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王朝的诞生

​在夏王朝之前，从黄帝到颛顼、帝喾、尧、舜、禹诸帝，尽管都有一个公认的首领以及具有约束诸部的中央政权，但仍然没有一个完整的国家概念，最明显的一点，这个大国家连一个名字也没有。黄帝武力征服诸部，一个庞大的国家已初现模型。到了帝舜时，划分全国为十二州，并确定五等诸侯，中央政权对诸部的控制力大大增强了。大禹登帝位后，把十二个州整合为九州，对国家概念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可以说，大夏帝国的奠基人，便是伟大的禹。那么禹有哪些伟大的构想呢？大禹提出了“中邦”这个名词。在《尚书·禹贡》中有“中邦锡土姓”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在司马迁的伟大著作《史记》中引用这句话时，变成了“中国锡土姓”。“邦”与“国”意义是相同的，现在我们还使用“定国安邦”这样的词语。司马迁为什么要把“中邦”改为“中国”呢？有两个原因：其一，在春秋战国时，“中国”这个叫法已经十分普遍了；其二，由于汉朝的缔造者是刘邦，把“邦”字改为“国”字，似乎也有避讳的味道。所以我们可以确认，大禹是第一个提出“中国”这个名称的人。那么为什么叫“中邦”或“中国”呢？这就要说到大禹的政治版图构想了。在神农氏乃至到黄帝，其实并没有什么中央政权的概念，只有某个部落实力很强，其他部落必须听从该部落的命令，我把这种模式称为“诸部制”。到了舜的时候，“诸部制”开始向“诸侯制”转变，这也是舜的一大变革。诸部制与诸侯制有什么不同呢？部落有大小之分，但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等级，没有人为地把这个部落称为“一等”，把其他部落划分为“二等”、“三等”，帝舜把诸部改为诸侯，并且划为五等。到这个时候，就有了中央政权的雏形，诸侯们必须得到天子的确认，每次朝见天子时，要把象征诸侯权利的信符——圭玉，上交给天子，天子考核后，认为没有重大过失，才予发还。如果我们套用当代观念，诸侯制近于联邦制或邦联制，天子这一级就是联邦政府，诸侯这一级就是地方政权。伟大的禹对帝国的版图又有什么新的设想呢？以十三年之功平水灾、征服自然的大禹自然是雄心勃勃，所以他的构想也是伟大的。在禹的构想中，帝国的统治，是由中心向四周辐射。位于中央的，就是天子的领地，或者称为“中央之国”，这是大帝国的中心。以帝国首都为中心，向四面延伸五百里，称为“甸服”，甸服就是天子的领地；甸服向外再延伸五百里，称为“侯服”，即诸侯的领地；侯服向外延伸五百里，称为“绥服”，“绥”就是绥靖安抚；绥服向外延伸五百里，称为“要服”，“要”就是羁縻；要服向外延伸五百里，称为“荒服”，这已经到了荒芜之地了。这几乎是当时中国人所知道的“天下”了。按照大禹构想的版图，从帝国中心出发，向东、南、西、北各延伸二千五百里，统治范围东西跨度五千里，南北跨度五千里。东到大海，西到沙漠，北到寒荒之地，南到热带丛林。我们不要忘了，这是距离现今四千年前，在交通那么落后的时代，中原强有力的政权触角已延伸到极限了。当然，这样的划分显得不切实际。因为中国的地形条件很复杂，单纯以里程来划分，无疑忽略了地理上的限制。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大禹伟大心脏的跳动，尽管有不合理的成分，但仍然充满智慧的光芒。中央政权对天下的统治力度，并非均等，从直接统治到间接统治，从绥靖安抚到羁縻，是一个衰减的过程，距离帝国中心越近，则帝国的统治力越强，距离越远，则统治力越弱。但是中邦文明的教化必须传递到蛮荒之地，这乃是一种天职。这一点对大禹来讲是相当明确的，这显示了先进的中原文明的自信力，这种文明必须取得天下的统治权柄。大禹继承帝位后不久，便指定皋陶为接班人，但皋陶比大禹死得早，终究与帝位无缘。皋陶去世后，大禹便把政事交给伯益，很显然，伯益成为内定的继承人。大禹最后一次东巡时，病死于会稽山，临终之前，把帝位传给伯益。在儒学文化传统中，大禹把帝位让给伯益，是禅让制度的延续，是大禹高风亮节的体现。可是如果我们前面的分析是正确的话，尧、舜的禅让都只是政治斗争的遮羞布，那么大禹怎么会去重蹈覆辙呢？我有一个猜测，当年大禹为了联合皋陶、伯益推翻帝舜，三人有过秘密的约定，大禹当上天子后，皋陶成为第一继承人，伯益成为第二继承人。既然皋陶已经去世，伯益自然成为唯一的继承人。伯益并不是一个幸运的人，他的帝位被大禹的儿子夏启夺走了。夏启是如何夺位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儒学宗师孟子的说法。孟子的弟子万章问老师说：“我听别人说，到大禹的时候德行衰减了，所以他不传位给贤人而传给儿子，是不是这样呢？”孟子回答说：“当然不是。帝禹驾崩后，他的儿子启服丧三年。三年后伯益放弃帝位，自己跑到箕山之南，以避开启。当时前来朝见的诸侯以及诉讼打官司的人，都跑来见启，不到伯益那里，大家都说：这是我们君主的儿子。诗人歌者只歌颂启而不歌颂伯益。帝尧的儿子丹朱不贤明，帝舜的儿子也不贤明，而帝禹的儿子启却很贤明，能够继承大禹的道义德行。伯益虽然在大禹时主持政事，但时间不够长，并没有做许多恩泽百姓的事情。”我们知道，孟子是“性善论”者，他非常相信尧、舜、禹这些圣人，一点私心都没有。在他眼中，那个年代没有政治斗争，只是有德者得天下，只有禅让，只有让贤，没有阴谋诡计也没有刀光剑影。在他看来，启夺得帝位，一是因为伯益这个人识相，自己溜了；二是因为启有道德，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在启取代伯益的过程中，仍然是和和气气的，不与任何阴谋沾边。但是孟子的这段话，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漏洞。他把民众不支持伯益的原因，归结于伯益主持政事时间不够长，威望与恩德不够，这显然有悖史实。伯益在帝尧时便已为官，又经帝舜、帝禹两代，辅佐天子的时间是相当长的，《尚书》中保存的伯益资料也不少，这足以说明伯益很早就是重臣，怎么可能威望不够呢？《韩非子》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到大禹晚年时，“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这个说法，有一个地方看似自相矛盾，要留意。既然禹想“令启自取之”，想让儿子启去夺取天下，何必又要大费周折，把帝位传给伯益呢？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所以我认为禹之所以把帝位传给伯益，是因为事先有秘密约定，是当年结盟的条件。在《韩非子》中，伯益可不是溜到山里躲起来，启也不是因为有德行得到民众支持才上台的，而是通过血腥的战争，才取得最后的胜利。关于这一点，得到了《竹书纪年》的有力支持。《竹书纪年》是这样写的：“益干启位，启杀之”、“益为启所诛”。十分明确地指明伯益并不是自己溜到山里躲起来了，而是在帝位之争中败北，被大禹的儿子启所杀。由于现存的《竹书纪年》已是残缺不全，对于伯益与启之间的斗争，写得十分简略。但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可能见过更全本的《竹书纪年》，他在《楚辞通释》中写了这么一段话：“《竹书纪年》载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 这里伯益的形象与孟子所描述的那个跑到山里躲起来的让位者形象，完全是两个人。伯益不仅没有跑到山里躲起来，反而把启囚禁了，而启奋起反抗，最终颠覆了伯益政权。这里，我想起了一句名言：“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是吗？历史总是上演着罗生门式的闹剧，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书里，可以以黑白对立的面貌出现。因为我们所说的历史，更多的时候乃是政治，文字记载的背后，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这里一个问题出来了。既然古书的说法都充满了政治色彩，我们到底要相信谁的说法呢？我的态度十分明确，以《竹书纪年》为是。为什么呢？因为《竹书纪年》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这里有必要说说先秦的史书。中国很早就开始有史官记录史事，他们记录的原则是如实记载事件，不置评论。当然，即便是史官，什么事该记，什么事不该记，也会受到政治力量的影响，但记录下来的事件，多数是可信的，因为这些记录是内参，不对外公开的。第一本公开的史书是《春秋》，鲁国的史书，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不是原汁原味的，而是被孔子改过的。孔子把历史变成了政治，他发明了“微言大义”的写法，实际上就是以自己的立场评论史事。其他的诸国史书，后来被秦始皇烧掉，看不到了，直到汲冢出土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重见天日。《竹书纪年》并没有使用孔子“微言大义”的艺术手法，只是朴实地记录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作为魏国史书，为什么《竹书纪年》里记载了从五帝开始的历代历史呢？魏国的前身是晋国，晋在春秋时代，长期霸占霸主的地位，是诸侯之长，周王室完全是在其保护下才得以生存。晋国曾经出兵平定周王室的内乱，我估计从那个时候开始，周王室所藏的历代史书就被搬到了晋国收藏，所以从五帝以来历代的完整的史料，就保存在晋国。到了战国时，晋国一分为三，魏国最强大，继承晋国的衣钵，故而这些史料转移到了魏国。同样，韩国也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应该同样保留有一份史料，故而韩非子的说法，更接近于《竹书纪年》。何以史官所记的史书比较可信呢？因为从设立史官始，中国就形成一种传统，即史官只对事件记录的真实性负责，只要记录可靠，君主一般不会太多干涉。当然也有例外，但大体的传统是这样的。在春秋时代有两个著名的例子。第一个例子，齐国爆发崔杼之乱，崔杼谋杀齐庄公，齐国太史如实记录在史书上。崔杼大怒，要求太史修改记录，太史不干，崔杼便把他杀了。可是接下来，太史的两个弟弟仍然不修改“崔杼弑君”的记录，同样被杀了。太史的第三个弟弟仍然捍卫史官原则，只字不改，最后崔杼没辙了。与此同时，另一名史官已经做好杀身成仁的准备，倘若太史的弟弟们被杀光，他将不惜以生命的代价，确保史书记录的真实可靠。另一个例子发生在晋国，权臣赵盾指使赵穿杀死昏君晋灵公。太史董狐记录：“赵盾弑其君。”晋灵公是个很坏的君主，可是我们说过，史官的任务不是去判断一件事的对或错，而只是如实记录，故而董狐写下“赵盾弑其君”。赵盾当然不服，他前去理论，说明杀晋灵公的人是赵穿，不是自己。董狐说：你是策划弑君的幕后主谋，不写你写谁呢？最后赵盾没办法，只得由他去写。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史官的传统。像崔杼杀史官这种恶劣的事件，在春秋之前应该是比较少的，即使如此，史官仍然以生命捍卫自己的职责，这是令人敬佩的。所以先秦时代史官所记的史书，事件的真实性、可信度比其他书要高。不扯太远了，回到本书的内容吧。在争夺帝位的内战中，启最后打败并杀死伯益，成为新的君主，这标志着夏王朝的建立。据说大禹曾封于夏，所以启的王朝便称为“夏”，后来人们便把启称为夏启。夏启夺取大权后，在尊号上做了些改动，除了使用“帝”这个尊号外，还使用“王”的称号。后世“帝”的称号，要比“王”的称号为尊。比如说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都称王了，实力最强大的秦昭王觉得没意思，打算称“帝”，凌驾于诸王之上。不过在夏启时，“帝”与“王”的意思是一样的，夏启使用新的称号，只是为了显示自己超越前人的雄心。除了使用“帝”、“王”这两个尊号之外，还有另一个尊号“后”。在这里“后”的意思不是皇后，而是指君主。我们经常听到“皇天后土”这个词，“后”是与“皇”相近的概念，因而夏启也称为“后启”。从这点来看，夏启颇为类似后世的秦始皇，改变尊号的背后，是这个王朝比起以往的年代有了更多新的改变。事实也是如此，夏启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阶段，中国的王朝实际上是从夏启开始的，他是第一个王朝的第一位君王。在夏启之前，帝舜与帝禹已经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加强了中央对诸侯、诸部的控制力度，这为夏王朝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夏启是以武力夺权的，在伯益败亡后，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有扈氏部落。有扈氏与夏启的战争，打破了孟子的谎言，这场战争是权力斗争的继续。有扈氏反对接受夏启的统治，理由正是夏启违背了大禹的遗命，从伯益手中窃取了大权。面对反叛与不服从，夏启毫不犹豫地选择武力镇压，他亲率大军杀气腾腾地扑向有扈氏部落，在一个名为甘的地方，双方展开最后的决战。《尚书》中有一份珍贵的文献，是夏启在大战之前向全体将士发表的演说，名为《甘誓》，大意如下：“诸位将士，我在这里告诫你们：有扈氏轻视五行，抛弃三正，天理难容。上天要灭绝他们，今天我代上天对他们施行惩罚。战车左边的士兵要是不积极进攻，那就是不执行我的命令；战车右边的士兵要是不积极进攻，那就是不执行我的命令；战车中间的御者要是不好好驾驭马匹，那你们就是不执行我的命令。认真执行命令的人，我要在祖庙赏赐你们；不执行命令的人，我要在神社前杀了你们，还要把你们的妻子儿女变卖为奴隶，或者杀死。”夏启给有扈氏扣的罪名是“轻视五行，抛弃三正”，说真的，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也看不明白。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随便弄个含糊的说法就行了。在这篇《甘誓》中，我们没发现夏启这个人德行的深浅，整篇文字杀气腾腾，对敌人如此，对自己人也是如此。对敌人要“灭绝”，对不听命的部下，不仅要杀掉，连妻子儿女都不能免于惩罚。夏启是用这种恐怖手段来约束部众。这不是孟子向我们展示的那个很有德行的夏启，而是一个迷信暴力手段的夏启。关于甘之战的结局，又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见于《吕氏春秋》，称夏启在甘之战并没有打败有扈氏，于是他又上演了修德那一套把戏，回去后粗茶淡饭，琴瑟也不弹，钟鼓也不听。这一修德，有扈氏自己找上门投降了。这种说法，九成出于儒家学者之手，因为《吕氏春秋》一书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作者繁杂，三教九流的人都有。对照《甘誓》，你相信夏启是个迷信道德之人吗？第二种说法则是《史记》所载，“（启）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也就是说，甘之战，实际上就是夏启与有扈氏的最后一战，有扈氏被灭掉了。在《淮南子》一书中，也明确写到有扈氏是被灭的：“有扈氏为义而亡。”这是给予正面的评价，认为有扈氏是坚持正义才被灭的。为什么说有扈氏坚持正义呢？因为夏启根本不是合法的君主，是靠政变才上台的。杀了伯益、灭了有扈氏后，夏启的政权总算稳固了。夏政权的建立，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夏”既是国家的名称，也是民族的名称。“夏”后来又衍生出“华夏”一词，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华”字含有“大”的意思，又有“华美、华丽”的意思，夏王国显然对自己的器物文明非常得意，与四周蛮族相比，夏王国在屋宇、服饰、车马、器具等方面，都显得工艺精美，日常生活礼节优雅，夏人自然有一种自豪感。在汉朝以前，以中原为中心的这个大民族被称为“华夏族”。在先秦之前，“夏”的叫法也很普遍，后来又形成一个新的名词称为“诸夏”，也就是中原的各个诸侯国，比如《左传》中所说的：“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可以说，正是夏王朝的建立，才进一步使得民族的认同感增强，这也算是夏启对中国历史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