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公元前204年—公元前111年），又称南粤国，建国于秦末汉初，其鼎盛时期的疆域覆盖今广东、广西、福建沿海和越南部分中北部，是岭南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王朝政权。
汉初版图
南越国的前身是百越文明。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百越的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而近代史学家吕思勉也说过：“自江以南称越。”
大体上从今江苏南部沿着东南沿海的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及越南北部范围内，分布着众多族群，并称百越。
百越文明发源久远，据考察，远古时代的百越文明比同时期的北方文明发达，强于水稻种植、房屋建筑、玉器、石器、制陶、冶炼等等技术，而同时期的中原文明多住窑洞、半地穴。在商与西周时期始与中原有经济往来，主要以象牙、桂木等换取中原的丝帛和手工制品。
春秋战国时期百越地区与中原楚国往来已经相当密切，据考察《楚辞》中编撰的《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音译之越人的歌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译诗。
而苏南浙江一带的吴越部族建立越国，在吞并吴国后，问鼎春秋五霸。
前219年，始皇帝统一六国之后，令大将屠睢率兵五十万南征岭南。广东在先秦时代仍是大海，虽有不少古国，但人口稀少，秦军并未遇到多少阻力，即占领番禺一带的广东地区并留军驻守。另外30万秦军西赴广西地区，广西之战打了六年之久，史载“伏尸流血数十万”。最后击毙西瓯部落首领“译吁宋”，但主将屠睢之后却中伏身亡。
前214年，秦始皇任命任嚣为主将和赵佗继续进攻广西地区的西瓯、骆越各部落，同年完成平定岭南的大业，整个岭南由此划入了秦朝的版图。秦始皇将岭南地区设“桂林、象、南海”3个郡。
仅过了5年，前208年，秦朝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二世而亡。岭南三郡在赵佗的带领下，暗杀了秦朝安置的官吏，封锁官道，趁乱独立。前205年，赵佗发动了对桂林郡、象郡的战争，通过武力镇压，赵佗恢复了秦所置的岭南三郡，基本上实现了岭南地区的统一。次年，赵佗正式建国称王，国号南越。
此后在赵佗的统治下，虽向汉朝依附称臣，但却未行诸侯之礼。闽越（今福建省地区）和骆越（今越南北部地区）都归附南越，赵佗在南越境内自称南越武帝。吕后曾派大军攻打赵佗也无功而返。汉文帝时期甚至又派使臣给赵佗说好话，希望赵佗能除去帝位归附汉朝。
史书记载了文帝的修书：“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地。朕不能擅变焉。吏曰：得王之土，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
南越势力，可窥一斑。南越国如此在岭南地区割据了90余年，直至汉武帝的攻伐，汉朝才实现统一。
以南越国地处偏隅却能抗衡汉朝90余年，实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01地理优势
岭南地区背靠南海，地形多以山地，河川和原始森林为主。自先秦时代便是部族统治，地广人稀，没有形成系统的农耕体系，环境恶劣。古籍记载：“夹以森林丝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从吕后挥军南征无果可以管窥豹。
据记载，在秦一统岭南以后，为巩固统治，从中原迁来50万人，极大地推动了岭南地区的开发，成为南越可兵可农的中坚力量。加上赵佗称王后，考虑到一旦中原归于一统，很可能会派人前来征伐，加强了边防力量，主要是在南越国北部边界地形险要之处再建关筑城。
赵佗还以财物贿通闽越（今福建省地区，秦朝时为闽中郡，汉初另一个割据的王国，实力远比不上南越国。于南越国同年被汉朝收复。）和骆越（今越南北部地区），使他们都都归附南越。史载：“以财赂西瓯。骆，役属焉。”
依据天险，又能以逸待劳，这是南越国地理上的绝对优势。
02诸侯隐患
汉朝建国之初，在制度上是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在开朝时候分封诸王是情理之中的，一方面也是吸取了秦亡国的教训，利用封王较好的控制立国之初动荡的疆域。然而封王对辖地内财赋和兵权的完全节制始终是较大的隐患，一旦封王实力强大，便会影响皇权的地位。
景帝深知其害，想要削藩，却引起了七国之乱便是最好的佐证。国内诸王虎视眈眈，无论是北据匈奴还是南征南越，都必须建立在消除了诸候潜在的隐患以后，才有可能。而武帝在前127年颁布推恩令，兵不血刃地瓦解了诸侯的威胁。
03北据匈奴
北境匈奴对汉朝日益强大的威胁是致使汉朝一直无暇顾及南越国的重要原因。秦始皇修长城，汉高祖以和亲，始终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游牧民族资源匮乏，长期骚扰汉朝边境，劫掠商队，民众不堪其苦。
终于，在经历了文景之治以后，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的力量积蓄到了顶峰，才有了汉武帝北定匈奴的功绩。即便是如此，汉武帝北征匈奴的战争也持续了十余年。
自汉朝问鼎中原，继承了秦国所遗留下的大部分人口、土地和国家制度。同时，汉朝也沿袭了并吞周边国家的战略。汉朝的目标涵盖了许多周边小国，这些国家主要由各类民族和先秦时期的贵族和官吏建立而成。而在这些国家中，南越国无疑是最强大的。
南越国国王赵佗接受了汉朝的封号，但由于新国家的核心人群是中原移民，北方的“家天下”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越国的外交政策。在汉高祖去世、吕后专权的关键时刻，南越王赵佗果断地向汉朝的边境发动进攻。他们还对东北方向的闽越国施加压力，以进一步控制国内各个部落。最终，南越王自封为“南越武帝”，试图与汉朝平起平坐。
赵佗去世后，接替他成为南越王的赵胡为了显示对汉朝的顺从，派遣王子赵婴齐前往长安作为人质。赵婴齐在长安充当了汉武帝的侍卫，并娶了邯郸女子樛氏为妻。虽然在今天的某些人眼中，将本国女子嫁给外人可能被认为是不值得提及的事情，但在中国历史上，利用嫁入女子来争夺彼国内部亲汉势力的策略一直是君主们秘密采用的长久战略。这些在对方国家宫廷内埋下的长线，最终效果远远超过了大规模军事行动所能达到的。
樛氏的存在正是这一战略的典型案例。为了加强中原移民和本地族群之间的团结和联系，赵婴齐在南越国已经娶了当地女子橙氏，并生了一个儿子。这原本是外来统治者与本地族群建立紧密血缘关系的巧妙之策。然而，汉武帝利用赵婴齐在长安的时机，在他身边安插了樛氏这个新棋子，从而打乱了南越国内的团结格局。
赵婴齐去世后，有着强大汉朝支持的樛氏成功将自己的儿子赵兴推上南越王位，并自己成为南越的太后。对于力图保持独立的南越国来说，这绝非好消息。作为来自中原的外人，要想巩固自己在南越的绝对统治地位，樛太后唯一的选择就是成为汉朝在南越的利益代表。果然，不久后汉武帝派来了庞大的使者团队，樛太后旧识安国少季作为使者，他勇猛善战、口才出众，这是汉朝为樛氏精心准备的完整朝廷班子。
在这些使者的说服下，南越王赵兴很快制定了与本土旧臣对抗的政策。首先朝贡，然后逐步撤出边界，最终甚至将南越朝廷的高级官员任免权交给了汉朝。而自己则倚靠汉武帝的庇护，安稳地作为一个太平王存在。作为南越国二元政权结构的基石之一，本土势力绝不允许赵兴这样将国家拱手交给汉朝。一旦长安代表掌握了主导权，那些在南越拥有绝对发言权的本土酋长将会被迅速边缘化，失去他们的重要地位。
在汉武帝统治时期，他希望采取多种手段来强迫南越国臣服。南越丞相吕嘉被视为代表本土百越族群利益的人。根据《汉书》的记载，吕嘉应该是一个活到百岁的人，经历了赵佗到赵兴四朝时代。吕嘉只是给某位大酋长赐予的汉名，历代的汉使并不能真正分辨拥有这个名字的人的变化。无论如何，赵兴想要获得汉朝的全力支持，就需要摧毁这位最大的反汉派领袖。
赵兴采取的手段是利用宴会的机会，让汉朝使者和随从在暗中暗杀吕嘉。如果刺杀真的成功，这将为之后在西域频繁发生的政治暗杀开了个头。由于事机不密，刺杀最终失败。在这个阴谋失败后，汉武帝决定采取更大胆的策略，派遣前济南国相韩千秋率领2000精兵赶到。他们打着出使的幌子，准备武装推翻吕嘉等本土势力。
吕嘉一派得知消息后，率先发动政变。本土派的军队攻入王宫，杀死了赵兴和他的母亲樛太后。随后，立了橙氏子赵建德为王。面对已经到达的少数汉军，南越人利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在都城番禺外的地方将汉使和2000人的军队全部消灭。
至此，汉武帝温和解决南越国问题的计划彻底失败。两国最终陷入全面的军事冲突。
汉朝军事力量的组成
汉朝在京师组成了精锐的京师兵，而在各地设立了郡国兵作为当地的军队。几乎所有成年人都需要在国家服兵役，时间大约为两年左右。这些义务兵中的年轻壮实者被称为正卒，这个制度是继承自秦代的材官制度。当一个人年满23岁时，就要前往京师驻扎一年，并在地方上再服役一年。在担任郡国兵时，他们被称为材官，如果财力允许，还可以装备战马，并被称为骑士。当在南方执行任务和作战时，他们则被称为楼船。因此，这些京师兵和郡国兵是汉朝最具战斗力、拥有军事经验和精力充沛的精锐部队。
汉朝拥有庞大的征兵队伍数量，这主要是因为汉朝实际上统一了之前战国七雄所辖区域，并自然地整合了这些地方的军队技术和组织。无论是来自秦国的残余军队，还是中原地区独特的三晋部队，甚至是南方楚国山地的精锐部队，都成为了汉朝军队的一部分。这些部队加上之前七国分配的资源，都被归为汉朝掌控。这使得汉朝在中国军事发展史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为了进攻南越，汉朝还不得不利用其秦军南下时开辟的水路。汉朝将先秦时期发展出的各种内河船只，造的更为巨大。战船按照大小和用途分为戈船、桥船、斗舰、艨艟等。其中最具特色的便是由先秦运量船发展而来的楼船。这些大船高十余丈，实际上是在两个船体支撑的平台上，大减的水上碉堡。船上的每一层，都有不同用途。第一层用于藏，第二层是弓箭手所在的发射平台，第三层是眺望敌军的观测点。弓弩手们利用楼船带来的居高临下的优势，很容易杀伤小艇上毫无防护的敌人。汉武帝特意在长安附近挖掘了昆明池，用于训练水军。尽管这种做法类似于在游泳池里学游泳，却也在短时期内培养出了一支基本上能操作战船的初级力量。
自汉朝起，楼船成为了水战的主力，并一直被使用到明朝时期。南越军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先秦时期的军事体系。秦朝在消灭六国之后在中央设立了郎官和卫士等宿卫精兵，同时在各地驻扎了军队。军队被分为轻车、材官、骑士和楼船等不同类型的部队，每个部队都有不同的等级和用途。在南征时，汉军主要依靠材官和楼船为主力。根据汉代的观点，在平地上轻车最适合，山地上材官最合适，而水域较多的南方地区则使用楼船。骑士部队行动迅速，轻车部队有强大的冲锋能力，材官部队擅长弓箭远程射击，特别适合山地战争。在水上迎敌的地方，楼船则成为水军的主要力量。
汉朝与南越国军事力量对比
南越国军队，大体继承了先秦的军队体系。秦朝消灭六国之后，在中央置郎官、卫士等宿卫精兵，在外留驻地方军。军队也按照等级和用途，分为轻车、材官、骑士、楼船等。其出征南方的部队则以材官和楼船为主。按汉代通常的说法，在在平地则善用轻车，在山险则多用材官，在南方多水的地方用楼船。因为骑士行动迅速，轻车冲击力强大，材官两者都不如，却擅长弓弩远射，山地步战。到了水网交织的地方，则完全成为水军的天下。
南越国的主力部队基本上仍然属于先秦时期的军队，与汉朝相比存在根本性的劣势。此外，在岭南地区，南越面对的敌人几乎没有能与他们相匹敌的对手。除了偶尔与汉朝边军发生冲突外，南越主要是与百越蛮族交战。百越战士熟悉在山地丛林中作战的技巧，但他们并不是一个整体。在南越地区，从使用青铜器到铜石混用的小邦、部落各种部族应有尽有。
相反，汉朝一直面临来自北方的匈奴的巨大威胁，并且在一系列内外战争中，还要面对各种先秦时期遗留下来的军事后裔。汉朝通过吸纳亚历山大东征带来的技术浪潮，结合西域和匈奴的影响，不断发展自己的军事能力。
汉朝凭借绝对优势南下进击南越
公元前112年秋天，汉武帝调集了天下水军和谪徒10万人，分成五路进军南越。其中，伏波将军路博德是匈奴战争中崛起的将领，他领导着一路军队。楼船将军杨仆率领水军从豫章出发，沿着浈水向南进发。南越降将郑严和田甲则从零陵出发，带领小型舰队进攻南越西部的各郡。同时，还派遣人员调动巴蜀罪犯和西南夷各国的兵力，从贵州东部向南越国后方进行包抄。
杨仆率领的水军拥有数万人，乘坐的是大型船只，具备在运输大部队和补给方面的优势。他们首先以楼船军攻破了通往南越的门户浈阳峡，然后沿着浈水继续向南推进。南越军队出动了小型楼船和独木舟，但都无法对配备了强弓硬弩和坚固防御的楼船造成实质威胁。当楼船队攻陷距离番禺北20里的石门时，他们还顺便夺取了许多南越的船只，并获得了南越在该地储存的大量粮食。南越军再次出击，但依然被汉军的楼船击退。控制住整个要塞后，汉军加紧休整，等待其他四路人马的到来。
而伏波将军路博德的进军线路较长且充满艰险。由于南越的部队擅长在山林中进行小规模偷袭，使得陆地进军的敌人感到十分不适。路博德率领的这支军队大部分由罪犯和谪徒组成，战斗力较弱，行军速度也相对较慢。因此，他决定抛开大队人马，只带领数千精锐前往石门与楼船将军会合。
鉴于地方军队实力有限，汉军迅速接近南越王朝的番禺城。经过详细考察番禺城的防御工事和部署情况后，两位将军决定在其他人马抵达之前展开攻城行动。进攻行动以楼船将军率领的数万士兵为先锋，直接冲向番禺城。南越王朝的贵族领袖吕嘉率领军队紧闭城门，坚决死守城池。汉军利用楼船的高度优势，猛攻王城的东南角。与此同时，路博德在城市的西北方扎营，并派人招降城中的守军。
在番禺区发掘出的南越国都城遗址上，人们发现了大量的石渠和水道遗迹，以及用于控制水流的闸门遗址。在攻守战中，这些水道成为了汉军水师进攻的理想通道，也是守军的弱点。汉军专门配备了艨艟战船用于突破狭窄水道的攻防，船上使用牛皮来抵挡箭矢，有勇士划桨突击。而城市周围的小型水渠，则成为汉军步兵突入城市的缺口。精锐士兵趁着天色昏暗，利用楼船作为平台翻过番禺并不高的城墙。到天黑为止，汉军已经攻入番禺，并纵火焚烧城市。
路博德以对匈奴战争的战绩而闻名，并被南越军民广泛认可。在攻破东南方城墙时，没有抵抗希望的亲汉派官兵纷纷向路博德的营垒投降。路博德当场赐予投降者官印，并命令他们返回城市招降其他守军。这导致投降的南越官兵数量不断增加，吕嘉的防御完全崩溃，他率领少数心腹和南越王建德一起逃离城市。
回顾番禺城之战，可以看出南越国在人力方面的不足，无法建造像中原地区一样高大坚固的城堡。而且，南越国仍然依赖于先秦时期的技术遗存，实际上已经严重滞后。当敌人深入番禺城下时，南越国已经输掉了战争。
南越国最合理的策略是阻止汉军在浈阳关以北的狭窄地形上推进。南越的边境多为水路，粮食供应不成问题，因此在险要地点集结兵力是完全可行的。南越国的兵力配置仍然照搬先秦时期的风格。他们按照中原地区军队、地方军队和边境驻军的部署方式，将大部分兵力集中在并不坚固的王城。这种部署思维更多地用于压制地方部族，并不适合面对来自外部的敌人。一旦敌人占据优势，突破险要地形，失败就无法避免了。
南越国的失败不仅在军事策略上体现，也在政治上，他们身上带有浓重的中原影响，直接招致了灭顶之灾。除了早期尝试建立帝制外，他们对自己的现实定位不够明确。与同时代的其他先秦遗俗势力相比，在汉朝周边和西南地区，它们都选择与当地的风俗融合，成为蛮族统治者。这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比实力最强的南越国更能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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