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答问》
《书目答问》是张之洞撰写的一本举要性目承书。《书目答问》一书，是作者因诸生不知“应读何书”及“书以何本为善”而为其开列的学习经史词章考据诸学指示门径的导读目录（一说系张委托缪荃孙代撰）。收录者多为重要书籍，所选版本亦从当时习见者中取其不缺少误者为主，而不追求所谓的宋椠元刊。
作品名称:《书目答问》 创作年代:同治十三年(1874) 作品出处:在四川成都大字写刻初印
文学体裁:文言文 作者:张之洞
简介
书后附有《别录》及 《清代著述诸家姓名略》。《别录》与正文相配合，由浅及深，渐识途径；《清代著述家姓名略》则列举了诸位知名学者的姓名籍贯，从中也可窥见清代学术的渊源流别。此书介绍了中国古书大概和目录版本常识，为学界所欢迎，重印再刻，流传极广。
书籍介绍:
中国古籍推荐书目。清末张之洞撰。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一字香涛。直隶南皮人。历任要职，卒谥文襄公。《书目答问》是他在同治十三年(1874)任四川学政时，为指引学生读书门径而编撰的。
全书共5卷，收书2200余种。所收图书都经过精心选择，较注重收录清后期的学术著作和科技图书。按经、史、子、集、丛书5部分类编排，大类之下再设小类，同类书按时代先后排列。著录书名、作者姓名(当世作者只记“今人”)、版本等。版本以当世习见为主。重要图书还撰有按语，指明阅读方法。书后附《别录》和《清朝著述诸家姓名略》。
该书初刻于光绪二年(1874)，曾多次翻刻重印。1931年后，范希曾(1901～1930)作《〈书目答问〉补正》 5卷，纠正原书作者、姓名方面的一些错误，补记1874年以后各书补刊的版本，并增收1930年前出版的一些与原书所收录性质相近的图书，约1200余种。该书1959年重印时，内容又有部分修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文泱先生已出版《增订书目答问补正》，该书凝结孙先生多年心血，价值甚高。
善本与《书目答问》:
唐以后，雕版印刷术逐步得到应用，书籍反复刊印，广泛传播，开始出现“版本”的概念。不同版本书籍收录文献多寡、校勘精劣程度各不相同，就有了足本和残本、精本和劣本的差别；书籍版本出现早晚、珍稀程度不同，就有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复本的差别。善本的内涵也比原来更扩大了，清代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误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无阙卷、无删削〕，二曰精本〔精校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清末藏书家丁丙对善本也提出了四条标准：一是旧刻；二是精本；三是旧抄；四是旧校。
以后许多学者对善本的概念不断总结归纳，最后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条”说。
意义:
《书目答问》中善本的“三性”指书籍应具备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善本的“九条”是“三性”的补充和具体规定，主要包括：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明代刻、抄写的图书；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等。应该指出的是，善本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容会不断发展、更新。比如善本的时代下限，丁丙认为明本是善本；现在从书籍流传的实际出发，一般确定在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小故事:
徐特立出生在1877年。青年时期，他就酷爱读书，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18岁时，为了谋生，他在做医生还是当塾师之间选择了后者，从此开始了“一生都教书”的道路。然而，他白天教学生读书，晚上自己还要去拜先生学本领，因为“自己明理了”，才能“把所明之理教给学生”。
徐特立读书时很讲究方法，积累了一套自学经验。20岁的时候，他准备读八股文，参加那时候的科举考试。有一次，他步行80里路，跑到长沙城里，拜访有名的陈云峰先生，想请陈举人看看自己的八股习作写得怎样。老举人看过他的八股文，下了一个评语：尚有“一隙之明”。接着问他：为什么不读书，而要读八股？陈举人耐心地告诉徐特立：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八股文形式死板，是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半年之后，徐特立又去拜访陈云峰，陈举人这次送给他一把扇子，并在扇面上题写了一段话：“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耳。张之洞《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门径，得此二书，终生受用不尽。”徐特立非常高兴，马上跑到书铺买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带回家，当做自学指南。以后，他再也不做八股文了，而把“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牢记在心。后来回忆往事时，徐特立很有感触地说：“我一生知道读书的方法，就得益于那位举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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