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主谋正凶”朱卓文
关于朱卓文，汪精卫及“廖案”检察委员会都指出他是“廖案”的“主谋正凶”。案发现场拾获的陈顺的手枪，被梅光培“认出”是朱卓文的用枪；为该手枪填写“枪照”的郭敏卿，列名于陈顺“分银单”上的梁博，以及陈死前断续提到的那些涉案人物，多数是朱卓文的旧部；朱任过香山县长，被廖仲恺免职，曾结怨于廖；而朱也有反廖言论，被检举曾在文华堂扬言“非杀廖仲恺不可”。故朱被认为是“廖案”最直接、最主要的涉案者。
“廖案”发生一年后，潜逃在外的朱卓文发表《致海内外同志书》，其中说“（廖仲恺）乃竟丧心病狂，献媚共党，始而鬻身，继而卖党，终且卖国。攘窃党部最高权位，制造阶级战斗，凡我同志，谁不欲得而甘心？去岁八月，廖氏之骤遭阻击，实为民最后之裁判”。[38]这段话表明，对于廖仲恺，朱卓文的确怀有怨恨之心，确有谋害他的意图。
朱卓文与“廖案”的关系如何？多年之后，他有一番自我表白，语谓：
维时余等一般老同志在广州南堤有一俱乐部，名曰南堤小憇，余就居其间。大家对使赤燄甚为切齿，酒酣耳热之际，骂座不已。后来诸人为抽薪止沸计，决议铣其渠魁。习知俄顾问鲍罗廷、加伦与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乃密遣死士伺机以炸弹、机枪击之，务使群山同归于尽。下手前一日，余诫赴义诸死士，当熟勘地形，以利进退。讵此辈血气之俦，于东山茶寮中，竟将此谋泄于卫戍部某侦缉员，某急上闻。时吴铁城任卫戍司令，闻讯大惊，即以电话向余诘询，严责顾全大局，切勿使伊为难，反复以公私情谊劝止。余以事既如此，知不可为，遂亦作罢。……一星期后，某日余方午睡，陈瑞同志匆匆自外归来，言杀廖事，神色自若。余知事非寻常，必有大患，即探囊出港纸二百元与之，促其离穗。世人所谓朱某杀廖，如是而已。[39]
朱卓文这段话欲以表明，他对杀廖一事虽有预谋，有布置，部分行动亦已开始实施，但因计划泄露而半途“作罢”。所以，“一星期后”廖之被杀，与他是没有关系的。然而，廖终于被害，这是不是他的谋杀计划继续执行？朱未能举出反证之词。更何况，他还拿出钱来，帮助涉案者（陈瑞）逃离呢？故朱的这番自我表白，未能洗白他自已。
至于黄福芝、冯灿、吴培、陈细、黄基、苏汉雄，以及梁博、郭敏卿等，多数是朱卓文的老搭档、老部下。法庭的审讯记录表明，他们有的人曾经合伙贩卖鸦片，有的在香港参与过杀人。有资料指出：黄福芝在陈炯明执政时，任广州警察局侦探队长，与陈炯明关系密切，有“杀人王”的称号。[40]而围绕在黄周围的那几个人，可能是一群职业杀手。陈顺死前供称：“在澳门黄福芝主使。”[41]以上，除梁博、郭敏卿被捕并处死之外，其余始终未被捕归案。
朱卓文涉嫌“廖案”的情况，因关系人多数漏网，其内幕还有不够明朗的地方。主要是：关于陈顺的手枪，梅光培“认出”曾为朱所使用，但陈顺自供“枪是在金陵酒店向滇军官中买来的”，这枪究竟是怎么来的？关于朱卓文与黄福芝的关系，黄是否受朱的指派而“主使”杀廖？当谋杀计划一度“作罢”后，是否又在黄的“主使”之下继续执行？还有，朱卓文说的那位“陈瑞”，陈公博说的那位“李天德”，以及下面将要说到的“方镜如”，是不是黄福芝暗杀团队中的成员？而朱卓文的背后，又还有些什么人物？这些都不清楚。故朱卓文涉案内情，能见度也很低。
虽然如此，而就涉案之深而言，朱卓文应有资格居于榜首。他一直是广州当局缉捕的主要对象，案发后即遭追捕，并屡次被通缉。1926年1月14日，国民党“二大”责成第五军长李福林、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于一个月内”将朱卓文拿获归案。为此，广州市公安局于1月18日“限令”、2月4日“再令”加紧缉拿朱卓文。8月1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议决：“悬赏三万元”，缉拿朱卓文。耐人寻味的是，1927年7月2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电饬广州政治分会，以曾因共产党“把持”为辞，将1925年8月20日至1926年3月20日期间发出的通缉令，宣布“一律作废”，但该电报却又强调“被控与廖案有关的朱卓文”的通缉令不在“作废”之列。[42]由此观之，即使时过境迁，国民党也没有放过朱卓文，他的历史旧账，并没有被“忽略”。
朱卓文后来化名（朱元鼎）出任中山县土地、建设两局局长。1935年5月在中山被捕，被陈济棠下令就地枪决。
九、方镜如其人
罗翼群1962年撰有《廖仲恺先生被刺前后》一稿，提到与“廖案”有关系者，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方镜如。罗文写道：
一九六一年我又从黄余铭（中山人，黄之兄弟与朱卓文有兰室之谊）方面获知刺杀廖仲恺之真凶为方镜如。据黄称：“方镜如为中山隆都濠涌乡人，曾在朱卓文部下任职，平日以枪法准确见称。在廖案发生前，朱卓文、胡毅生、林树巍三人曾在广州市南园酒家密谋行凶。方镜如当事发后弃枪潜逃，曾赴香港躲避一时，以后又潜回隆都，在涌头乡友人李公藩（朱卓文旧部，曾任中山隆都区警察署长职）家中躲藏数天，并亲口对李公藩说及杀廖的经过。一九三二年间，我在中山县立小中学任教，李公藩在闲谈中曾将方镜如刺廖事实向我透露，并谈及方镜如已于廖案发生后第三年，因在家乡包烟庇赌，无恶不作，被防军捕杀。
罗翼群于是写道：“照黄君所说，则刺廖致死者之凶手，实为方镜如。”[43]
方镜如的名字，并未出现于陈顺、梁博等人的供词，也未进入“廖案”的探员、检察官和审判官的视线。读了罗翼群的文章之后，笔者于访寻史料时，发现了一点有关的蛛丝马迹。中山县隆都地区，曾有所谓“竞进长生社”的土匪组织，其主持者即为刘成、方镜如等。1926年8月7日《广州民国日报》，刊有《二十师剿办中山土匪》的报道：
(中山)县属竞进社匪首方鉴，又名方镜如，串同青年堂匪李公藩、刘榕等，专事劫掳奸淫焚掠。该邑良民受其害者，不知凡几，控案屡屡。自国民革命军二十师六十团李团长奉令到县清乡，大剿土匪，刻已将匪首方鉴、刘榕等，先后拿获。惟著匪李公藩畏罪潜逃。……当经李团长亲讯明确，且方、刘两匪，亦认案不讳。遂将两匪提出正法，以除民害云。[44]
由此可知，方镜如（方鉴）、李公藩，史上确有其人，方并有“匪首”之称号。故罗翼群根据黄余铭、李公藩所述，指出方镜如是1925年8月20日参加刺杀廖仲恺的杀手，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则史料。然而，“廖案”发生将近一年后，当负责侦查、审理此案的官员们对这一线索尚浑然不觉，而方参与杀廖的秘密尚未暴露之时，在另一宗剿匪之案中，方镜如业已落网，并已被枪毙矣。
十、谁是赢家
廖仲恺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的领导者之一，是不可多得的集爱国情怀、治理才干与刚毅意志于一身的杰出人物。他被谋杀是国民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共产党人失去了一位肝胆相照的朋友。在不长的几个月内，孙中山、廖仲恺相继去世，终使国民党历史上的“孙中山时代”，无奈地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个党的前途莫测、充满变数的“新时代”，在廖死之后，迈开了它的第一步。
“廖案”发生后，在鲍罗廷的支持下，汪、蒋抢先取得了查办“廖案”的主动权和发话权，共同导演了一场政治与军事的博弈。众所周知，谋杀案本是极其诡秘的，有的有线索可寻，而有的根本没什么蛛丝马迹可找。搞谋杀不会兴师动众、大造声势，一切都由杀手们躲在暗角里，瞧准机会行事。作案者逃之夭夭，而耸动社会视听的种种“风闻”，可能都只是些假象。案发之后，真真假假、是非莫辩的传闻不胫而走，谣言不翼而飞；有人被猜测、受怀疑，甚至于人人自危；有人急于洗刷自己，检举、告密者大行其道；更有唯恐天下不乱者，乘机推波助澜，兴风作浪。这种局面，让掌握话语权的办案者们，遂有可以运用的空间。汪、蒋正是借办案之机，利用波云诡谲的形势，以铁的手腕，来从事这场博弈的。这一过程，说穿了，是在“革命”旗号下演出了一场新的权力倾轧。国民党偏离1924年改组的方向，其政治质变与组织分裂，应当是从这里打开缺口的。
汪、蒋查办“廖案”的动作，最主要的就是排胡与逐许，这是他们之间的一笔政治交易。蒋助汪排胡，是为巩固汪的“最高”地位扫除障碍；汪助蒋驱许，是为蒋独掌军权打开通途。有人说，排胡与逐许，均出于鲍罗廷指示，而汪、蒋只不过是两位执行者而已。鲍当然是事件的幕后指挥者，他对布勃诺夫使团的那篇报告，已道出了他们当时搅风搅雨的一些内部情况。鲍甚至这样说：“需要玩弄权术，需要随机应变，需要利用一个反对另一个……”[45]作为高等顾问，在国民党的这次关键性的转向中，鲍的作用确实不应低估（关于鲍罗廷在“廖案”风波中的所作所为，笔者另有文章叙述其事，待发表）。然而，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当时只有鲍在那里独断专横，指手画脚，而汪、蒋只是唯唯诺诺，被动执行呢？当然不是的。试看汪、蒋二人，当时配合得何其默契，手法何其老到，这哪像是在他人摆布之下，心不甘、情不愿地做作出来的呢？连《邵元冲日记》都这样写道：“现由介石分逮多人，将兴大狱。”权力倾轧之心，汪、蒋均未能免。尤其是蒋对倒许，步步为营，机关算尽。他9月19日那封“致许崇智函”，每一个字都是逼许下台的利剑，这如果不是出自蒋氏之心扉，难道他人所能代为？这种中国式的官场倾轧故事，又岂是姓鲍的所能教唆得出来？
在办案过程中，鲍、汪、蒋各怀心思，都想左右历史的走向，然而历史却未必按他们所框定的路线行进。鲍罗廷曾说：“从许崇智离开时起，一切立即进展神速，不知怎么一下子都活跃起来了。……我们的决定始终得到准确无误的贯彻执行。”[46]他们都以为清除胡、许，广州将从此太平。然而胡、许离粤后，被汪顺手“请”出广东的那位邹鲁，却在北京与谢持、林森等组成了一个公然向汪精卫、向广州国民党中央说“不”的政治联盟，那就是“西山会议派”。邹鲁等人不惜以另立中央，另行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强硬手段，与广州国民党对着干。汪派排斥异己的结果，是制造出更为难缠的政治反对派，因而陷入新的、更深的政治危机。为此，汪只好向被他放逐海外的胡汉民招手，一心将胡从老对手变成新盟友。上文说过，胡汉民涉嫌“廖案”的问题，本来并未查清，从鲍罗廷这时的谈话看，他们起码掌握了胡“默许”除廖的一条线索。出于政治的需要，这样的线索被搁置起来了。更为戏剧性的是，汪精卫欲挟蒋自重，从而巩固并加强自己的“最高”地位，殊不知他却把一位最危险的对手拉上台。在不久后的中山舰事件中（1926年3月），汪逼于蒋的种种压力，黯然离职，并离开了广东。那时，通过不断的扩张，蒋已军权在握，汪再没有任何可以制衡、制肘蒋的东西了。汪是查办“廖案”的主角，但他并没有赢得那场纵横捭阖的博弈。
“廖案”发生前，蒋介石的职务是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他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也不是国民政府委员，他无疑是因进入“廖案”特委才进入国民党最高权力的核心的。而蒋介石的关键性的起步，应从以武力驱逐许崇智、并吞粤军算起。这事实上是蒋（在汪许可之下）以武力向他的顶头上司（许是总司令，蒋是参谋长）夺取军权的行为，是蒋扩张军事实力、进而篡夺国民党最高权力的发端。有此一端，才有往后囚禁熊克武(1925年10月)、驱逐王懋功(1926年2月)和逼汪去职(中山舰事件)等事端的发生。从倒许开始，几个月时间内，蒋靠着手中的枪杆子，一步步攀上了国民党权力的巅峰。故就蒋而言，倒许是开端造衅之举，对他今后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乍看起来，那一场博弈的赢家，不是别的人，而是蒋介石。
然而，蒋却为此输掉了他的道德与人格。正是从倒许开始，阴谋家、野心家的帽子，稳然戴到了他的头上。这时在广州政坛出局的胡、汪，此后仍然是蒋的对手，他们以种种形式，长期同蒋比权量力。也是从这时开始，蒋在国民党的营垒之内，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越滚越大的“反蒋派”，当时受此打击的莫雄，就是其中的一员。20世纪70年代，莫雄在一家博物馆的展厅里看到那张刊登有“国民政府处置叛军之布告”的旧报纸，读到“郑润琦、莫雄等包藏祸心”那几行文字，不禁火冒三丈，对蒋当年的所作所为，大声予以痛斥。那一幕情景，曾为笔者所目睹。莫雄历史上的反蒋故事，许多人都熟知。蒋介石后来败出中国大陆，与蒋自己所制造的“反蒋派”的斗争是分不开的。因此说到底，蒋也不是什么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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