汉初年全国总人口也不过1500万至1800万。夏代人口也不可能超过商初的400万，因为夏王朝统治区和活动范围远比商代小得多。《淮南子。泰族训》称商国“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即商疆域东到海边，南抵五岭，西达甘肃内蒙，北至河北北部及辽宁。据至今全国已发现的商代文物遗迹，遍及豫、冀、晋、陕、鲁、鄂、赣、湘、川、辽及江浙地区，与文献所言可相印证。夏代领土
大大小于商，竟是“诸侯万国”，且总人口也多出两倍多，不能不说是虚张附会之言。
近代甲骨文的出土及考古学的发展，对夏商总人口提出了新的观点。据迄今发现的11处龙山文化晚期和夏商之际的古城遗址，估测当时城邑居民的平均人口数大致在1500人左右，这与前述《帝王世纪》所记夏至商初族落方国平均人口1300余人的数值比较接近。前云夏初“千八百国”，总人口约240万，如按现今遗迹考证总人口为270万。商初三千余国，人口数似应在400——450万人之间。
另据甲骨文、金文和考古资料等线索来分析，甲骨文、金文中有族氏地名约550个。此外，甲骨文中有称“侯”的诸侯约40个，可知其所出族氏或自有其领地人口。《周官。载师》云：“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郑注：“一夫百亩之税，一家力役之征也。”“夫”以成年男丁为单位，自然包括了他们的家属老小。
西周早期不少地域组织的人口规模约平均8000余人数，与殷商晚期正前后相系。按这个平均人口规模数计之，总人口数约略有575万人左右。
夏代和商代的人口数，一直是历史之谜，说法各异，莫衷一是。近代考古学及文献线索所提供的数字仅是粗估，有待进一步深入考察。
◆伯夷、叔齐是饿死在首阳山吗？
一部《论语》，论及100多人，受到孔子称许的固然不少，被孔子尊为贤人的却屈指可数，而伯夷、叔齐即在其列。《论语》中曾四次提到他们，但没有说及他们的身世。《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古籍没有提到这两人（《尚书》、《国语》提到的伯夷是另有其人）。到战国时，《孟子》、《庄子》、《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等都很推崇他们。汉代的司马迁作《史记》，特为他们立传，且放在列传之首。唐代的韩愈曾写过《伯夷颂》，颂扬备重。在历史上，伯夷、叔齐一直作为高风亮节的典范而流芳百世。
据《史记》本传，伯夷、叔齐是殷末周初孤竹国君的儿子。孤竹君生前要叔齐继承君位。他死后，叔齐却把君位让给长兄伯夷，但伯夷不肯违背父命，于是先后出走。他们慕西伯姬昌（即周文王）行仁政之名，来到周地，这时姬昌已经去世。不久，武王伐纣，他们叩马而谏说：“父死不葬，爱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并说伐纣是“以暴易暴”。等到武王得胜，天下宗周，于是他们不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在首陽山。死前还作了一首《采薇》之歌，颇有怨愤之辞。这是现存最完备的伯夷、叔齐的生平史料。
可是，战国诸子并没有说到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儿子，《庄子。让王》说：“昔周之兴，有士二人，处于孤竹。”《吕氏春秋。诚廉》中也说他们是“士”。《孟子》说他们避居北海之滨，如《史记》所说是“岩穴之士”，即隐士。地位、身份既有歧见，至于说他们“饿死首陽山”，就更有可疑。
最早提到伯夷、叔齐的《论语。季氏》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只要玩味一下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饿于首陽”的意思并不是说“饿死”，而是指在首陽山过着贫困的隐士生活，它是针对齐景公的豪华生活而言。《吕氏春秋。诚廉》中也说“二人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饿焉”，皆未提及饿死。
但是《庄子》里却多次说伯夷、叔齐是饿死的；《韩非子。奸劫弑臣》中也说“二人饿死首陽之陵”；在《史记》里说得更具体，他们是耻食周粟，以至饿死，新出版的《辞源》和《辞海》都沿袭此说。
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后人附会之辞。《论语》上并没有“耻食周粟”而“饿死”的说法。因此，《史记》的说法并不可信。把他们说成“饿死”，应当看作在春秋、战国那种君不君、臣不臣的残酷争斗的背景下，游说之士为迎合统治者的忠孝道德观，或者为放弃名利、遁世绝俗的观点而进行的一种宣传。就是那首《采薇》之歌，流露出的怨愤口气，也与孔子赞许他们“不念旧恶，怨是用希”的品性不合，未必真是他们所作。
对这种看法，反对者又认为：《论语》虽然未提“饿死”，但稍后的先秦诸子却皆有此说法，安知不是《论语》脱去“死”字呢？当然，这只能算是一种推测了。所以，伯夷、叔齐的归宿，直至今天还不能有一个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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