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慈子孝”的说法出自《礼记》，但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往往丢了前一半。对于这一问题，让我们把答案摆在前面——苏力教授认为根源在于，在古代中国，过于强调父慈不现实且不必要。
他还提出“父慈”“子孝”像是一个双务合同，先付出的父亲将承担着巨大的合同风险。这个说法有点像薛兆丰教授在《奇葩说》的主张，他认为女生一定要在房产证上加自己姓名，给出的理由是结婚是双方合伙办企业，而女性的生育和抚养作为一种自愿付出早于男性，为了避免被男性敲竹杠有理由要求一些抵押。
不过苏力教授更为审慎地添加了一些限定条件，那就是一个长期稳定有序、社会流动性很小且高度同质的农耕村落，由此才能保证双方长期博弈，由此社区才能获得并保持足够强大的舆论压力。
如果在流动性很大的现代社会或即便是商业社会，这个选择性执法的制度设计及其实践就会很不保险，甚至很偏颇。
儒家经典《礼记》强调了“子孝”，但它首先强调的是“父慈”！为什么历史中国的行政司法实践——就我有限的阅读——从没听说法律制裁“父不慈”；相反，在一直不知儒家为何物的欧洲各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反倒一直有“遗弃罪”（abandonment and desertion），惩罚已婚男子遗弃妻子和孩子，可谓欧美版的“父不慈”。儒家先贤的经典和权威教训是“不孝”进入十恶的原因或动力，这一说法至少可疑。
其实，制度往往因经典而被言说，却很少是因经典而发生，更不大可能仅因经典而延续。这是马克思开创并为尼采、霍姆斯和福柯等拓展的知识考古和谱系学阐明并一再强调的。
因此从经典文本回到农耕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才能理解本来由农耕社区压力保证执行的习惯法“子孝”，在后代王朝为什么会变成了一种宣示性法律义务；也才能理解，为什么儒家的首要教诲“父慈”却一直停留为没有牙齿的社会规范。
我认为这更可能是历代王朝，考虑到自然律，同时针对农耕村落治理的现实可能性和有效性，作出的智慧且精巧的制度安排。但要理解其中的智慧和精巧，理解历史语境中这一制度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需要关注或钻研的不是儒家经典或后学阐释，而是父子关系的自然特点，以及这种自然特点在传统农耕社会中的可能后果。
基因自我繁衍的天性趋于令人们关心自己的下一代，而不是相反。这意味着，即便不如母亲慈爱，父亲通常还是会关爱自己的孩子，这种关爱程度通常也会超过孩子对父母的关爱。换言之，基于繁衍后代的生物本能，“父慈”有更多的自然激励，“子孝”则没有。
其次，还可以将“父慈子孝”视为一个双务合约。从这一视角看，“老无所养”是一个可能的威胁，一个潜在的成本，会迫使部分本来可能不大关心孩子的父亲，为了自己老有所养的长远利益，关心自己的孩子。相比之下，孩子一旦长大成人，就没有类似的未来利害关系促使孩子去关爱已先行履行“父慈”责任的父亲；尽管也仍会有一点点风险。
最后，尽管很难考察和确认儿子长大成人有多少可归功于“父慈”，但长大成人的儿子，就在眼前，这起码是初步证据（prima facie），可以令国家、社会和村落假定父亲已履行了“父慈”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儿子不孝，不履行“子孝”的义务，就会令先期履行的父亲处于绝对不利的位置，却无法获得救济。国家因此有理由甚至必须干预和矫正这种不公。
第四，从全社会公共政策来看，若不适度介入和干预，放任儿子不孝，这会向全社会正在履行或本愿履行“父慈”义务的男子发出一个信号：“好人没好报”，这或者会进一步弱化本来通常就比母亲更弱的基于生物性的父慈，或者会为未履行“父慈”的男子提供不履行的口实。
第五，这转而会加重母亲独自抚养孩子的责任。第六，缺乏“父慈”，一些本来可能存活的孩子更难健康存活并长大，这对整个社会和国家都不利。
这就令国家至少有三个实用主义理由干预“子不孝”，而不干预“父不慈”。第一，就父慈子孝这一社会规范的执行而言，“父慈”有两种自我执行动机。生物性的父爱除外，另一重要因素是，该先行履行的父亲如未先行履行“父慈”，这就会弱化靠后履行的“子孝”义务，儿子会获得了一种类似现代民法的“先履行抗辩权”。历史中国农村自然没有这类概念，但没有这个词不意味着社会中就没有与此功能类似的道理、说法和社区互动机制。是有的。这就是中国民间常说的“报应”（deserts）。
如果父亲年轻时没有正当理由地不关爱自己的孩子（“父不慈”），他老来，儿子不养他（“子不孝”），民间会认为，这就是父亲该遭的“报应”。但对于“子不孝”，这两种自我执行动力都没有，尤其是如果父亲已先行履行“父慈”义务，他就亏大发了。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历史上国家财力人力有限，公权力仅选择干预“子不孝”，不干预“父不慈”，这种选择性执法不仅公道、合理而且很明智。
这个明智还与信息费用相关。任何合理化正当化的外部干预，都必须有足够数量和足够可靠的信息。在古代农村，一般说来，国家很难有足够证据认定然后惩罚“父不慈”：孩子可能幼小无力抱怨，不敢抱怨；更重要的是，那些没得到足够“父慈”的孩子很可能就没能活下来，无法取证；惩罚不慈的父亲常常还可能加重孩子的困境——现代社会就常常且普遍遭遇这类令人尴尬的经验。
相比之下，查证“不孝”容易多了，只要孩子长大成人了，就基本足以表明或是可以推定父亲已履行了自己的先期义务，就该儿子履行了；而他没履行！最后的理由是国家干预不孝的公共政策意义，这不仅维护了父亲的权益，事实上也维护了母亲的权益，还向全社会宣扬了“以孝治天下”。这是历代王朝的基本民生政策之一。
从更开阔的学术视野来看，社会中还有其他一些防范机制存在，令国家也有理由不必用法律强行干预“父不慈”。由于直接的利害关系，利害关系人会强化筛选待婚的男性。在历史中国这一责任主要由待婚女子的父母及其近亲属来履行。主要方式是以婚姻“六礼”如“考察生辰八字”“相亲”等程序来直接间接考察待婚男子本人及其父母的人品，以及家风和门风。这种考察不一定准确，但不会是空穴来风。关爱后代若是天性就可能自然遗传，若是家庭文化则可能耳濡目染而为后代继承。
在这种视角下，我们也还可以从另一角度理解民间通婚会关注甚至强调“郎才（财）”或彩礼。从功能上看，这就是为避免或减轻考察失误和风险的一种“保险”，一种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家庭财政保险。
如果“父慈”有可遗传的先天因素，那么长期来看，关爱后代的男子一定会有更多后代长大成人，而天性不关爱后代的男子趋于更少甚至没有后代。人类的繁衍趋于有利于那些天性关爱孩子的男性。这个世界其实不只是“人在做，天在看”，天其实也在悄悄做。
综合以上种种社会的机制，就可以看出，后世历代王朝把“不孝”定为重罪，却从未在法律上强求“父慈”，实在是一项非常明智的制度设计，既深刻洞察了人性，又有深厚的社会关切。这是一种“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制度。
只是放在历史中国农村语境中，综合考察，就可以看出，这种制度不只趋于在社会制度层面实践跨世代（而不是个体间）的公平，而且，基于对人性和农村语境等因素的深刻洞察和综合考量，也大大节省了执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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