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高闲上人序
韩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于心,不挫于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于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倫之于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哜其胾者也。
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壹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于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锱铢,情炎于中,利欲鬥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壹決于書,而後旭可幾也。
今閑師浮屠氏,壹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于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于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简体原文】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胶于心。尧、舜、禹、汤治天下,养叔治射①,庖丁治牛②,师旷治音声③,扁鹊治病④,僚之于丸⑤,秋之于弈⑥,伯伦之于酒⑦,乐之终身不厌,奚暇外慕⑧?夫外慕徒业者,皆不选其堂,不哜其者也⑨。
往时张旭⑩善草书,不治他使。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遂其迹,未见其能旭也。为旭有道,利害不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而后旭可几也。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
然吾闻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闲如通其术,则吾不能知矣。
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浅析
文：海天行
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因郡望是昌黎,常自称昌黎韩愈,世称韩昌黎。早孤,刻苦自学,官至吏部侍郎,谥文,世称韩文公。与柳宗元领导当时的古文运动,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传有《昌黎先生集》。
《送高闲上人序》一文,述张旭治草书之术,是以情感为核心的表现过程,从而揭示了狂草创作艺术的思维模式:情感—书法,物象—情感—书法。因此,张旭书法的精神实质被大大宣扬,他的书法更受后代推崇。
韩愈站在儒家积极入世的功利主义立场上肯定了张旭的书法,并对僧人高闲的书法进行问难。在他看来,一个“四大皆空”,一心出世的和尚不具备“利害必明”、“利欲斗进”的条件,一切归于淡泊,就不可能产生激情,也就不可能创作出“有动于心”、“可喜可愕”的草书来。这种不加掩饰的儒家功利主义的艺术观,虽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以为“入世”才有“情”、“出世”则无“情”,未免有些偏颇。
【注释】
①养叔:养由基,字叔。春秋时楚国人,善射。
②庖丁:庖,厨师,名丁。战国时人,为文惠君解牛,见《庄子·养生主》。
③师旷:师,乐师,名旷,字子野,春秋时晋国人。
④扁鹊:姓秦,名越人,春秋时郑国人,著名的医学家。
⑤僚:春秋时楚国勇士熊宜僚,善弄丸为戏,可敌五百人。
⑥秋:弈秋,善弈棋。《孟子·告子上》:“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弈:围棋,下棋。
⑦伯伦:西晋刘伶的字,沛国人,喜饮酒,撰有《酒德颂》等文。
⑧奚:疑问代词,何,哪里。外慕:对本行以外的感兴趣,别的爱好。
⑨哜:尝。:切成的大块肉。
⑩张旭:苏州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善草,当时称为“草圣”。
窘穷:窘迫穷困。愉佚:愉逸。
端倪:边际,头绪。意思是张旭草书神奇,变幻莫测。
闲:高闲,唐代僧人,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工书法,后归湖州开元寺。宋陈思《书小史》云:“高闲尚草书,师怀素,深穷体势。”
锱铢:古代的重量单位。指很少的钱或很小的事。极言数量微小。
浮屠:佛教译语。梵文佛陀的音译,又称“浮图”。一死生,解外胶:佛家认为,生即死,死即生,二者本为一体,明白了这个道理,外界的一切也就置之度外了。
嗜:特别的爱好。
【译文】
如果能将技巧与智慧运用到某事中去,做到心手相应,精力集中,则就会意志坚定,始终如一。虽有外物干扰,也会无动于心。尧、舜、禹、汤始理天下,养由基苦练射术,庖丁精研宰牛,师旷目盲而治声律,扁鹊专注于医术,熊宜僚一心于戏人丸,弈秋潜心于棋,刘伶痴迷于酒,他们都乐此不疲,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对别的东西感兴趣呢?那些见异思迁的人,是不可能登堂入室,尝到美味佳肴的。 过去张旭善写草书,不涉其他技艺。喜怒、窘困、忧悲、愉悦、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每有心动,必以草书抒发出来。看到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花果、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歌舞战斗等等,天地间的万千变化,或喜或惊,都以草书来表现其情感。所以张旭的书法,神出鬼没,变幻莫测,因此享誉后世。
如今高闲于草书,有意学张旭。然而仅学其形,未得到精神,所以不算学到了张旭草书的真东西。学习张旭要有法,利害要分明,不要粗枝大叶,情感要发于内心,大胆释放,有取有舍,然后挥毫而书,才可近乎张旭。现在高闲师从佛门,明生死之理,超然物外,因而心态寂静,处世淡然。恬静与闲适相结合,则颓废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其表现于书法,必将了无生气。
我曾听说佛家善于应变,多有技能,高闲若能精通于此,那么他的成就就是我无法预测的了。
《张旭古诗四帖》（局部）
[評點] 韓愈對張旭的狂草創作作了完整而系統的考察,得出他是以情感爲核心的表現過程的結論,從而揭示了狂草創作藝術思維模式：情感——書法,物象——情感——書法。這在當時是對狂草藝術本質壹個棄舊立新、由表及裏的深層探索。正是韓愈此說剔除了張旭書法中的庸俗性壹面,其精神實質被大大宣揚,因此,張旭的書法在後代更受推崇。
韓氏站在儒家積極入世的功利主義立場上肯定了張旭的書法,並對釋家的高閑書法問難。在他看來,壹個“四大皆空",壹心出世的和尚不具備“利害必明”、“利欲鬥進"的條件,壹切歸于淡泊就不可能産生激情,沒有激情,任憑高閑怎樣縱橫揮掃,也將只有空洞的形式,而無真苦、真樂、真淚的精神內容,也就無所謂書了。這種不加掩飾的儒家功利主義的藝術觀,雖然有其正確的壹面,但以爲“入世”才有“情"、“出世”則無“情”,這就把“情感”理解得太片面了。
《张旭古诗四帖》（局部）
解读韩愈《送高闲上人序》
文：风儿
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虽然没有正面论述中国书法，但它也不失为是一篇关于中国书法艺术颇有价值的论述性文章，它包括书法创作和书法欣赏等多方面的内容，书法艺术和其它艺术门类一样，包括“技”与“道”两个价值层面，要想使自己的艺术作品阴泽后世，光照千秋，必然要超越“技”的层面，进入 “道”的境界。何谓“道”？也就是疱丁历经了“所见无非牛者”、“未尝见全牛者”两个阶段后，最终达到“神遇而不目视”的境界，全文对张旭的草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指出书法艺术是以情感为核心的艺术表现形式，揭示了狂草艺术创作的思维模式：物象—情感—书法。
全篇开宗明义的说明了艺术创造是高度的心力劳动，必须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至其中，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需要把自己的全部情感和精力投入至其中，并举出了历史上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尧、舜、禹、汤治天下，养叔治射，疱丁治牛，师旷治音声，扁鹊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弈，伯伦之于酒，乐之终身不厌，奚暇外慕？”他们之所以取得了如此高的成就，那是因为他们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其中，把它们与自己的生命熔铸一体而不可分离，而朝三暮四、神分心散者，达到如此的高度是完全不可能的， “夫外慕徙业者，皆不造其堂，不哜其 者也”。艺术创造之前去去除自己的心中杂念，即老子所说的“涤除玄览”是一个首要条件，如果身边发生了一些事情，也要做到“心无旁物，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胶于心。
“书法未必尽师古，文章重在能通今”作者写到“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张旭的草书与先前的任何一位书家都不一样，在艺术领域里，只有使自己的风格鲜明化、独特化，才能够使自己的艺术作品在众家作品中鹤立鸡群，独领风骚，张旭的书法艺术之所以自成一家，影响深远，是因为他能够“不治他技”，在形式上不拘泥于前人，而能够把纸上的笔墨同自己的性情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使笔下的“墨点、墨线、墨块儿”有了呼吸，创作出自己生命所独有的法书作品来，这也是一个书家达到一种书写境界，最终能够成家创派的一个基本条件，只是一味的摹仿别人，即使摹仿别人非常像，可以以假乱真，那也只是个“书匠”，不可能在艺术领域中超越自己，达到一个艺术表现生命的维度。
在众书体中，草书是表现力最强的一种书体，因为无论从笔画、结体各章法等各个方面自由度最高，个人的发挥性也必然最大。书法的抒情性是书法艺术最根本的内容，也是“用毛笔写字”之所以成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的根本原因所在，很多细腻的情感都可以微妙的含纳在书法艺术作品形式之中，“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作者在下一部分中阐述了书法艺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对自然界的一种理解，书法可以慕拟自然界中静态的事物——山水崖谷，还可以慕拟自然界中动态的动物——鸟兽虫鱼，书法艺术虽然是一种静态的平面艺术，但是线条徐弛疾缓的流动又可以还原一个动态的过程，当然文章用“草木之花实”来描述这段过程有点儿夸张！
“日月列星”是描述法书作品中汉字及汉字笔画等书法要素有种主次、疏密、大小、欹正，虚实的对比，通过这种二元对比，给人营造出一种视觉上的美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书法本身在形式上好似一纸平静的点墨，但其中蕴藏着一种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以一种“势”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势”的能量就好像自然界中风、雨、水、火、雷、电，势不可挡，力能千钧，“歌舞战斗”是说两种审美趣味的交替出现并融合为一，如劲与韵、桔与润等，而且这种矛盾对立的两元都能够和谐的统一在这种抽象的“势”当中。自然界万物变化生生不息，不同的人对此也有不同的感受，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对同一事物的变化也不尽相同，“天地事物这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作者在这里强调了书者个性情感的表现，“以正合，以奇胜”，只有在作品形式和内容上突出自己的个性，才能赋于作品更强更大的生命活力。张旭的书法龙飞鱼跃，变化无穷，时而九天揽月，时而五洋捉鳖，变化伏度之大，不可穷尽，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旭也。作者对高闲的书法进行了责难，指出高闲中是学习了张旭书法的外皮，而没有学到其实质，并且说明了其原因：“为旭有道,利害不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而后旭可几也”。
作者在最后一段文中，作者揭示了高闲书法之所以达不到张旭的高度，是因为没有生命的激情，无“情”则意蕴难生，“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藏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当然，作者完全站在中国儒家的立场上，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些过于偏激，淡泊名利的心境也可以营造出一个幽淡深远的审美意境。韩愈的这个观点强调了审美趣味的唯一性而消解了其多元性，用这个结论来批评高闲显得有点苍白无力。“然吾闻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闲如通其术,则吾不能知矣”，作者强调了在艺术创作时的主体的想象力，结合自己生活中的真情实感，用自己笔下的线条洋溢奔放的表现出来，这只是其中的一条路子，儒释道各家文化都可以在艺术这片沃土上开花结果。
韩愈是文学家而不是书法家，但他对书法的认识却精辟入理，对书法这一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做了简明精要的概括，并提出了自己对书法艺术的认识和理解，即使这些认识有些不全面，甚至偏激，这也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的价值取向有紧密的关系，在这一篇短小精悍的文章中，作者提出了几个重要的问题：
1、 艺术取法于自然
“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中国的艺术精神是基于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上的。艺术中的题材以及构成要素都来源于自然，这也是中国艺术历经千年而仍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所在，自然界是艺术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取法自然”亦是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的根本区别。
2、 二元互生谓之变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书法中存在了很多两元对立的矛盾体，如“枯润、浓淡、急缓、提按、流涩”等等，再加上结体的变化，不可胜数，这就决定了书法也是变化无穷：
…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迟，遣不恒疾；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之曲直；乍显乍晦，若行若藏；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孙过庭书谱）
3、 情是艺术的灵魂
韩愈最后指出，高闲因为师从浮屠氏，所以其心泊然无所起，其世淡然无所嗜，因为无所欲求，则情难生，无“情”的艺术也难以打动人心，欲使自己的书法进入一种道的境界，必需把“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等丰富细腻的情感通过笔墨含纳在作品之中，这样艺术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韩愈的这篇文章揭示了书法同自然的关系，同东汉蔡邕的书法理论相暗合：“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书法形象并不是自然形象的简单模拟，更不是某种机械的制作，它带有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和自由性、不确定性，这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特点，也是一切艺术美所具有的共同审美特征，中国艺术既不把艺术看是对自然的模拟，又不否认艺术根源于自然，它始终能够把模拟的因素同超模拟的因素、具象的因素同抽象的因素和谐的统一在一起。“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书法的艺术美就植根于自然。中国书法艺术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特别是《周易》思想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书法艺术美同根源于自然阴阳变化的“形势”直接相关，即认为书法同自然生命运动变化的气势和力量相关，那么我们就用我们的生命去走进笔墨，体会笔墨，感受笔墨当中的生命和力量，感受其中的“不言之大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