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值回归的朴素信仰

本文为新书书稿节选。书稿目前正在出版社处理。上市时间，争取明年春天吧。

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够成功？这显然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不存在唯一的答案。不过我们这里想从制度空间的角度谈一谈。

中国历来都有所谓条条和块块的说法。所谓条条，就是贯穿中央和地方的业务线。比如说，中央有教育部，地方有教育局。中央有生态环境部，地方有生态环境厅。所谓块块，就是在地方上划分相互同类的管理区域。比如这个省的全套机构设置，另一个省也有同样的一套。

在条条和块块的问题上，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实践经验。比如汉朝以块块为主，唐朝条块结合，明清以条条为主。事实上，在这样的超长时期视角下，技术进步才是最大的解释变量。古代罗马帝国在这方面也有所积累，只可惜现在已经全部丢掉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这里就不展开了。

放眼世界，像中国这么大面积，这么多人口，这么悠久历史的国家，确实没有第二个了。因此，如果说从时间线上，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共性，那么从空间线上，我们看到的将更多是个性。事实也已经证明，中国与苏联的改革启动时间相差不远，却终于殊途。主要区别就在于制度空间上的改革进度拿捏。

1949年建国之后，中国在外交上实施一边倒，同时也试图全面学习苏联的制度经验。但是很快就发现不对劲。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并且明确指出：“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他又说：“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都没有”。他还提到：“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

从宏观上看，中苏两国基本面的差异是决定性的。苏联国土虽大，但是纬度都很高，气候物产单一。中国的南北跨度大，气候物产丰富。苏联农业比较落后，经济结构以重工业为主。这里生产100个汽车底盘，那里就要生产400个轮胎，多一个浪费，少一个不行。因此天然就适合推行一竿子插到底的中央计划经济。而中国则长期是农业国，各种作物水土互补，因地置宜。因此天然就有自成一体，相对自治的倾向。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正是发端于田间地头。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照条条块块的视角，其实就是在大块块下面再划出一些有自主权的小块块，激发微观主体的积极性。这个经验很快就被复制到其它领域，全国上下掀起了承包热。不仅企业与部委之间承包，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也承包。无论地方税收多少，缴完中央的定额，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财政包干的做法一直延续到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银行业务属于财政体系的一部分。1978年，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开办公。1979年，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首先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1984年，人民银行将其它商业业务分离出来，成立工商银行。当时各家银行的总行与各省分行之间也实行承包。上面只要一个定额，其它全部放手。

承包制当然有很多缺点。不过客观地说，当年这些问题并不突出。一方面是因为激发活力产生的正面效果太强，盖过了负面效果。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发行货币产生了高通胀，相当于不断摊薄存量问题。这样就算存在一些“地雷”，还没等到爆炸就翻篇儿了。

从块块的视角看，承包制掀起的热潮犹如万马奔腾，势不可档。但是从条条的视角看，改革的进程其实是相当谨慎的。如果没有块块的放松，人们的思维就不会打开，社会气氛也无法活跃。但是如果没有条条的谨慎，那么改革进程又很可能蜕变成休克疗法，欲速则不达。这就是条条与块块之间的辩证逻辑。

在完全的计划经济下，不仅企业生产和投资要服从于计划。居民消费事实上也服从于计划。根据官方统计，1976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只有575元。而且货币工资的多少并不能说明实际购买力，因为当年消费还需要配合票证。事实上把票证额度消费完，就剩不下多少钱了。因此也不存在什么消费选择的问题。

这时候中国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决策。在坚持企业生产端不动的情况下，先动居民消费端。一方面大幅增发货币，并且主要以提高工资的形式发到居民手里，另一方面逐步放开物价，取消票证。于是居民开始有了消费选择权。好东西畅销，差东西滞销。而且得益于整体的高通胀环境，差东西虽然卖得慢一些，但是也不至于完全卖不掉。

有人把改革进程比作是新手学打篮球。一开始不能把走步、盖帽这些犯规行为管得太严。吹哨太多，整个过程就会支离破碎，玩不起来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在经济学理论中，劳动力往往与其它资源一起被视为外生变量。然而现实中的人却是一个活物。他可能进步，也可能退步。当然一般来说，人总是在劳动过程中进步的，这也就是所谓干中学效应。

从这个角度讲，改革初期一些表现较差的企业并没有立即得到市场规律的惩罚。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像我们不能在围棋启蒙班里搞淘汰赛一样。哪怕完全不顾及公平，哪怕只想选出最优秀的苗子，那么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也不能急于求成。因为启蒙班里的胜负都是不能当真的。要允许人家成长嘛。

当然，这种对于落后企业的宽容也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居民的真实购买力被不断摊薄。那么为什么当年的中国公众愿意接受这个代价呢？索罗斯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就像石油和黄金一样，也是一种资源。

沿用他的思路看，改革的过程是消耗信任资源的。改革的成功则又能补充信任资源。那些效果立竿见影的政策就不说了。改革的真正难点在于，有时必须推行一些周期较长而且暂时看不到成功迹象的改革，这时就需要一个比较大的信任资源做本钱了。而中国政府恰好拥有一座信任“矿山”。这可能正是中国改革的成功难以在他国复制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中国社会各界都对于改革成功的信心都非常强。举例来说，有这么一个修辞细节。海外媒体一般都说发展经济。潜台词是本来没有，凭空创造出来的称为发展。而在中国，我们常说的是解放生产力。潜台词是它本来就有，只不过被压制了，只要一释放，它就会自动喷涌而出。

如果你问，这种信心来自哪里？有什么科学理性的分析模型作为基础？那恐怕没有。它更像是一种对于中值回归的朴素信仰。首先，我们相信这个古老文明的生生不息。其次，我们相信中国已经走过了百年国耻的痛苦谷底。那么接下来，唯一可能的方向就是往上，还有什么疑问吗？

中国历史上没有宗教干预政治的传统。这确实是一个独特之处。但是有些说法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那可就错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一种信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也是一种信仰。我们做投资，尤其是价值投资，同样是需要一些信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