垓下之战（下）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

　　 现在依照三杰与刘邦发生关系时间之先后，分论如下：

　　 一、萧何

　　 司马迁曰“萧相国何于秦时，碌碌未有奇节”，似乎为一平凡小吏。实际上，萧何乃大智若愚，有高度智慧与远见。对于刘邦帝业至少有四大贡献：

　　 (1)萧何初入关时即搜集秦政府之一切资讯，为长期消耗战奠定资讯基础，实为超时代智慧。

　　 (2)当刘邦不愿前往汉中，萧何极力劝阻：

　　虽王汉中恶地不犹愈于死乎？今众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且汉中古称天汉，周之所兴也。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 [ 注：《汉书》卷三十九，《萧何传》。 ]

　　 刘邦遂恢复理性，同意接受汉王封，前往汉中。

　　 萧何之言有非常重要之战略含义：国家大事必须以理性为思考基础而不可诉之于感情，《孙子》曰“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实为千古不易之真理。

　　 (3)萧何最大贡献可能为“月下追韩信”，为刘邦找到一位大将。萧何推荐韩信比鲍叔推荐管仲更难能可贵。管鲍本为知交，萧韩则为萍水相逢，仅凭几次交谈，即断定韩信国士无双，并全力保荐，若非史有记载，真令人不敢相信有如此奇事。

　　 (4)整个战争期中，萧何能确保后方安定，不仅使刘邦无后顾之忧，而且还能补充人力物力，支持长期消耗。刘邦即帝位后，关内侯鄂君(千秋)论萧何之功如下：

　　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矢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令诏，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 [ 注：《史记》卷二十三，《萧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

　　 《孙子》云：“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萧何对于长期消耗战之成功实具有决定性贡献。

　　 二、张良

　　 张良是被公认为典型的“谋臣”，谋即为战略，其贡献为代谋、代交。对于刘邦，张良之重要不亚于萧何。此人是一位传奇人物，确有若干神秘。他是韩国贵族，曾在博浪沙中狙击秦始皇未中。匿居下邳时，又有“圯上纳履”故事。他与项羽叔父项伯有深厚友谊，但欣赏刘邦大才而愿为其效忠。刘邦对张良极为尊重，称帝后仍称其为“子房”，而不像对萧何、韩信直呼其名。在另一方面，项羽对张良之言亦颇相信，并一再受骗，也很难解释。张良来往于汉楚之间，有似闲云野鹤，令人高深莫测。

　　 张良帮助刘邦先入关中，化解鸿门危机，为刘邦求得汉中，并献计烧绝栈道，以后又使项羽对刘邦还定三秦不立即反应。彭城大败后，张良又建议联合鲸布、彭越，并重用韩信，使局势转危为安(均已见前节)。

　　 刘邦对于张良言听计从，非常信服，因为张良的确见识高人一筹，具有高度说服力。当沛公入咸阳时欲居秦宫，樊哙劝谏不听，张良曰：

　　大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 [ 注：《史记·留侯世家》。 ]

　　 刘邦立即听从，还军霸上。此即“助桀为虐”成语之来源。目前常有人说“助纣为虐”，实乃错误。

　　 楚汉三年，郦食其劝刘邦复立六国后世，刘邦同意。张良来谒，刘邦即征询其意见，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刘邦问故，对曰：“臣请借前箸为大王筹之。”于是利用桌上进食的竹筷(著)作为算筹，以列举八点理由解释不可行。刘邦始省悟，立即打消此议。其中以第八点理由最重要，最具有说服力。

　　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封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其故王，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 [ 注：同前注。 ]

　　 “借箸代筹”成语即以此为来源。当时刘邦正在用餐，张良遂利用竹箸为算筹以计算有多少点理由。

　　 张良精通战略，但并无著作传世，其战略思想仅能用立功方式反映出来。已经列入《武经七书》之《黄石公三略》，相传其著者黄石公即为曾以太公兵法授与张良之圯上老人，后世遂有人认为《三略》实际上可能为张良所著，不过又只是一种推测而并无证据。

　　 汉初三杰除萧何、张良外，尚有韩信，关于韩信对刘邦之贡献，将在下节讨论。

　　 第五节　韩信用兵

　　 韩信是三杰中最后一位，虽出身贵族世家，但早已降为平民。最先投入楚军，后又随刘邦赴汉中，均不得意。幸获萧何大力推荐，始一跃而拜大将。韩信善于用兵，已成定论。宋朝曾任“武学博士”之何去非在所著《何博士备论》中有云，“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足以显示韩信几乎为孙子化身，能将孙子理论付之施行。

　　 若用现代眼光观察，韩信似乎精通英国战略大师李德哈特所谓“间接路线”理论。李德哈特在传世之作《战略论》中曾引证若干古今名将事迹，来作为其理论依据，但可惜李氏不懂中文，对于中国历史所知有限，在其书中仅简略提及成吉思汗、速布台而已。如果李氏曾读过《史记》及《汉书》，则一定会将韩信纳入其书中，并会对其用兵如神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国古史记载常嫌简略，但《史记》对于韩信用兵记述可谓例外，照一般标准而言，应可算相当详细，因此能使后世对于韩信用兵获适当了解。

　　 韩信出任大将后，第一项工作即为对当前情况作一全面评估，并提出其战略构想。此乃上台第一炮，能否获得刘邦完全信任，关键即在此。其所作评估可对后世为将者提供范例，在我国历史中仅有诸葛亮《隆中对》可以比拟，《史记》对此有相当精彩记叙：

　　信拜礼毕，上坐。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曰：“今东乡(向)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汉王曰：“然。”曰(又问)：“大王自料勇悍仁疆(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

　　 此段对话有重要意义，韩信要刘邦自己承认不如项羽，以破除其心理障碍，使其能诚意接受客观评估。

　　信再拜贺曰：“唯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哑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饮食，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印都摸坏了还舍不得给)，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韩信根据其个人追随项羽时之观察，指出项羽在性格上有两大弱点：(1)匹夫之勇，(2)妇人之仁，所以不可能成大业。于是再继续指出项羽在大战略(政策)上所已犯之错误。

　　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违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

　　 简言之，项羽共犯四大错误：(1)不居关中而都彭城，(2)不尊义帝之约，诸侯不平，(3)诸侯学项王榜样，各自王善地，不听指挥，(4)行为残暴，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结论则为其强易弱。最后，韩信遂提出其打倒项羽之大战略构想(计划)：

　　“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强)楚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如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王举兵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其计，部署诸将所击。

　　 韩信首先提出其战略构想总原则，即“反其道而行”。然后说明战略实行时应分三方面：(1)任用天下武勇(人才)，(2)以城邑封功臣，(3)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简言之，即多方面利用政治、经济、心理因素瓦解楚军，使其自动崩溃。以上为长程计划，接着韩信遂又分析近程计划。即还定三秦之作战。韩信认为有利因素有二：(1)三秦父老对其三王恨入骨髓，(2)汉王深得关中民心，所以结论为“三秦可传檄而定” [ 注：“韩信用兵”一节《史记》原文均引自《淮阴侯列传》。 ] 。

　　 韩信为大将由汉中入关中还定三秦，作战过程已见前文，不再重述。刘邦在彭城惨败后，诸侯多叛汉附楚。西魏王魏豹本项羽所封，遂托辞归视亲疾，重返楚军方面，渡黄河后即封锁渡口。西魏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县)，其辖区为今山西省西南部，古称河东之地，其地理位置在汉军左侧背，足以威胁汉军基地(荥阳)之主要交通线。

　　 刘邦企图解除此一威胁，遂于楚汉二年八月命韩信率领步将曹参、骑将灌婴，攻击西魏。兵力史无记载，大致不超过三万人。魏军兵力应占优势，但因分守各城，防御主力亦不应太多，可能与信军相当。《史记》对于作战经过有简要记叙：

　　其八月，以信为左丞相击魏。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

　　 原文可略加解释如下：魏军集中兵力防守蒲阪、临晋及渡口。韩信在临晋西岸故布疑兵，佯作渡河姿态，同时另率伏兵从夏阳(在临晋之北，今陕西韩城县)用临时搜集之器材(木罂缻)渡河，袭击安邑。魏王大惊，仓皇迎战，遂在九月被俘。韩信结束其破魏战役，费时不过一个月。

　　 此一战役显示韩信在战略思想上有下列三特点值得注意：

　　 (1)韩信不采取从南向北而采取从西向东前进方向，并在渡河之后，再从北向南压迫，实为明智选择。因为若不如此，则魏军战败后即可逐步向北退却，并与代、赵两国兵力会合。于是战事将拖延不决，对信军极为不利。

　　 (2)韩信善用奇袭，使敌人心理丧失平衡，此所谓出奇制胜，完全符合《孙子》“以奇胜”之理念，亦即李德哈特所提倡之间接路线。

　　 (3)韩信获胜后必继之以猛烈追击，使敌无喘息机会，故能速战速决，充分发挥歼灭战威力。与项羽作战时常未能竟其全功，形成强烈对比。

　　 一、井陉之战

　　 韩信破魏后即向刘邦建议继续进攻赵国与齐国，以对楚军形成大包围态势。此乃极富雄心之战略构想，但又非一蹴可至。目前主要敌人为陈余。其地位为代王兼赵相。陈余时在赵国辅助赵王歇，而令其相夏说守代(今河北省蔚县)。当韩信破魏时，陈余已令夏说引兵南下，驻守太原南方×县，以防韩信北进。

　　 韩信获得少许增援，与张耳从魏都平阳向北进发，击斩夏说，迅速破灭代国。于是准备取道井陉(今河北省获鹿县西十里，山西省平定县东九十里)攻入赵国。井陉为太行山脉中险要隘道之一。诚如李左车所云：“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井陉东口北侧有萆山，距获鹿城仅八里。井陉之西有冶河，从南向北流。横过西端入口处。冶河东岸有一片高地，可封锁隘道西口。

　　 赵王歇，与其将成安君陈余，谋士李左车，率军二十万进驻井陉东口外，迎战韩信。李左车向陈余建议：

　　愿足下假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商垒勿与战。彼前不得进，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韩信、张耳)之头可致于戏(麾)下。

　　 陈余素以儒学自负，常称义兵，不尚诈谋。于是回答：

　　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攻之。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疲)极。如此避而不击，及有大者何以加之？诸侯将谓吾怯而轻我。

　　 遂不听李左车之计。韩信经由谍报得知敌情，大喜过望，立即引兵渡过冶河。《史记》对于韩信渡河后作战详情有下述记叙：

　　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宿营)。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汉军旗)，从间道萆山而望赵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营)逐我。若(你们)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

　　 韩信派出奇兵轻骑之后，接着采取下述行动：

　　令其裨将(干部)传飧曰：“今日破赵会食！”诸将皆莫信，佯应日：“诺。”又谓军吏曰：“赵已先据便地为壁(安营)，且使未见吾大将旗鼓，不肯击前行(前卫)，恐吾至阻险而还。”(以上为韩信对敌情之研判。)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赵军望见大笑。

　　 韩信在黑夜中使万人先行渡河，在冶河东岸上构筑防御工事。此即所谓背水阵。因为赵军集中在隘道东口以外地区，所以韩信夜间行动自不受干扰。等到天亮(平旦)韩信遂开始：

　　平旦，信建大将之旗鼓，鼓行出井陉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于是信、张耳，佯弃鼓旗(诈败)走水上军(退入水上阵地)，水上军开入之(收容退却兵力)，复疾战。赵果空壁争汉鼓旗，逐(追击)韩信、张耳。韩信、张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改(因背水作阵已无退路)。

　　 此后会战即进入最高潮：

　　信所出(遣)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倾巢而出)，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赵军已不胜，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见壁皆汉赤帜而大惊，以为汉已得(俘)赵王将矣。兵遂乱，道走(溃散)，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于是汉军夹击，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陈余)泜水上，禽赵王歇。

　　 以上即为太史公对于“井陉之战”所作描述，可谓十分精粹。韩信获胜后，诸将皆向韩信道贺并问获胜理由。

　　因问信曰：“兵法右倍(背)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然竟以胜，此何术也？”信曰：“此在兵法，顾(不过)诸君不察(注意)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并非能保持内部团结)，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若留生路)皆走(都会逃走)，尚可得而用之于？”诸将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井陉大捷后，韩信又立即猛烈追击，不让敌人有重整机会，到十月即已连续击破魏、代、赵三国，费时尚不足三个月。韩信以劣势兵力而能大获全胜，完全由于战略高超，算无遗策。其本人对于背水作战成功之解释，显然为引述《孙子》，只是词句颠倒而已。

　　 二、潍水之战

　　 韩信以三个月不到之时间，连续攻下魏、代、赵国，并又已招降燕国，使汉对楚之战略态势获得颇大改进。楚汉三年七月，刘邦认为应开辟另一新战场以进一步突破困境，遂决定拜韩信为相国，率曹参、灌婴，发赵兵之未发者(尚未征召者)击齐。

　　 楚汉四年十月，韩信开始向齐国进兵。刘邦又同时另派说客郦食其去劝说齐王田广投降。田广同意并撤退守军。韩信中途获知齐已投降，遂准备还师。于是又有一位说客范阳人蒯通向韩信进言：“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无行也？”(汉王既未通知而派人说齐，又未命令韩信停止前进，韩信实无不继续前进理由。)韩信接受蒯通意见，继续进军，齐国君臣在无备之下受到奇袭，全面崩溃。

　　 在韩信穷迫之下，齐王不得已向楚求救。项羽遂派其大将龙且、亚将周兰与留公，领军救齐。韩信闻楚军来，立即准备迎敌，于是双方在楚汉四年十一月展开“潍水之战”。

　　 两军态势大致有如下述：(1)楚齐联军号称二十万，驻潍水东岸(今山东高密县以南)。楚军含有楼烦(北方部落)骑兵，相当精锐，机动力颇强。(2)韩信所部不过数万，加上破齐后收编之降卒，总数仍不可能超过十万，而且必须留下若干兵力据守历下、临淄等城，所以能集中在潍水西岸上之兵力自然更少。

　　 龙且拟定作战计划时，有人劝告：

　　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改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

　　 龙且不听并反驳说：

　　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容易应付)，且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

　　 遂决定在潍水东岸上列阵待敌。韩信又如何行动，《史记》记叙如下：

　　韩信乃夜令人为万余沙囊满盛沙，壅(塞)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佯(假)不胜还走(退回西岸)。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已渡河在西岸。)。龙且水东军散走，齐王广亡去。信遂追北(败)至城阳，皆虏楚卒。

　　 《史记》原文可简释如下：韩信首先乘黑夜用万余沙袋壅塞潍水上流，使下流水位降低。次日引军涉水渡河进攻龙且阵地。然后诈败涉水退回西岸，龙且立即追击。等到其兵力有一部分涉水进到西岸，韩信令人掘开沙袋放水，大水奔腾而下，把尚在水中的楚军淹死一部分，同时将楚军切断在东西两岸上。韩信立即击杀已渡河之龙且，全部楚军也随之崩溃。

　　 “潍水之战”是韩信所获得的一次大胜，使楚军实力和士气都受到严重打击。尤其重要者为汉军战略颓势开始扭转，于是楚汉之间的持久僵局也随之打开。

　　 第六节　垓下之战

　　 楚汉相争始于楚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以后连续三年中汉始终居于劣势，直到楚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局势始有变化。首先是刘邦乘项羽东击彭越之机会发动反攻，大败在成皋留守的楚军，其王将曹咎、司马欣均自杀。接着又有韩信的潍水大捷，使楚军受到严重损失，尤其对项羽构成了极大心理打击。

　　 在如此情况发展之下，双方遂终于开始和谈，到次年八月(公元前202年，照当时历法计算仍为楚汉四年)终于达成和议，约定以鸿沟(在荥阳东二十里)为界平分天下，于是双方之间结束战争状态。和约签订后，项羽即引军东归，刘邦也同样想西归。此时，张良、陈平进言曰：

　　今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疲食尽，此天亡之时。不因其机而遂取之，所谓养虎自遗患也。 [ 注：《史记·项羽本纪》。 ]

　　 刘邦遂立即决定背弃和约，率军追击项羽，同时遣使至齐魏约韩信、彭越会师击楚。

　　 楚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十月，刘邦亲率大军十余万人追至阳夏南(今太康县)暂停，等待韩信、彭越部队会合。项羽已闻刘邦违约追来，立即率其部队约十万人在此地区中止军以待。刘邦再进到固陵(今淮阳县西北)，信、越军仍未至。于是项羽挥军反击，大败追兵，迫使刘邦只好就地构筑工事固守待援。刘邦问张良：“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张良对曰；

　　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应该)。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可败也。 [ 注：同前注。 ]

　　 刘邦立即听从，遣使往封信、越。后者立即回报：“请今进兵。”

　　 韩信令曹参留守齐国，亲率将军孔熙、费将军陈贺，领兵数万(史无明文)南下，以灌婴之骑兵为前锋。首先击破彭城(项羽都城)，然后从苏北直趋豫东达到项羽军背面。于是韩信与刘邦发动前后夹击，项羽军死伤约万人，向垓下败退。齐汉两军遂在颐乡(鹿邑县南)会师。

　　 此时已十一月，彭越、英布等兵力均已先后到达，汉方诸侯大军共约三十万人。刘邦遂命令韩信统一指挥，对项羽继续追击，追到垓下(在睢水南岸，距离固陵已在二百公里之外)。项羽止军集中其残余兵力约九万人准备迎战，于是惊天动地的大会战展开序幕。

　　 《史记》对于“垓下之战”所作记叙相当简单，但仍能使后世了解此一会战的过程与结果。

　　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周勃)、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军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 [ 注：《史记·汉高祖本纪》。 ] 。

　　 《史记》原文可用现代汉语分析如下。司马迁首先说明会战双方的对手、时间、地点，并指出此乃决胜之战。关于时间只说明为五年，至于为何月，因为在他处已有说明，自可不再述、但在何日则完全不曾说明。因此后世无法得知。

　　 其次，对于双方兵力数量，司马迁曾说明：汉方三十万，楚方可十万，照理推估，楚军从固陵退到垓下，已有相当耗损，似乎应已不足十万，可能为九万。因此，汉方实享有三比一的数量优势。

　　 司马迁对于汉方战斗序列(兵力部署)曾作简要说明：韩信位在中央指挥全军，左右两翼分别由孔、费两将指挥。此为第一线，至于其他兵力则由刘邦亲自指挥，位在第一线后方。两线兵力如何分配未有说明。对于楚方兵力部署则完全不提。照理推测，应集中在中央由项羽亲自指挥。

　　 会战过程共分三阶段：(1)韩信从中央位置首先向楚军进攻(合)，不利向后退却，于是汉方阵线呈现凹入形状，楚军立即随后追击；(2)汉方两翼兵力同时向已突入之楚军后方实施包围(纵)；(3)韩信同时也向已突入之楚军发动反击(复乘之)，于是在前后包围之下，楚军大败，结束了这场会战。至于韩信是否先诈败退却以诱项羽追击，司马迁未有说明。



图5　楚汉垓下决战态势图

　　 会战结束，楚军大败之后，情况又如何发展？《史记》记述如下：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突)围南出驰走。 [ 注：《史记·项羽本纪》。 ]

　　 项羽战败后，即在垓下构筑工事(壁)暂时不动，汉军及诸侯兵将其重重包围。突然夜间四面楚歌，使其心理上产生极大震撼，为何如此？可以解释如下：在当时战争中，每占一地即征发当地人民作为兵力补充。如果征的不是楚人，当然不会唱楚歌，现在既然四面楚歌，即可证明楚地已全部丧失，所以，自然使项羽大惊，并感到一切都完了。于是始决定乘黑夜逃走，以后即为乌江自刎，结束其生命，也结束楚汉战争(有人认为四面楚歌之计为张良所献，但史书并无记载)。

　　 从《史记》记述可以发现，垓下之战与西方罗马时代迦太基名将汉尼拔(Hannibal)所指挥之坎尼会战(The Battle of Cannae)属于同一模式。不过，汉尼拔虽赢得一次会战，并歼灭其敌军，但并未赢得战争，而最后也未能使迦太基免于灭亡的命运。因此，“坎尼会战”并非决定性会战。

　　 反而言之，韩信所指挥之垓下会战，无论从狭义或广义观点来看，都具有决定性。就军事层面而论，汉方赢得此一战，即结束了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从此恢复太平，不再有任何战争(no more war)。就历史层面而论，其意义更重大，假使项羽赢得此次会战，则统一中国的人将是项羽而非刘邦，历史也就要改写了。

　　 刘邦统一中国之后，其所建立之新帝国大致可算秦帝国的延续，所采用之统治政策实属同一典型。因此，秦虽亡，但大一统帝国的形式与精神仍继续发扬光大。此一号称第一帝国，包括秦汉两朝代，全长达四百年之久(公元前221－公元220年)，归根溯源，实乃垓下会战所赐。因此垓下之战不仅具有军事决定性，而更具有重大历史决定性。

　　 第七节　结论

　　 刘邦为何得天下，项羽为何失天下？其根本原因何在？《史记》有一段文章可以提供启示。

　　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为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 [ 注：同前注。 ]

　　 斗智不斗力即为得失成败之关键。刘邦与韩信均知如何凭借智慧以求胜，项羽则仅知用力求胜。其最后结果即为：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

　　 在战略领域中，智慧远重于勇力。孙子在其书第一篇(《计篇》)即明确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显示孙子在评估将才时，其所列标准，智居于首位，而勇则屈居第四位。尤其战略层面愈高，则智之重要性愈大。此为研究战史者所必须了解之事实。

　　 当历史进入21世纪之际，资讯时代已早存在，知识远比物质重要，智慧将为未来求生存之凭借。斗智不斗力将决定未来历史演进趋势。此可能即为本章之最大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