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第二讲:(四)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
《孟子》这部书共有七篇文章,是孟子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整理记录孟子言行的书,内容都是讲道德,说仁义,如崇尚王道、排斥霸道、阐明性善、辟斥邪说等。四书的文字分量,共五万六千多字,《论语》只占29%,《孟子》则占了63%,因篇幅较长,故《孟子》的七篇文章,每篇都分为上下两编。古人不参加科考的可以不读《孟子》,但走仕途之路的士子,必须熟读此书。《孟子》的文章写得实在好,文意贯通、文采飞扬、说理透彻,有条不紊,后世的所谓“唐宋八大家”无不因袭孟子的文风。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国人,生卒年月不详。一般认为是生于公元前385年(周安王17年),卒于公元前304年(周赧王11年)。《史记·孟子旬卿列传》中只用了137个字,从正面记述了孟子的生平。 司马迁说:“孟柯,邹人也,授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柯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叙诗书,述仲尼之意,做孟子七篇”。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是战国中期的大学者,曾周游齐、宋、滕、魏等国,试图说服诸国君王接受道德仁义的政治主张,均因其学说“远水不解近渴”而不被采纳。故此晚年去齐回国,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在那样现实的时代环境中,他始终为人伦正义、为道德政治,奔走呼号,而绝对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后世有人嘲笑孟子不识时务,以孟子的聪明才智和雄辩之力,如果改变一下思路,搏个富贵功业易如反掌。讲阴阳五行的驺衍来到魏国,梁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执宾主之礼;孟子来见惠王,梁惠王开口却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不但不尊重,而且毫不客气。但是孟子十分清楚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向时代风气妥协,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明知道挽救不了这个时代,还是尽自己的力量,多救一个是一个,这就是圣人。 孔子不也是“明知不可而为之”吗?周游列国,到处受瘪,还被困在陈蔡饿肚子。孔子形容自己,“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吆喝了一辈子也没把自己推销出去。孔子的学问,是五百年以后,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兴起来,董仲舒弘扬孔学、司马迁撰《史记》赞扬孔子,才大大的抬头。伟大的人物活着的时候都是倒霉,死了以后才吃香。所以说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文化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开辟者。
但孟子毕竟去孔子165年,所出的时间、空间背景都不同,孔子温良恭俭让、孟子间有侠义之气,二人的性格、脾气完全不同,所以孔孟二位圣人在为人处事、劝政说理的风格上也迥然有异。孟子有雄辩之材,例如他说服齐宣王行仁政,说得宣王吾言以对,只好敷衍地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我有毛病,我好色,没办法施行仁证。孟子说:好色有什么关系!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谁不爱自己的女人呢?周文王的先祖太王也好色,如果大王能将此心推广开来,使国中内无怨女,外无旷男,好色又怎么会影响您施行仁政呢?宣王又敷衍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我还有毛病,我好财。孟子又说:好财货有什么不好?谁不喜欢财物,如周公的祖先公刘也是喜欢财货,他与百姓一起富国强兵,大王如能与百姓同之,爱财与施行仁政有矛盾吗?宣王又说:“寡人直好世俗之乐”,我还爱听流行歌曲。孟子说:听何种歌曲并不重要,关键是看大王要独乐乐还是与人乐乐。是少乐乐,还是众乐乐。如能与民同乐,听歌又有什么不好呢?齐宣王被堵得走投无路,孟子正是在引导他走上仁政之路。
孟子被推崇为“亚圣”,其书被列入儒门《十三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升格过程。在汉代,《孟子》与《论语》虽然同为子书,但实际地位却大相径庭。《论语》是儒家六艺的基础课,地位在经、子之间,而《孟子》则属于普通的子书。在《汉书·艺文志》的目录中,《论语》在六艺略,《孟子》在诸子略。汉文帝时《孟子》虽然一度被设置为博士,但那是传记博士,汉武帝时即罢了。 唐文宗太和年间,国学石刻《十二经》,还是没有《孟子》。直到北宋仁宗嘉佑十二年(1061年)刻成的经书上,《孟子》才第一次被列入九经。明洪武帝朱元璋认为孟子不应与孔子同享文庙之祭,下令撤掉孟子的牌位。到朱元璋晚年重新读到《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段文章时,不尽拍案呼好,又下令将孟子的牌位送回文庙。孟老夫子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实在是苦啊!
《三字经》第二讲:(五)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
孔子传道给曾子,曾子写了篇论文《大学》;曾子传道给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思又写了篇论文就是《中庸》。子思,名孔伋,是孔鲤的儿子、孔子的孙子,生卒于公元前483-前402年。古人教育子女的规矩是,自己的孩子不自己教,就象医不自医一样,所以孔伋的老师是曾子。孔子弟子三千,最杰出的贤人有七十二位,排第一的是颜回,第二位就是曾子。曾子得到孔子思想的精髓,做了一篇文章,就是《大学》,是孔子思想的嫡传者。可以说孔子、曾子、子思是一脉相承的前后三代人.子思在《中庸》里说到孔子文化思想的根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继承了尧、舜、禹这个一以贯之的传统思想,继承了由文王、武王时代确立的包括礼法、政治制度、社会礼仪、文化精神等在内的宪章精神,这是周代文化的精神,也就是孔子弘扬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的传承体系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用的都是《尚书》里面“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孟子以后传承就断了。虽然孟子身后的旬子,也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但到底还是走了样,已经不是纯正的孔子一派了。旬子的儒家思想融合了儒墨道三家的学术观点,发展了儒家的“礼学”,颇有向法家转变的趋势,所以他的弟子中才出了李斯、韩非这样的法家人物。后世有些人批评孔子是为统治阶级帮腔的,这种说法既不正确,也不公平。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处处推崇尧舜的“公天下”,希望人人自觉,都能够约束自己,方便他人,以恢复我们传统文化思想,保持良好的社会和家庭秩序,也就是后世批判很厉害的“克己复礼”。历代统治者无一不在利用孔子的思想,挂羊头卖狗肉,这又与孔子有什么相关! 中庸思想,也是来自于孔子,《论语·雍也篇》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认为中庸太难了,普通人很少能够运做到。中庸到底是什么呢?孔子讲的中庸与仁一样,有体有用。中庸的体非常不好理解,中庸的作用就是此处讲的“中不偏,庸不易”。中就是不偏,庸就是不易。
什么是中呢?一个方框,代表上下四方,中间有一竖直惯下来,不能歪,不能偏。任何事情都要取中,无论偏左、偏右都不行。孔子著了一部历史,叫《春秋》,为什么叫春秋呢?取中之意。冬天冷、夏天热,温度不适中;冬日长、夏日短,日照不适中,都不合乎标准。只有春秋不冷不热,白天与黑夜一样长,有中,可以作为标准。孔子的五德是“温良恭俭让”,温是第一的,太热太冷都是偏,只有温才是中。 高明的政治家对两方面的不同意见,如果能够各保留其对的一面,舍弃其不对的一面,就中了,也最高明。这就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但孔子同时感叹说:“民鲜久矣”。普通人很少能够运用中和之道,走的多半都是偏锋。 什么是庸呢?庸是庸常之意,就是我们说的,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平庸才能长久,普通才是伟大,这是宇宙间的基本法则。我们现代人都不甘寂寞,要拔高、要精彩,讲究“玩的就是心跳”。人生平平安安就是福,高处没有道,只有险,高处不胜寒。常人不是如此,不知足、不知止,求高求好。一求高,事准糟,所以叫“糟高”。中庸就是告诉我们“中不偏,庸不易”的道理。这两句话是宋儒程颢、程颐说的,“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了就不偏、庸了就长久。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就一生平安、幸福。 中不是目的而是方法,中的目的是和、是中和,所以子思在《中庸》里才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有中才能达到和,和是宇宙万物之理。夫妻和才能生贵子,家和才能万事兴,和气才能生财,总之都要和,不和就不生,没有生气。天之和是太和,地之和是中和,人之和是保和。能时时保和就能达到中和,保持住中和就能恢复到太和,北京紫禁城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不正是此意吗?
《三字经》第二讲:(六)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
《大学》这部书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所著,共有十章,完整地阐述了一个人从格物致知开始,直至治国平天下,超凡入圣的八步功夫,是儒门修心修身的方法论。特别是曾子在开篇讲的第一段话,是《大学》全书的精华之所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实现大学之道的三个纲领。明德指我们的性德,它是天赋的、善良的、本来就光明,在圣不增、在凡不减。如果你修它就有,不修就没有,那是生灭法,就不是明德了。但我们的明德被后天的秉性和习性遮蔽了,象落满灰尘的镜子一样不明了,该怎么办呢?把镜子上面的灰尘擦掉,让本有的明德放出光明,就是明明德,佛家称之为“明心见性”。明明德是彻底搞明白了,仅仅明白道理没有用,一定要去做,要落实在实际生活中,才能受用,所以明明德之后,紧接着就要亲民。亲民就是爱你的同类、爱众生、爱环境、爱这个世界,也就是孔子说的“大孝孝于天下”。第三步则是“止于至善”,至善是慈悲以极,是不讲任何条件的博爱,这是亲民的圆满果报,是实行出来的,不是坐在家里求出来的。
曾子讲的三纲领,其实与佛家讲的三觉悟是一件事,只是说法不同而已。“明明德”就是“自觉”,“亲民”就是“觉他”,“止于至善”就是“觉行圆满”。三个纲领都实现了,你就成佛了。能够自觉的是罗汉,能够觉他的是菩萨,觉行都圆满了就是佛。三者之中,一环扣一环,互为因果,但有轻重本末之分,学者一定要辨别清楚。其中,明明德是本,亲民是关键,二者是因。明明德是明白了,明白了要去行道,不行没有用。只是说食数宝,看菜谱不点菜,终归填不饱肚子,所以才要亲民,其后才有“止于至善”的果报。正因为如此,曾子才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如何才能落实“亲民”呢?孟子接下去详细论说,要分三圈来实现。第一圈叫“亲亲”,亲是指有血缘关系的家人,先亲近你的家里人,做善事一定要先从自己家里做起,先帮助你的兄弟姐妹,这是根本。第二圈是“仁民”,就是爱你的同类、帮助你的同胞。人要先从帮助家里人开始做起,然后将爱心一步步地扩散开去,再帮助你的同类。第三圈是“爱物”,是爱众生、爱万物、爱生态环境、爱这个地球宇宙。爱心是一圈一圈扩大出去的,“亲亲”还没有做到就跑去爱物,是本末颠倒、不知先后,就无从近道了。别人看到你这个样子做善事,也会误解你,认为你不是脑筋有问题,就是别有用心,因为正常人办事一定是按照程序来的。
如何检验你的修行到达哪一步功夫了呢?曾子接着又提出检验效果的五项标准,就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几句话把得道的整个过程都说尽了。首先必须要知止,知进知退、知足知止,是第一层意思。人的心念象狂奔的野马,必须让它停下来定住,才能看清楚四周的一切。否则你骑在狂奔的野马上,走马观花,什么也看不清楚,这是知止的第二层意思。知止了,就定住了,定住就能扎下根,就风平浪静了,所以说“定而后能静”。心平气静,一定身心安泰;身心安泰,头脑就灵光,智慧开发出来了,就是“安而后能虑”;如此修行,一定能得道,就是“虑而后能得”。
“定静安虑得”,是修行上一连串的因果关系,知止是因,定就是果;定是因,静就是果;静是因,安就是果;安是因,虑就是果;虑是因,最后的得就是果。 有定是真阳木,真阳木有定力、能受气、越遇逆境越乐,能不动性就是佛。能静是真阳火,真阳火明理达时、不争不贪。不争不贪,福禄无边,有无穷的快乐,就是极乐世界现前。静而后能安,心安理得,就肯认命,真认命了才能信因果,信因果就是真阳土。
知止是持戒,有戒就能得定,才有定、静、安的果报。再由戒定而生慧,慧就是这里的虑。虑而后就自然能得,得什么?得到明德。所以一部《大学》,始终扣住的主题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明德是立身立己,亲民是爱人立人,止于至善是起心动念,利益一切众生。儒家与佛家没有两样,所以宋儒张载说:“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
具体到方法上就是八个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面五个是修正自己,后面三个是服务社会。正心是端正自己的思想,怎么使自己的思想端正呢?要诚意,要使自己的心念沉静下来。怎样才能诚意呢?要致知,有一个正确的知见,知见不正确,行为是不可能正确的。怎样才能使知见正确呢?要格物,要革除物欲。格物、至知、诚意、正心,能达到此四步功夫叫“内圣”,自己内心的修行已经圆满了,就是圣人。内心圆满了,然后将你所学、所得向外扩展,所以后面四步工夫叫“外王”。修身是把自己先管好,树立一个好样板,其次是齐家,把家族治理好;然后是治国,国是古代的地方行政单位,最后才是平治天下。八步功夫中最重要的是先修己心,使自己达到内圣的标准,然后再修身、齐家。如果有机会来治理国家,为大众服务,放出去就是外王;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就教化众生,著书立说,做千古的圣人。孔子、孟子就是好榜样,明知道所处的时代是衰世、乱世,知道统治者不欢迎道德仁义的理念,还是死马当作活马治,知不可而为之,这与宗教家悲天闵人的博爱胸怀没有两样。
《三字经》第二讲:(七)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
读书首先要读《孝经》,这是按照“首孝悌,次见闻”的教学顺序下来的。《孝经》是儒门十三部经典里面的第一部,共有十八章。古人求学,一定是先读《孝经》,后读四书。《孝经》是曾子问孝,孔子回答,曾子退而与弟子们研究讨论,再由弟子们整理而成的。《汉书·艺文志》上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孝经》十八章,只讲了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孝。全书将社会上各阶层人士,从国家元首到平民百姓,分为五大类,就各类人的本位,提出实施孝亲的方法和原则,所以是自古以来学者要读的第一书。
行孝要根据每个人的所处的位置,在何本位,实行何种孝道,所以有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子之孝、庶人之孝,不是死板板的。孔子回答弟子们关于孝道的问题,一个学生一种答案,都不一样。难道孝道没有统一标准吗?不是,这只是孔子的教育方法,要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具体情况具体答复。子夏问孝,孔子说“色难”,脸色不好看。虽然对父母的吩咐,你照做了,但吊个脸子,父母看了会伤心难过,这就没有做到孝。
曾子问孝,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初也”。我们这个肉身是向天地父母借来用的,借了这个肉身的假,来修自己的真。寿命终了的时候要归还父母的,借别人的东西一定要妥善保管,否则就不好还了。 孝不是一成不变的愚孝、傻孝,糊涂父母要子女也干糊涂事,能听从吗?绝对不行。那如何处理这种尴尬的处境呢?这就要好好读孔子讲的《孝经》。十八章书只讲了一个孝字,可谓是深入浅出,条缕详明。读书一定要活读,不能死读,读死了,孔子的话就变成僵化的教条了。
如何才是行正孝而不是愚孝,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既要读《孝经》也要配合自己的智慧,才不至学呆。如《孟子》一书里面有“父攘羊子告”的事例。有一位为人父者,偷了邻居家的羊,攘不是主动去偷,而是将跑到自己家里的别人家的羊扣下,其子就告发此事。儿子做的对不对呢?单从法制角度看,应该说没错。但是此举合法不合理,父亲偷羊,儿子事先有否劝谏?既偷之后,有否劝父亲把羊还回去?有否劝父亲主动去自首?如果这些都没有做,就告发父亲,此举就不合情理,根本没有孝道可言。因此,先把《孝经》的道理融会贯通了,再读四书,学习做人处世的道理,这是做学问的基础。四书的内容能熟练掌握了,然后才能研究六经这些深奥的典籍。
《三字经》第二讲:(八)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
《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周礼》、《春秋》合称为六经,凡是有志于读书的人,都应当仔细研习,探求其中的道理。六经占了中国历史上的六个第一:《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书经》也叫《尚书》,是中国第一部历史文献;《易经》中国第一部经典,后世的诸子百家、一切学问都根源于此;《周礼》是中国第一部组织管理与典章制度专著;《礼记》是中国第一部文化资料汇编;《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后世将《周礼》除去,称“五经”。五经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上古时代文化思想的中心。《论语》中将其定义为“皆雅言也”,能使人思想纯正、言辞高雅。五经各有其名:《诗经》叫葩经、《书经》叫壁经、《易经》叫羲经、《礼记》叫戴经、《春秋》叫麟经。《礼记》中有一篇《经解》,对五经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经解》篇中说:
“温柔敦厚,诗教也。”诗教不是让人去当诗人,十个诗人九个半有神经病。诗的教育,包括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文化内涵,能使人温柔敦厚,内心升华。
“疏通知远,书教也。”《书经》是中国第一部历史文献资料,读史的目的是为了懂得人生、懂得政治、懂得过去而知道未来。人读了历史,要能够通达透彻地了解世故人情,要能够疏通知远。
“广博易良,乐教也。”乐是艺术门类的总称,包括了音乐、美术、文艺、运动等等。“易良”是由坏变好,变得平易而善良。 “洁静精微,易教也。”洁静是哲学的、宗教的圣洁,精微是科学的、逻辑的严密。《易经》的思想既是科学的哲学,也是哲学的科学,融合了哲学、科学、宗教三种精神。
“恭俭庄敬,礼教也。”礼是文化思想的总称,礼教是对人格的修养,人品的薰陶。
“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是研究历史资料,“比事”是类比今人今事。历史可提供我们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其他人生方面的经验。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对于为人处世,处处都有借鉴的经验。
把五经读死了的书呆子,就会适得其反,五经就变成毒药了。
“《诗》之失,愚”。总是无病呻吟,咬文咂字,“关门闭户掩柴扉”,此类文人就愚蠢之极,笨蛋一个。“《书》之失,诬”。读历史要注意,前朝的历史都是后朝人编的,如明史是清朝人编的,清廷出资官修明史,你能完全相信吗?除了历史上的人名、地名、时间是真的,恐怕靠不住。中国的现代史更是不可信,中学的历史课本就年年改,日本人也学了这一手,也修改教科书。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所以说,“书之失,诬”,你被骗了。
“《乐》之失,奢”。艺术文化太发达,社会风气就会变得太奢靡,历史上的文明古国都是在文化艺术鼎盛时期衰亡的。清朝中期以后,八旗兵因安乐太过,军事能力颓废退化。乾隆第二次下江南时,视察浙江清兵大营,杭州绿营兵吹奏箫管细乐迎驾。乾隆大怒,说“你们是军人,整天地吹箫弄乐,还能骑马打仗吗?”于是下令,军中只准用征鼓号角,其余笙管细乐一律禁止。 “《易》之失,贼”。一个人学了《易经》,动不动就掐指一算,会变得贼头鬼脑的。况且“察见渊鱼者不祥”,历史上未卜先知的人没有几个又好下场的。
“《礼》之失,烦”。礼固然重要,但过分讲礼数,搞得繁文冗节就烦死人。前清的旗人见面问礼,从老太爷、大少奶奶,一直问到你们家里那只黄雀,烦透了
“《春秋》之失,乱”。懂了历史的春秋大义当然好,但有时候读历史会出问题。古代帝王读历史,学阴谋诡计的占多数,真正以史为鉴,检查自己的少之又少。这些人不读历史还坏的有限,史书读多了,反而祸国殃民。
《三字经》第二讲:(九)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
中国的易经本有三种,《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称为三易,这是“三易详”的第一层意思。《连山易》和《归藏易》早已经失传了,如今流传下来的只有《周易》一种,是经周文王姬昌整理过的,故此称为《周易》。相传伏羲氏画八卦,始有卦象。其时还是结绳记事,没有文字,只有图形。直至近代,云南的少数民族还是结绳记事,家里门后面挂几条绳子,有几件要办的事情就在不同的绳子上打几个结。到神农氏时代发展出《连山易》,黄帝时代出现了《归藏易》。三王时代的夏朝用《连山易》、商朝用《归藏易》、周朝用《周易》。周文王著卦辞,周公旦著爻辞,又经过孔子整理后,系易辞,加入十翼,也就是孔子研究《易经》的十篇论文。一部《周易》浓缩了四代圣人的智慧,故此《易经》名列为五经之首。
这三种易经有什么不同呢?八卦中乾为天、坤为地,离为火、坎为水,艮为山、兑为泽,巽为风、震为雷。《连山易》以艮卦起首,《归藏易》以坤卦起首,《周易》以乾卦起首,三易所画八卦的位置不同。方位一变,六十四卦的卦体跟着变异,内部的384爻也随之而变。 我们今天见到的《周易》,是周文王在羑里做牢七年,研究易经的心得体会。《连山易》和《归藏易》虽然失传了,但是据南怀老研究,还是可以从象数里面看到一些端倪。道家的术数之学,如丹道、医药、堪舆等学问,都有《连山》与《归藏》两种易学的东西,此外在《易纬》和《关朗易传》中也还有一点依稀的影子。 那什么叫做易呢?易字的甲骨文字形,上面是个日,下面是个月,太阳和月亮之间的关系就是易。《易经》是中国最早研究天文、自然的科学著作,其中提出了三个原则,就是三易,这是“三易详”的第二层意思。
“三易”的第一易,是简易,简单的象太阳和月亮一样,天天能看见、抬头就看见。其实宇宙的法则根本就是至简、至易的,真理总是最简单、最平淡的,复杂是后天人为的。最简单、最平凡的就是最美好、最伟大的;简易的生活是最正常的生活,简易的饮食是最健康的饮食,复杂的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第二易,是变易,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像太阳和月亮一样,永远在运动、永远在变异,所以学易先要明变。上智之人不但知变,且能适应变;中智之人跟着变、随着变走;下智之人变过去了还不知道,还在那里怨天尤人呢。 第三易,是不易,万事万物虽然随时随处都在变,但有一个不变的理体,理是永恒的、体是不变的。例如,太阳和月亮永远在运动,但永远不会撞到一起,因为有引力之理在,有太阳系的法则存在。哲学家把这个不变的理叫做本体,宗教家叫上帝、佛、主宰…,总之说的都是一回事。在内是不变的理,中间是简易的数,外面就是千变万化的象,这就是易的全体。
《三字经》第二讲:(十)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
书经又称《尚书》,尚有上的意思,书是文献汇编,《尚书》也就是上古时代的文献汇编,是我国第一部记言体历史文献汇编,其文辞古奥,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
相传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对六经文化进行过系统地整理。将书经中残缺不全、无文献可考的东西删掉。有些属于私人谱牒性质的诰命,选取重要的留下来,合为百篇,其内容上自尧舜,下至春秋时代的秦穆公为止,分成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
为什么孔子叙述历史,要从尧开始呢?因为尧以前的文献资料不充分,不敢轻易下结论,这是孔子做学问的态度。对尧以前的远古史,我们只能从甲骨文及考古文物中去发掘了。
六种文体中的“典”是帝王受命之书,凡可以做为常法永存的圣君明王录也称为“典”。历史上有“三坟五典”,今天仅存“尧典”与“舜典”两篇了。“谟者谋也”,是臣子献上的计策,如“大禹谟”;训是臣属对君主的谏言,如“伊训”;诰是晓谕帝王的言辞,如“汤诰”;誓指君主出征前的讨敌檄文,如“甘誓”、“秦誓”等;命是君王发布的命令。 《书经》里面收录了六大类、五十八篇文章,类似现代的官方文体文件,学生要熟悉这六种文体,以备将来出仕时起草公文之需。孔子删定的百篇《尚书》,被秦火焚毁。汉文帝登基后,昭告天下征集《尚书》书稿,有一九十岁的伏生,口授《尚书》一部。至汉武帝时,鲁恭王刘馀为扩建宫室,要拆除孔子故宅。在拆墙的时候,发现了夹层里藏的竹简,内有《尚书》58篇,史称《古文尚书》。孔子十一代孙,经学家孔安国,奉汉武帝昭,将古文改写为隶书并为之作传,史称《今文尚书》58篇,较今天的《尚书》多出16篇。
《三字经》第二讲:(十一)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四子,周武王的亲弟弟。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以后病逝,十三岁的成王即位。小孩子怎么治理国家呢?只好由叔叔周公协助理政。周公不但理政治国,还整理了周以前的文化,建典章、定国体,开创了周朝八百载天下的基业。
《周礼》一书,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章,叙述了周代的政治制度。相传周公作《周礼》,设计了六部官制的政府机构,每一官制下面再设不同的官职,每一官职都规定了具体的职务条例,这样就奠定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系,六部制的行政体系一直沿用至今。所以,这里才赞扬周公,说他“著六官,存治体”。
“六官”就是天官冢宰,明清叫吏部,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人事部;地官司徒,明清称户部,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和公安部户籍管理部分;春官宗伯,为礼部,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教育部和文化部;夏官司马,为兵部,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秋官司寇,为刑部,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和公安部;东官司空,为工部,相当于今天的建设部、农业部、贸易部等的综合。 六官又称六卿,是政府的职能部门,直到今天,我们政府序列,组织管理体制的架构也还是如此,没有大的变动,“著六官,存治体”所言不虚也。
五经之中不含《周礼》,什么原因呢?孟子解释说“诸侯恶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战国时期的诸侯,谁也不敢照《周礼》这面镜子,害怕见到自己的丑恶面孔,所以去掉了《周礼》。而其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句话,又被后世别有用心的人,糟改为“刑法不涉及贵族阶级,礼法不用于庶人平民”。其实这两句话的意思是,“礼仪不排斥庶人,刑法不优待大夫”。追溯先秦史料,刑法中有不少是针对贵族的制裁,礼仪中也有不少是对庶民的规范。“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是千古之理,可见被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三字经》第二讲:(十二)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
儒家关于礼学的典籍有“三礼”,即《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研究古代政治制度的必读书,对后世影响深远,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等都曾以《周礼》为理论依据。《仪礼》据传是孔子根据周代残留的资料,汇编而成的,全书共17篇,包括冠、婚、丧、祭、射、乡、朝聘等基本礼仪,是后世历代帝王制定礼法的依据。
《礼记》是一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纪录了秦汉以前的儒家思想和言论,特别是孔子关于礼制方面的言论。其书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教育、社会、乃至医药、卫生,诸多方面。要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礼记》是不能不研究的。
《礼记》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宪法精神的所在,我们的大同思想,就来自其中的“礼运篇”。四书中《中庸》与《大学》,就是《礼记》里面的两篇文章。因为是孔子的70个学生和一些汉代学者为礼而记,故称为《礼记》。
整理《礼记》的是西汉学者戴德(大戴)和戴圣(小戴),叔侄二人。大戴删定《礼记》85篇,小戴删定礼记46篇,讲述的都是孔子的言论。后人加入《乐记》一篇,如此就礼乐具备了。历史上讲授《礼记》最著名的是西汉学者后苍,后苍在曲台殿定《礼记》184篇,后传授给戴氏叔侄,大戴删定为八十五篇,小戴删定为四十六篇。今天的《大戴礼》仅存三十九篇,已经不通行了。《小戴礼》四十六篇俱在,后人又加入“明堂”“月令”“乐记”三篇,就是我们今天的49篇《小戴礼》,“中庸”是第31篇,“大学”是第42篇。
《三字经》第二讲:(十三)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讽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经孔子整理后,收录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311首诗歌。《诗经》按作品的体例和形态不同,分为“风雅颂”三诗和“赋比兴”三体。 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作品,是各诸侯国的民歌,所以称为“国风”,如有卫风、郑风、齐风等。雅是正乐之歌,包括诸侯觐见天子的大雅,以及诸侯宴请宾客的小雅。颂是宗庙祭祀的用的乐章,如有周颂、鲁颂和商颂。国风、大雅、小雅和颂,称为四诗,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国风”。
周时中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周天子要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吏治情况,最直接的途径就是从各地的民歌、民谣中了解。时至今日,我们欲知台上人的政绩,听听老百姓为他编的顺口溜就明白了。故此周朝立有采风制度,各国诸侯都要派专人采集本国民歌、民谣,定期上报周天子。 在“赋比兴”三体之中,赋是直接叙述;比是比喻,由此联想到彼,如李白的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兴是即兴有感,抒发心中的感慨、郁闷和悲哀,如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山河破碎风吹絮,身世飘零雨打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古人非常注重诗的教育,因为诗可以使人端正思想,人不能没有思想,不能没有追求,有思想就会有问题,如果不教育,思想就会走上邪路。所以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第一篇“关鸠”,还不是引导人们理解什么是正当的男女之爱。其次,人生在世就会有痛苦和烦恼,西方人用宗教来派遣,我们中国人用“诗”、“乐”来排解心中的情感,使自己“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认为,学识修养的基本功是要先读诗。读诗并不是要人成为诗人,诗的教育,包括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文化内涵,能使人温柔敦厚,情感升华。中国上古文化思想,直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时代的《诗经》,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百科知识大全。孔子培养的政治人才,首先是学识渊博的通才,不是只会一样的专才。《论语》中记载,孔子有一天问儿子孔鲤,有没有研究“诗”的学问?孔鲤回答说:还没有。孔子就告诫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知识不渊博,就无法作出好的文章。后世据此,才有“学了诗经会说话,学了易经会算卦”一语。孔子删诗,上取商、下至鲁,共311篇,秦始皇焚书以后,有六篇再也找不回来了。今天见到的只有305篇。《诗经》的传承顺序,据说是:孔子传子夏,子夏传一路下来传到荀子,荀子再传毛亨就到汉朝了。毛亨再传毛苌,故有《毛诗》传世。
《三字经》第二讲:(十四)诗既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
西周传至第十二主,周幽王,此公荒淫无道,暴虐残忍,宠信褒姒,演了一出“风火戏诸侯”的活报剧。等到犬戎之兵真的杀进朝中,幽王再点烽火,谁也不来了。周幽王仓皇失措,死于乱军之中。太子宜臼回朝即位,是为周平王,迁都洛阳,史称东周。 东周时代君弱臣强,五霸七雄各据一方,周王室名存实亡,虽有周天子,但政教不兴、号令不行,等于没有一样。其时各国不再采风而风亡,诸侯不觐天子而大雅亡,天子不享诸侯而小雅亡,宗庙祭祀不继而颂亡。诗的精神丧失了诗也就亡了,诗亡而王者之迹,息矣。 孔子看到这种混乱的情形,非常痛心。他伤王政之不行,痛诸侯之专肆,晚年时回到鲁国,根据鲁国的史料,作了一部不朽的历史名著《春秋》。所以孟子才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是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史,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722至481年间,共计十二公、242年的历史大事记。同时也记载了其他国家的历史事件,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史料。
《春秋》字数很少,只有一万多字,为后世开创了一种文体,叫做“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就是用高简的手笔、平淡的语言,用寥寥几个字,把历史的结论表达出来。所以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一个字的评语,就把乱臣贼子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轼”一字,是对犯上作乱者的评语。而有道伐无道,叫讨;偃旗息鼓地偷袭,叫做侵。当时的国君、大夫得春秋一字之褒者,其荣甚过天子之命服,得春秋一字之贬者,其辱过于天子之刑戮。所以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即“寓褒贬,别善恶”。
鲁哀公十四年,孔子时年69岁,正在做《春秋》。有人打猎,在西门外捕获了一只怪兽,因不识是何物,送来给孔子看。孔子看了,流泪叹气说:“这是麒麟啊!麟啊,你到这个乱世来干什么呢”!孔子再也写不下去了,《春秋》至此搁笔。二年后孔子逝世,而《春秋》也被后人称为《麟经》。《春秋》文字太简洁,整部书记述了242年的历史,才用了一万八千字,标题式的大事记下面没有具体内容,根本读不懂。后人于是就来做传,解释《春秋》,其中最著名的是春秋三传,是公羊高、左丘明、谷梁赤三位的作品。
《三字经》第二讲:(十五)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谷梁。
三传是为《春秋》作注解的三部传书,是齐国人公羊高的《公羊传》、鲁国人谷梁赤的《谷梁传》,还有鲁国人左丘明作的《左传》,是三个人对孔子《春秋》做的演绎。左丘明是鲁国的史官,与孔子是半师半友的关系。孔子没有来得及为《春秋》作注释就逝世了,弟子中以子夏的聪明才智亦不能为之续,于是左氏来为《春秋》做传。他本来就是鲁国的史官,与孔子又有师生关系,注解《春秋》当然是非其莫属。左丘明其时已双目失明,《左传》是由他口述,经弟子们纪录成书的。
《左传》以叙事为主,前面一部分是孔子的“经”,后面一部分是左丘明的“传”,全书侧重于以史实配合经文,文笔简明生动,具有极强的表达力,对后世影响最大。《左传》虽是史学著作,却有极高的文学成就。叙事写人夹叙夹议,精彩之处随笔可见。描写战争尤其出色,特别是描写五大战役(城濮之战、崤之战、邺之战、搴之战、鄢陵之战)的章节,结构严谨、错落有致,均为千古名篇。《左传》刻画的许多人物,都具有鲜明、丰富而复杂的性格特征,如晋文公重耳、楚灵王等,对后世小说的人物描写,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培养出代代相承的文学大家。 《左传》之后百余年,才出现谷梁、公羊二传,所以又称《左传》为古文经,《公羊传》、《谷梁传》为今文经。三传各成一家,对《春秋》的解释方法,完全不一样。近代的中国革命思想多受《公羊传》的影响,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大捧《公羊》思想,其中就有《春秋》三世:衰世(乱世)、升平之世、太平盛世的说法。
《三字经》第二讲:(十六)经即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
前面说到,读书的次序是先读《孝经》再读《四书》,《四书》通达了再读六经。儒家的经典全部通晓以后,才能涉猎诸子百家。诸子是先秦时期的各种学术流派,他们各抒己见、各有不同的学术观点。一个人如果没有四书、五经奠定的基础、没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上来就读诸子百家,一定会糊涂迷路,不知该听谁的好。百家言论有好有坏,有适合的、有不适合的,学者一定要有辨别能力,所以首先要打好四书、五经的底子,再读诸子百家的言论。
从春秋中期开始,学在官府的贵族局面被打破,教育走入民间,聚众讲学、著书立说的风气开始形成。孔子在鲁国讲习六艺,宣传儒家思想;邓析在郑国讲授法律,传播早期的法家思想。任周守藏室史的老子,也传播“道德”学说,据传孔子还向他请教过有关礼的问题。墨子更是在聚徒讲学的基础上,组建起一个庞大的墨家集团,有严格的纪律和领袖钜子。由于有系统而严密的组织,墨家学说得以广泛传播,墨子也成了后世江湖上神秘组织的祖师爷。 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变革,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开始著书立说,阐述观点、议论政治,百家争鸣的局面由此形成。所谓的“诸子百家”就是先秦至汉初,各学术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总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其归纳为“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分为“儒墨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及小说家”,十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大家。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太过庞杂,所以要“撮其要,记其事”。撮是概括、归纳的意思,把主要学术流派的主要观点,总结归纳起来,记住要点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违背“教之道,贵以砖”的总原则。诸子中的下面五位,可能对初学者了解百家学术有所裨益。
《三字经》第二讲:(十七)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
这里介绍的五子有荀子、扬雄、文中子王通、以及老子和庄子。诸子百家既然是指先秦时期,各主要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和学术观点,杨雄是西汉人还算沾点边,王通是隋唐时期的,怎么也放进来了呢?因为历史上一向认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传承大体上走的是两条路线: 第一条路线,是以继承、整理传统文化为主,也就是孔子说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一系。“述”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保留传统文化的种子,使其能够以本来面目流传下去;“不作”是自己不搞创作、不对传统文化加注自己的观点,以保持其纯洁性。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都是对传统文化的整理,自己并没有创作。《论语》是在孔子身后,弟子们讨论老师的言行,集结而成的,并不是孔子的本意。
老子的《道德经》也是因为出不了函谷关,生生被守关的尹喜子逼着说出来的。老子明知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反而留下五千言,不是自己掴自己的脸吗?释迦摩尼佛做得最彻底,他将经说法四十九年,一路说一路擦,说完了也擦完了。在《金刚经》中,佛告诉弟子们:我一个字也没说,有谁以为我留下了什么法,那是诽谤我。三藏十二部中的佛经是释迦摩尼圆寂后,弟子们集结的,也不是佛的本意。为什么儒释道三教的圣人要“述而不作”?他们自己不能著书立说吗?非不能也,实不敢也。他们怕传统被弄走了样、怕文化被自己的思想污染、怕后人“拿着鸡毛当令箭”,歪曲、利用自己思想来害人。一言以蔽之,对后代人负责任。我们今天刚好相反,都是“作而不述”,不讲继承、不要传统。作不出来,就东抄一段、西抄一篇,反正是“千古文章一大抄”。
第二条路线,是以发展创新为主,这里说的发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在传统学术思想中融入自己的观点,绝不是东抄西抄的大杂烩。其中有在全面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如孟子,他将孔子“仁”的学术思想,具体落实为“仁政”建设,不但继承而且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其次,有就传统文化的某一点进行创新,发展出另外一种全新的学术思想,如荀子,他就孔子思想“礼”的部分进行创新,融合自己“性恶论”的观点,发展出后世的法家学派。
诸子虽有189家之多,实际上都是走这两大路线。所以宋代学者孙明复在《孙氏小集·信道堂记》中说:“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前者是继承派,后者是发展创新派。我们学习诸子的学术思想,首先要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是传统的东西,还是后人创新的观点,这是很重要的。 首先出场的是荀子。荀子是继孟子之后,战国末期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虽然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但是他综合了儒、墨、道三家的思想,属于创新派,不代表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体系。 荀子自称继承了孔子、仲弓的儒家传统,不同意子张、子夏、子游、子思、孟子等人的学术观点。荀子提出“性恶论”,认为人的善良是后天教育出来的,不用礼法去约束,人的行为永远不会变善。他将孔子“礼”的思想,向自己“法”的观点转变,所以荀子的学生中才出了李斯、韩非这样代表法家思想的人物。
司马迁在《史记·孟子旬卿列传》里,用两段话介绍了荀子的生平。其文说:“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 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荀子名况,尊号为卿,战国末期赵国(今山西临猗县)人。五十岁的时候才到齐国来游说讲学。齐国有遐迩闻名的“稷下学宫”,相当于今天的社科院,荀子“三为祭酒,最为老师”,三次被推为年高望重者、最高职务做到学宫校长,培养了一大批学者。他的思想更多地吸收了齐文化里道家和法家的思想,使儒学达到王道、霸道并重的高度。
司马迁认为,战国时期虽然有许多大思想家,但邹衍的学说曲折夸大,论辩空洞;邹奭的文章完备周密,但却难以实行;淳于髡,非与他相处日久,才能学到一些精辟的言论。田骈等名人都已在齐襄王时代就死了,此时的荀卿最年长、资历最深,故被视为宗师。后来,齐国有人毁谤他,荀子就到了楚国,春申君让他担任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荀卿被罢了官,便定居在兰陵(今山东苍水县兰陵镇),不几年就去世了,死后就葬在兰陵。 荀子憎恶乱世的黑暗政治,鄙视亡国昏乱的君主,他们不走常理正道,却被装神弄鬼的巫祝迷惑,信奉求神祈福这一套迷信的把戏。于是综合儒家、墨家、道家的思想精华,编著了几万字的文章。汉代流传的荀子著作有三百多篇,经过刘向的删订,定为《荀子》三十二篇,也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荀子》一书。著名的“劝学篇”,就是《荀子》32篇之一。
第二位出场的是杨雄。杨雄(公元前58-公元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是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汉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时校书天禄阁被升为大夫。杨雄以文章词赋闻名于世,早年所作的《长杨赋》、《甘泉赋》,在形式上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等赋,故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并称“汉赋四大家”。扬雄博学多才,年长后以后,觉悟到“词赋非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于是不再搞这些“雕虫篆刻”的辞赋,转而研究哲学。他仿《论语》的体裁作《法言》,仿《易经》体裁作《太玄》。老子之学已经是“玄之又玄”,杨雄自称“太玄”,比老子还玄。 杨雄还著有《方言》一书,记述了西汉时代中国各地的方言,是研究中国古代语言的重要资料。现存的杨雄文学作品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何东赋》;专著有《法言》、《太玄》、《方言》等。尚有其他文籍,但多已散佚。明人辑有《杨子云集》,清代人严可均曾有重编,是了解杨雄学术思想最为详备的资料。
第三位是文中子王通。王通,字仲淹,隋朝龙门人,是隋唐时期著名教育家、学问家、也是历史上著名的隐士,著有《元经》、《众说》等著作。王通本来有志于天下,想干一番大事业,但在见过隋炀帝杨广以后很失望,觉得隋朝没救了。接着就是隋末的大乱,他觉得自己再出头已经没有必要了,于是归隐乡里,著书讲学、培养年轻一代。唐太宗手下的一大批开国元勋,如李靖、房玄龄、魏征等文臣武将,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如果说到开创唐朝文化思想的代表人物,文中子应居首位,是最有功劳的人。唐《语林校证·卷一》中有一段描述:“文中子,隋末隐于白牛溪,著王氏六经。北面受学者皆时伟人,国初移居佐命之列。自贞观后,三百年间号至治,而王氏六经卒不传。至元和初,刘禹锡撰宣州观察使王赟碑,盛称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门者皆天下俊杰;自余士大夫拟议及史册,未有言文中子者”。
历史上有“自比尼山”的故事,王通的弟子不但多,而且都是天下俊杰,简直可与孔子相媲美。实际上以功业来说,他确实比孔子还要幸运,孔子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贤,大都是在孔子死后成名的,而王通亲眼看着自己培养的一代年轻人,开创了唐代的国运与文化。初唐四杰之一,作《腾王阁序》的王勃,就是文中子王通的嫡孙。今天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经济”,也是文中子最早使用的,《文中子·礼乐篇》中就有“经济之道”的用语。可是唐史里面没有文中子王通的传记,经后人考证,是文中子的儿子得罪了唐太宗的亲戚,因二人的学术观点不同,所以在修唐史的时候,没有把文中子的思想放进去。连文中子这个缢号,还是在他死后,朝中一班大臣(也就是他的学生)私下赠与他的。我们今天重新评价文中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王通先生应含笑九泉了。
最后两位是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秦汉以前,主要以儒、墨、道三家为主。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佛教传入中国,唐宋以后的文化思想变成儒、释、道三家,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化思想,一直到中华民国建立。 三家文化思想中,佛家偏重于出世,虽然大乘菩萨道是入世普度众生,但一般学佛的人,特别是出家的僧人,还是偏重于出世。儒家的学问,则是偏重于入世,教人从伦理入手,然后进入形而上的道。当然,《大学》、《中庸》中都谈了一部分形而上的思想,但到底还是偏重入世。道家的学问,老庄之道就更妙了,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或出或入,随心所欲。像一个人站着,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所以道家的学问,是出世的,也亦是入世的,可出可入,能出能入。在个人的养生之道上,亦有如此之妙。 南怀老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就是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开始,到宋元明清为止,都是如此。内在真正的指导思想,是黄(黄帝)、老(老子)之学,即中国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在外面标榜的(宣传教育上),则是孔孟的儒家思想,从来都是说的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楚国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曲仁里人。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是掌管图书典籍的史官。老子是世人皆知的古代的哲人,他的《道德经》是我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哲学思想和由此建立的道家学说,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子生活于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代,确切的生卒年月已无可考,大约比孔子年长30岁。据说他的母亲感应到有一颗大流星入腹,怀孕十一个月才生下老子,母亲却因难产而死。神奇的是,老子在李树下“从母左腋出”,出生时上唇有一道淡淡的白胡子,两只耳朵大得出奇,因而取名为李耳。老子博学多闻,是一个颇有声望的学者,因此作了周朝守藏室的史官,负责管理周王室的藏书典籍和档案资料,这个机会使老子接触大量的王室密藏的典籍、绝密的档案和史料,其他学者对此是望尘莫及的。老子的声名越来越大,许多学者都前来讨教,孔子也专程前往洛邑,向老子请教有关礼的问题。
司马迁的《史记·老子列传》记述,庙堂阶前有一尊“三缄其口”的金人,孔子问其背后的铭文“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虑”是何意?老子回答:“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斋已”。
孔子离开后对弟子们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在这一讲中,我们开始介绍《三字经》的第五部分。这一部分内容实际上是高度浓缩的“中国通史纲要”,能用234个字勾勒出一部中国古代史的基本轮廓,实在是难能可贵,孩童时期如果能够背诵下来,会受用终生。 中国古代史的划分,宋元明清时代属于近古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是中古时期,夏商周秦汉时代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时代是太古时期,伏羲氏以前就属于远古了。中国远古史的奠基就是盘古开天地,属于神话传说阶段,没有文字可以考证。现代科学认为,地球是在50亿年以前形成的,生物是在40亿年以前出现的,人类是500万年以前出现的,所以我们的老祖先盘古氏距今至少有500万年的历史了。
人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不学可以不可以?这是我们这一讲,首先要解决的认识论上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离开因果而自存,因此学习历史的根本目的,在于由因推果,以昭示未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述往事,思来者”;唐太宗李世民也说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知得失。”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找到历代兴衰、更替的道理;明白是非善恶因果的道理。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今天又为明天奠基。不了解昨天,就不知道今天是如何演进过来的,明天发展的方向也就无从把握。仅凭阶段性的观察,不进行历史的通观分析,就很难认识事物的真相,就有可能人云亦云,上当受骗。
现代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真正认可的没有几个。看看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就明白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课本,到今天还是“试用教材”。历史无非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怎么可以随心所欲的篡改呢?而且中国历史由一万二千年变成五千年、三千年、两千五百年、二千年,越来越短,还以为美国才两百年的历史,我们说两千年已经不少了,可见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文化根本就没有信心。
其次,在中国文化里面,历来是文史不分家,不懂史就无法准确地理解文,就有可能歪曲文义,张冠李戴。离开了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就无法评价和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从伏羲氏算起,至今有一万两千年,从黄帝开始算起是五千年。黄帝时代,文字、历法、衣冠、音乐、医学都出现了,所以黄帝是人文初祖,我们说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从皇帝开始算起的。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夏朝开始的,由河南汲县战国魏墓发现的《竹书纪年》推算,夏至今已有4100多年了。
从周公整理西周以前的中国文化开始,至今是三千年有文献可以考证的历史,孔子第二次整理周以前的文化,集中国文化的大成,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孔子根据当时能看到的、确切可信的史料,著了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就是《春秋》。孔子著《春秋》至今是2500年,黄帝至今是五千年,神农氏至今有九千年,伏羲氏至今有一万两千年。再往前推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母系氏族的女娲氏,树上搭窝的有巢氏,再到远古时期的三皇氏,再往前就是开天辟地的盘古氏了。历史本来就是做人和做事的经验纪录,因此我们学习历史,不是要当历史学家,而是要立足于“疏通知远”的原则,以历史的经验来指导我们更好地做人做事。
《三字经》第三讲:(一)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
按照传统教育的次第,必须经子都通了,才可以读历史。言外之意,你没有“孝经通,四书熟”,就没有资格读历史,否则知识体系的建立就会有问题,很有可能是空中楼阁,你今后的成就一定是有限的。没有经子的基础上来就读史,多数人都会走错路。历史既不是文学也不是科学,而有其自己的规律,有其特定的原则与方法。不了解这些基本规律而读史,就会囿于具体的法术,感兴趣的一定是历史上某人处理谋事的方法。你所学到的,说的文雅一点是策略,难听一点就是阴谋诡计。如此读史,你这个人就很有可能会走偏。
读历史的目的是“疏通知远”,为了懂得人生、懂得因果关系、为能知道过去而领导未来,要能够通达透彻地了解世故人情,要知道远大。读历史的方法是“属辞比事”,世界上许多事情的原委、因果是没有两样的,历史是循环往复的渐进模式。无论古今中外的人,既然是人,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就变不到哪里去,历史的规则就适用,历史资料提供的有关外交、政治、军事,乃至人生方面的经验就可以作为参考。能够丰富历史知识、借鉴历史经验就是“属辞”,以之分析、处理现在发生的问题,就是“比事”。中国的史书在体例上,可以分国史与通史两大类,国史属于断代史,记述一朝之事,如《汉书》、《晋书》;通史记述古今之通事,如《史记》、《资治通鉴》。《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则为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史书开始有纪传体是司马迁的功劳,改朝换代以后立刻记述前朝的历史,则是班固的贡献。《汉书》以后的中国正史,走的都是班固断代史路线,所以才有“迁固”、“史汉”并称。
中国古代史有二十四正史,辅以《清史稿》就是二十五史。但前朝的历史是后朝人编的,而且是官修的,如《宋史》是元朝人编的,《明史》是清朝人编的,都是政府出资官修前史,私人修史是犯法的。班固著《汉书》被人告发“私改作史记”,被下狱抄家,差一点杀了头;庄廷珑私修明史,著《明书记略》,死后还要开棺戳尸。这样编纂的历史,除了人名、地名与时间是真的,其他内容恐怕靠不住。中国的现代史更是不可信,眼见着中学的历史课本年年改,日本人也学会了这一手,也不断地修改教科书。
读历史的人,必须额头上再长出一只眼睛来,否则就像孟子说的“尽信书,不如不信书”。这第三只眼从哪里来呢?从四书五经里面来,从经子里面来,所以此处才说“经子通,读诸史”,经子都读通了,再读史就不会以偏概全,上当受骗了。“考世系”是考察帝王家族,世代相承的关系和显贵家族的家世,“知终始”是了解历代王朝兴衰的始末因由。这里的世指时间,系指族系的血缘分支。中国历史上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家谱和族谱,家族中每五世列一个表,详细标明家族血统的传承关系,有直接血缘关系的标红线,由侄子过继承祧的标蓝线,由外甥过继来的加双姓,严格得很,绝对错不得。所以详细考察历史人物的世系,再参考“三通”(通志、通献、通考)就不会被不准确的历史资料愚弄了。
《三字经》第三讲:(二)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
中国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盘古氏开天地、天地人三皇,但这个时期太久远、太古老了,没有文字记载,只有传说,所以太古史不可考证。那时的人是穴居,住地窖、栖山洞,即潮湿又不安全,经常遭到野兽的袭击,于是在树上搭窝盖屋,吃水果、戴树叶,就进入有巢氏时代。接着学会了钻木取火,进入燧人氏时代,有了火人类才告别了黑暗,进入了光明的文明时代。再下来就到了伏羲氏、神农氏和黄帝这“三皇”代表的上古时期,所以称为“居上世”。
伏羲也写作“伏牺”,是制伏野兽的意思,这个时期就是历史学上划分的“狩猎阶段”。伏羲氏姓风,号太昊,其母华胥氏受青虹感应而生下伏羲。这个时候黄河里面出来了一个长着龙头、马身的怪兽,身上的毛带卷卷的,有斑点和花纹,伏羲氏见到以后受到了启发,画出八卦的符号,又根据龙马身上的花纹发明了渔网,使人类文明进入了渔猎时代。传说中,伏羲氏造琴瑟、教嫁娶,做书契代结绳,在位115年。 神农氏姓姜,号炎帝,他自称是太阳神、火德王,两个火字为炎,建都曲阜。神农氏兴货利、制耒耜、尝百草、做医药、选五谷,教民稼穑,制陶打井,在位140年。他是农业的始祖、又是医药之王,药王庙供奉的药王就是神农氏。也有供药王孙思邈的,但孙思邈是唐朝的大医药学家,比神农氏晚得太多了。 黄帝被尊为“人文初祖”,从黄帝开始,人类的人文文明的进程才正式开始。黄帝姓姬,名轩辕,号有熊氏,以土德王,建都涿鹿,在位100年,享年121岁。从黄帝开始中国历史开始记年,从甲子年开始记起,至今有5000年,所以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黄帝手下有六个大臣,各有贡献。创造文字的是仓颉,仓颉造字;制作音乐的是伶论,伶伦造乐;隶首做算数,大挠造甲子,岐伯作医学,胡曹造衣裳。黄帝时代完成了包括指南车、历法、舟车、弓箭、宫室等在内的传统科技成果和发明创造,代表了中国人对人类物质文明的贡献。
《三字经》第三讲:(三)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
“唐有虞”说的是尧舜二帝,他们是三皇五帝的最后两位。尧帝,姓伊祁,号放勋,因为他的封地在陶和唐(今天的山东一带),所以史书上称他为唐尧。舜帝,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故人们称他为虞舜。 尧是帝喾之子,黄帝的玄孙,由于他德高望重,人民倾心于尧帝。他严肃恭谨,光照四方,能团结族人,使部族之间和睦相处。尧为人简朴,住的是茅草屋,门前是土垫的台阶,吃粗米饭,穿麻布衣,喝野菜汤,得到人民的拥戴。尧在位七十二年,到年老时,由四岳十二牧推举继承人,大家一致推荐了舜。尧帝于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舜,又对他进行了长期的考察,最后才放心地把君位禅让给了舜,享年118岁。 舜是颛顼一脉的子孙,他宽厚待人,孝顺父母,慈爱兄弟,为政仁和。古代24孝故事里挂头牌的就是舜。舜帝在位六十一年,把君位禅让给禹,自己在南巡的路上死于苍梧(今湖南宁远县),终年110岁。舜的两位夫人娥皇、女瑛闻讯,泪洒君山斑竹,双双投江而亡,化为传说中的湘水之神。
尧帝和舜帝,他们都能使九族和睦,民风质朴。在位时克勤克俭地为百姓做事,年老了,干不动了,就把自己的位子和管辖的国土逊让给贤能的人。“揖逊”是谦逊禅让的意思,也就是《千子文》中说的“推位让国”,把位置委与贤人,把统治权让与能者。“推位让国”是连位子带权力一齐交出来,统统交出,毫无保留。后世的帝王但有一线生机就只让位子,不交权力,更有甚者连位子也不让,死了以后再说。历史上常有先皇死了,尸身停着没人管,皇子们却在为争皇位大打出手的事,所以历史上真正能够推位让国的,只有尧和舜。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太平盛世”,所以这里才“称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