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克段于鄢
初①，郑武公娶于申② ，日武姜③。生庄公及共叔段④。庄公寤生⑤，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⑥。爱共叔段，欲立之，亟 请于武公⑦，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⑧。公曰：“制，岩邑 也⑨， 虢叔死焉⑩，佗邑唯命⑾。”请京⑿，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⒀：“都，城过百雉⒁，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⒂；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 将不堪⒃。”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⒄？”对曰：“姜氏何厌之有⒅？ 不如早为之所⒆，无使滋蔓。蔓，难图也⒇”。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21），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22）。公于吕曰（23）：“国不堪贰，君 将若之何（24）。？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 公曰：“无庸（25），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26）。子 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27）”，厚将崩。”
大叔完聚（28），缮甲兵，具卒乘（29），将袭郑。夫人将启之（30）。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31）。京叛大叔段。段 人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32），大叔出奔共。
遂置姜氏于城颍（34），而誓之日：“不及黄泉，无相见也（35）。”既而悔之。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36），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37）。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君之羲（38）。请以遗之（39）。”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40）！”颖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41），遂而相见（42），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43）：“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44）！”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45）！”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46）：“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47）。《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48）。’其是之谓乎？”
【注释】
（1）初：当初，从前。故事开头时用语。（2）郑武公：春秋时诸侯国郑国（在今河南新郑）国君，姓姬，名掘突，武为谥号。申：诸侯国名，在今河南南阳，姜姓。（3）武姜：武谥郑武公谥号，姜谥娘家姓。（4）庄公：即郑庄公。共（gōng）叔段：共是国名，叔为兄弟排行居后，段是名。（5）窹（wù）生：逆生，倒生，即难产。（6）恶（wù）：不喜欢。（7）亟（qì）：多次屡次。（8）制：郑国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虎牢关。（9）岩邑：险要地城邑。（10）虢（guó）叔：东虢国国君。（11）佗：同“他”。唯命：“唯命是从”地省略。（12）京：郑国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南。（13）祭（zhài）仲：郑国大夫，字足。（14）雉：古时建筑计量单位，长三丈，高一丈。（15）参：同“三”。国：国都。（16）堪：经受得起。（17）焉：哪里。辟：同“避”。（18）何厌之有：有何厌。厌：满足。（19）所：安置，处理。（20）图：课，治。（21）毙：仆倒，倒下去。（22）鄙：边境上得邑。贰于己：同时属于庄公和自己。（23）公子吕：郑国大夫，字子封。（24）若之何：对他怎么办。（25）庸：用。（26）廪延：郑国邑名，在今河南延津北。（27）昵：亲近。（28）完：修缮。聚：积聚。（29）缮：修整。甲：铠甲。兵：武器。具：备齐。卒：步兵。乘（shèng）：兵车。（30）夫人：指武姜。启之：为他打开城门。（31）帅：率领。乘：一车四马为一乘。车一乘配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32）鄢：郑国邑名，在陵境内。（33）五月辛丑：五月二十三日。古人记日用天干和地支搭配。（34）城颖西北。（35）黄泉：黄土下的泉水。这里指墓穴。（36）颖考叔：郑国大夫。颖谷：郑国邑名，在今河南登封西南。封人：管理边界的官。（37）舍肉：把肉放在旁边不吃。（38）羲：调和五味做成的带汁的肉。（39）遗（wéi）：赠送。（40）繄（yì）：语气助词。没有实义。（41）阙：同“掘”，挖。（42）隧：地道。这里的意思是挖隧道。（43）赋：指作诗。（44）融融：快乐自得的样子。（45）泄泄（yì）：快乐舒畅的样子。（46）君子：作者地托。《左传》作者常用这种方式发表评论。（47）施（yì）：延及，扩展。（48）这两句诗出自《诗·大雅·既醉》。匮：穷尽。锡：同“赐”，给予。
【译文】
当初，郑武公娶了申国国君的女儿为妻，叫做武姜；生下了庄公和公叔段。庄公脚在前倒生下来，使姜氏受了惊吓所以取名叫‘窹生’，武姜因此讨厌庄公。武姜玉爱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都没有答应。等到庄公当上了郑国国君武姜为共叙段请求把制作为他的封邑。庄又说“制是个险要的城邑，从前虢叔就死在那里，如果要别的地方，我都答应。”武姜又为共叔段请求京邑，庄公就计共叔段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太叔”。
祭仲说“都城超过了三百丈，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按先王的规定，大的都城面积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邑。的大小不合法度，违反了先王的制度，这会使您受不了。”庄公回答说；“姜氏要这么做我怎能避开这祸害呢？”祭仲说道：“姜氏有什么可满足呢？不如早些处置共叔段，不让他的势力蔓延。如果蔓延开来，就难对付了。蔓延开的野草都除不掉，更何况是您习卜受宠的兄弟呢？”庄公说‘干多了不仁义的事情，必定会自取灭亡，您暂且等着看吧。”
不久之后，太叔命令西边和北边的边邑也同时归他管辖。公子吕说‘一个国家不能容纳两个君王，您打算怎么办？如果您想把国家交给大叔，就请允许我去事奉他；如果不给，就请陈掉他，不要使百姓产生二心。”庄公说；“用不着，他会自食其果。太叔又把双方共管的边邑收归自己，一直把邑地扩大到了廪延。公子吕说；“可以动手了。他占多了地方就会得到百姓拥护。”庄公说“做事不仁义就不会有人亲近，地方再大也会崩溃。”
太叔修造城地，聚集百姓，修整铠甲和武器。准备好了步兵和战车，将要偷袭郑国国都。武姜打算为他打开城门作内应。庄公得知了太叔偷袭的日期，说；‘可以动手了！”于是，他命令公子吕率领二百辆战车去攻打京邑。京邑百姓背叛了共叔段，共叔段逃到了鄢地，庄公又攻打鄢。五月二十三日，共叔段逃奔去了共国。
于是庄公把武姜安置到城颖，并向她发誓说：“不到地下黄泉，水远不再见面。”事后，他又后悔这么说。
考叔当时是颖谷管理疆界的官员，他听说了这件事，就送了些礼物给庄公。庄公请他吃饭，他却把肉放在一旁不吃。庄公问他为什么，颖考叔回答说：“我家中有母亲，我的饭食她都吃过，就是从未吃过君王的肉羹，后允许我拿去送给她。”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送东西给她，唯独我没有！”颖考叔说“我冒昧问一下这话是什么意思？”庄公把事情的缘由告诉了他，并说自己很后悔。颖考叔说；“君王何必担忧呢？如果掘地见水，打成地道去见面，谁能说这不是黄泉相见？”庄公听从了项考叔的话，照着做了。庄公进入地道，赋诗说：‘隧道当中，心中快乐融和！”武姜走出隧道，赋诗说；‘隧道之外，心中快乐舒畅！”于是。母于关系又与从前一样了。
君子说；“颖考叔真是个孝子。爱自己的母亲，还扩大影响了郑庄公。《诗·大雅·既醉》说‘孝子德行无穷个永久能分给同类。’大概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吧！”
【读解】
这是一个流传甚广、十分典型的兄弟相争的故事。
人们常用“亲如兄弟”来形容亲情的深厚，也用“亲兄弟，明算帐”来说明亲情和利益冲突之间的关系。我们凭自己的生活体 验深知，亲情在很多时候是脆弱的，在利益的驱使之下，亲情远 远不足以化解由利益导致的矛盾冲突。
当然，兄弟相争，并非完全没有是非曲直，并非完全没有正 义、真理的存在。比如，郑庄公与共叔段的权位之争，按传统观 念，长子是王位天然的继承者，是“天理”，不容有违背。这样， 郑庄公就代表了合理的、正当的一方，而共叔段夺取王位的图谋， 便是不合理的、不正当的。
代表合理的、正义的一方，往往充满“正气”，可以慷慨陈辞。 鸣鼓攻之，可以稳坐如山，居高临下，所以郑庄公才可以自豪地、 以先知的口吻说：“多行不义，必自毙。”
抛开这个故事不论，‘多行不义，必自毙”也算是一条普遍真 理，正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样。几乎可以说，古往今来， 凡是作恶的人，搞阴谋诡计的人，违法乱纪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是，如果坐着等待结果的到来，等待作恶者“自毙”，显然 是愚蠢的，无异于自己坐以待毙，很可能让作恶者占尽了风光好 处。我们要相信毛主席说过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 不例。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所以，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起而对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这么说来，以恶抗恶，以暴力抗恶，以阴谋诡计对阴谋诡计， 在一定范围内便是合理的事。真理、道义总得以某种方式来加以 扞卫，对真理、道义的信念，总不能替代实际有效的行动，就好 比强盗闯进我们家里，是不可能凭借善良的愿望和对正义的信念 来阻止强盗的抢劫的。唯有拿起武器，同强盗搏斗，把强盗赶出 家门去，才是用行动来维护自己的信念，因而真理、正义才可能 得到证明，得到扞卫。
儒家传统一直是主张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在内心承认的真理，在 思想和言论中确信原则，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加以体现，让真理、原则变成行动 的指南。如果能做到这样，不溢、恶行、阴谋等等，就既不是可怕的猛兽，也 不是不可战胜和征服的。关键不在对方，而在自己是否能挺身而出，以及如何 挺身而出，从而让东风压倒西风。
艺术特点
1.人物个性鲜明。郑庄公老谋深算，阴险狡猾。主要表现在对自己的同胞兄弟“纵其欲而使之放，养其恶而使其成”（宋人吕祖谦语，见《东莱博议》），充分暴露共叔段的“不义”。所以当姜氏“请京”，太叔“收贰”时，他都尽量满足，并驳回大臣们的建议。但当共叔段“将袭郑”时，他先发制人，一举把他赶到了“共”，绝除后患。庄公的阴险，还表现在对待母亲明显违反原则的请求（如“请京”），也不劝阻；对待弟弟的越轨行为（如“收贰”等），从不进行教育。他是有意养成共叔段的恶性。共叔段恃宠恣肆，贪婪愚蠢。他在母亲溺爱下，恣意妄为。在得到京城后，肆意扩大势力范围，并发展到举兵起事，想夺取整个郑国。他的愚蠢表现在他只知“贪”而无一点“谋”。他丝毫不了解庄公已为他布下了天罗地网，让他“自及”，结果只落得“出奔共”的下场。姜氏这位贵妇人毫无原则观念，任性偏心。生庄公难产，就视若仇人，并且置立嫡立长的宗法制度原则于不顾，想废长立幼；没有达到目的，又为共叔段“请制”“请京”，甚至做共叔段的内应，企图灭掉庄公，与庄公毫无母子之情。
2.叙事线索清晰。作者紧紧抓住以郑庄公为一方，以姜氏、共叔段为另一方的矛盾冲突这一线索，围绕争夺权利这一焦点安排叙事线索。第一部分（第一段）交代人物和矛盾的起因；第二部分（第二—四段）叙述矛盾冲突的发生和发展；第三部分（第五—六段）写矛盾的高潮和结局。在叙述事件经过时，有以庄公一方为主，省去了许多笔墨，使得文章不但线索清晰，而且文字简洁。
3.写法详略得当。《郑伯克段于鄢》详写的地方有二。一是庄公一方商讨对付共叔段。庄公与祭仲、公子吕的对话写得很详，这是为了表示庄公的老谋深算，阴险狡猾；同时也交代了共叔段“举事”的经过。另一处是“掘地见母”，宣扬了儒家的“孝”道。《郑伯克段于鄢》略写的地方是姜氏为共叔段“请制”“请京”和共叔段被打败的经过。这种详略安排，有利于突出主题。
赏析
《郑伯克段于鄢》是编年体史书《左传》的一个片段，却俨然一篇完整而优美的记事散文。文章把发生在两千七百多年前的这一历史事件，具体可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仿佛真的进入了时间隧道，面对面地聆听历史老人绘声绘色地讲述这一事件的缘起、发生、发展和最后结局。从而，不仅让我们明了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相关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而感悟到郑国最高统治者内部夺权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
《郑伯克段于鄢》能有这样的艺术效果，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记叙得法。此文并不平铺直叙地记述事件的发展过程，而是紧紧抓住相关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及其言行展开记述。这样，不仅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相关人物的固有个性决定着事件的发展和结局；同时又使我们在事件的发展和结局中，更清楚地看到了相关人物的固有个性。
通过《郑伯克段于鄢》，我们还可以深刻地感悟到《左传》的一种总体行文特点，即不着一褒字，也不着一贬字，而褒贬自在其中。这种手法，也正是《春秋》一书所用的手法。即后来常说的“春秋笔法”。即如我们所说的郑庄公阴险狡诈、姜氏偏心溺爱、共叔段贪得无厌，并非作者直接告诉我们，而是通过他们各自的言行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好的叙事体作品，作者的倾向是在真实而客观地叙述和描写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的。
《郑伯克段于鄢》结构完整，情节波澜起伏，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尤其是把郑庄公老谋深算的性格刻画的淋漓尽致．郑庄公先封叔段于京，又听任叔段"不度"，"命西鄙北鄙贰于己"，既而"收贰以为己邑"，最后"伐诸鄢"，有人认为表现了庄公的"仁慈"和"忍让"，有人却认为他是有意"养成其恶"．此事是春秋开篇的第一则故事，除了说明多行不义必自毙之外还讲说了兄弟的悌，以及后面颍考叔劝君，庄公掘地见母表现出的孝及君臣之义，是孝悌故事中的经典。
“遂为母子如初”的结尾，有人称之为丑剧，亦不为过，像姜氏母子这样早已失去了普通人性的典型人物，在经过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挣斗之后，能够毫无芥蒂再叙什么天伦之乐吗？何况在刚出生之时就埋下了怨恨的种子，“遂为母子如初”的“初”字就缺乏依据，显得勉强了，血腥的厮杀早就把统治阶级竭力宣扬的那层薄薄的“孝悌”的外衣撕得粉碎了。无怪乎史官对此事的评论也感到为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作者针对颍考叔而说的。将孝道永赐予汝之族类，似乎是郑庄公受到颍考叔孝母的感染，其实不过是庄公借此就坡下驴。他之所以欣然接受颍考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缝补这些破碎的外衣，掩盖已经充分暴露的肮脏的躯体和丑恶的灵魂。这也是千古奸雄的伎俩，因为在这里郑庄公又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伪善，而伪善是永远和丑恶伴随在一起的。
创作背景
春秋时期，周王室逐渐衰微，各诸侯国之间开始了互相兼并的战争，各国内部统治者之间争夺权势的斗争也加剧起来。为了争夺王位，骨肉至亲成为殊死仇敌。
隐公之年（公元前772年），郑国国君之弟公叔段，谋划夺取哥哥郑庄公的君位，庄公发现后，巧施心计，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段，诱使共叔段得寸进尺，愈加骄横，然后在鄢地打败了公叔段，使他“出奔”。
名家点评
《公羊传》：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7]
《榖梁传》：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为弟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左丘明 （前556年－前451年），姓丘，名明。汉族，春秋末期鲁国都君庄（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人。相传为春秋末期曾任鲁国史官，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晚年双目失明，相传著有中国重要的史书巨著《左氏春秋》（又称《左传》）和《国语》，两书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由于史料翔实，文笔生动，引起了古今中外学者的爱好和研讨。被誉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孔子、司马迁均尊左丘明为“君子”。历代帝王多有敕封：唐封经师；宋封瑕丘伯和中都伯；明封先儒和先贤。
生平
左丘明（约公元前502年~约公元前422年），姓丘，名明，(一说复姓左丘，名明），春秋末期鲁国都君庄（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人。 史学家。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为炎帝后裔，是姜子牙的子孙，世代居住在齐国的都城营丘（今山东临淄一带）。为逃避灾难，全家人先到楚国，后又辗转来到鲁国，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创始人，有《左氏春秋》和《国语》两部史学巨著。曾任鲁太史，与孔子同时或略早于孔子。左丘明晚年双目失明，因春秋时有称为瞽的盲史官，记诵、讲述有关古代历史和传说，口耳相传，以补充和丰富文字的记载，左丘明即为瞽之一，故后人亦称盲左。
左丘明相传曾著《春秋左氏传》（或称 《左氏春秋》，简称《左传》），多以史实解释《春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以记事为主，兼载言论，叙述详明，文字生动简洁，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既是重要的儒家经典，又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又著《国语》，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前967年--前453年）周王室及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史实，偏重记述君臣言论，为中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亦编修国史，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
为了著述历史，左丘明曾与孔子一同前往周室，在周太史那里查阅档案，回鲁后孔子便写了文字简明的《春秋》，而左丘明则写成了内容浩繁的《左传》。鲁国是周公的封地，相传周公治礼作乐，鲁国保存了前代的多种礼乐制度和文献，所以鲁国一向有“礼乐之邦”的美称。西周灭亡后，周室文化在西方荡然无存，却在东方鲁国保留得相当完整。当时鲁国的各种文献和档案资料，属于太史职掌收藏，左丘明既然为鲁国的太史，自然也就掌握了春秋时代中原最丰富的文献资源。因此，左丘明能够写出《左传》这样一部规模空前的史学巨著也就不难理解了。《左传》的编撰，是左丘明史官生涯中最大的成就，其在中国思想史、史学史、文学史和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左丘明的祖父倚相是楚国左史。公元前506年，周天子率领诸侯讨伐楚国，为保存典籍，倚相带领子孙离开楚国来到鲁国，定居肥城石横衡鱼村。为使子孙后代不忘先人，他把姓氏定为老祖宗封地营丘的“丘”字。倚相把典籍献给了鲁国，以便保存下去。他的儿子亦通晓史事，被任命为鲁国的太史，后来左丘明又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继任鲁国的太史官。左丘明历经30余年写就的《左氏春秋传》，史称《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有着极高成就的文学著作。
左丘明晚年时眼睛出了毛病，不得不辞官回乡，不久就双目失明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使他振作起来，将几十年来的所见所闻，各诸候的要闻和君臣容易得失的话记述下来，汇集成著名的历史名著《国语》。《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与《左传》一起成为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著。公元前451年前后，左丘明因病去世，并安葬于故乡肥城石横镇衡鱼村东北处。
典故
作为太史，左丘明非常关心国家政事，积极参政议政。如鲁定公想任命孔子为司徒，打算找三桓进行商议，事先征求左丘明的意见。左丘明说：“孔子是当今的大圣人。圣人一当政， 犯错误的人就很难保住自己的官位。您要任用孔子，却又想和三桓商量，他们怎会支持您的主张呢？”鲁定公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同意？”左丘明笑了笑，回答道：“从前，周朝有个人很喜欢毛皮大衣，同时也很喜欢美味肉食。他想做件价值千金的皮大衣，于是就去和狐狸商量，直接向狐狸索要皮毛；他想办桌味道鲜美的牲祭，于是就去同羊儿商量，直接向羊索要羊肉。话还没说完，狐狸和羊儿便都躲藏了起来。因此，五年过去了，这人一件皮大衣也没做成；十年过去了，一次牲祭也没做上。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周人的谋略不对。你打算任命孔子为司徒，却召集三桓来商量，这同与狐狸商量做皮大衣、与羊儿商量做牲祭是同一个道理。”
左丘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孔子主张削弱三桓，加强君权，曾向鲁定公提出“堕三都”的建议。“三都”指三桓的三个据点：季孙氏的费邑、叔孙氏的睩邑和孟孙氏的成邑。“三都”是三桓对抗公室的私有据点。由于三桓住在国都，封邑由家臣掌管，因此“三都”对三桓本身来说同样也是一种威胁。孔子通过游说曾一度使鲁公拆掉了叔孙氏的睩邑，如此这样，三桓怎么会支持鲁定公任用孔子呢？左丘明冷静地看到了三桓与孔子之间的矛盾，所以当鲁定公征求自己的意见时，他便用两个寓言故事比喻说明，建议避开三桓直接任用孔子。于是，鲁定公听从左丘明的建议，没经三桓同意就直接任命了孔子。
影响
左丘明的品行和对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仰。左丘明逝世不久，人们即将他著述过的地方称作“左传精舍”，予以保护，并代有修葺。
汉初，肥城置县伊始，就在县城兴建了“左传精舍”，并立重修碑以志。公元1~6年(汉平帝时)，《左传》初立学宫。公元25~56年(东汉建武年间)，《左传》复立。《后汉书·郑兴范升、陈元、贾逵、张霸列传》载：陛下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传谷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晋夏侯湛赋诗赞左丘明曰：“世乱谗胜，君子道忧。丘明达圣，致志《春秋》。微言逃难，旁行不流。庶几斯文，希志训猷。”
公元637年(唐贞观二十一年)，太宗李世民颁《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庙诏》，封左丘明为“经师”，从祀文庙。左丘明后裔为此植槐纪念，称“谢唐槐”。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追封左丘明为瑕丘伯，授其四十七代孙丘芳衣巾，以主祀事。翌年，平阴县令王讽重修“左传精舍”并立碑详述追封之事。1111年(政和元年)宋徽宗赵佶封左丘明为中都伯。宋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谓亦诗赞左丘明曰：“猗欤左氏，闻道素王。依经作传，微旨用彰。词有余韵，人镣末光。庆封锡壤，广鲁之疆。”
元集贤大学士致仕李谦、翰林承旨张起岩均曾为左丘明赋诗作赞，或曰其“文章史学之治”，或称其“盲於目而不盲目于心者”。1371年(明洪武四年)肥城知县丘明后裔丘思齐重修“左传精舍”。1530年(嘉靖九年)明世宗朱厚璁追封左丘明为“先儒”，敕建墓门坊，并亲书“先儒之墓”。1642年(崇祯十五年)明毅宗朱由检敕封左丘明为“先贤”。肥城知县王惟精与左丘明第六十四代孙丘云特辑订《左传精舍志》。《左传精舍志》设遗像志、本传志、祠墓志、艺文志、谱系志等五卷，1741年(清乾隆六年)增 辑本现存于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档案馆。
清左丘明六十八代孙丘行键与六十九代孙丘玉洁捐资七千余两重修县学宫、痒门，咸丰皇帝书赠“敦崇名教”，以旌表其行。袭封衍圣公、孔子第七十代孙孔广启题赠“承先卫道”匾。
1725年(清雍正三年)，为避孔丘讳，上谕除“四书”“五经”外，凡丘均加“邑”部为“邱”，丘明及其后裔的丘字均改写为“邱”。民初，丘氏后人闽杭清举人丘荷、台湾清进士丘逢甲认为雍正所为不公，呼吁去“邑”复“丘”，还祖先本来姓字。丘氏族人闻者纷纷响应，恢复了“丘”姓，而未闻者则仍沿用“邱”字至今。因此，丘与邱本是一姓，都是左丘明的后裔。1751年(乾隆十六年)，清礼部重新确认丘明之谪孙为世袭奉祀生，并赐祭田18亩。
左丘明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孔子与其同好恶，称其为君子，是一位品德高尚，值得尊敬的先儒、先贤。左丘明的著作及其学术思想是儒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作为一部记述详备、论述精辟的编年史，具有很高的史学、文学价值，又是一部著名的军事著作，是中国历史经典之一。
思想
左丘明很重视礼的作用。他认为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会、造福人民的依据和手段，也是“君子”必须遵行的规范；作为一个君子，首先要把礼和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意思是：一思考问题就要想到礼，一做事就要考虑到义，不为利而丧失意志，不为义而感到内疚。体现礼的众多礼节也要和义结合，对失礼行为持坚决批评的态度。
受重礼思想的影响，左丘明特别重视个人的品德修养。这些修养包括忠、孝、信、义、让等。他认为忠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品德，忠的首要涵义是忠于国君：楚国的子囊在国君死后还不忘给他增加好名声，在自己将要死的时候不忘保卫祖国，他认为这就是忠；鬻拳曾用兵器威逼楚文王纳谏，自认犯了罪而砍断双脚，他认为这也是忠。对君王要忠，对父母就要孝。郑庄公因母亲帮助弟弟谋反，将母亲软禁起来发誓永不相见，颍考叔帮助郑庄公母子和解，左丘明对颍考叔大加赞叹，说他能爱自己的母亲，并且把这种爱也传递给庄公，是“纯孝”。信是君子的一个道德标准，它不仅表现在个人品德上，还体现在国家之间，如果国家之间的结盟不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即使结盟也没有任何意义。一个品德高尚的君子，除了讲信，还要讲义。卫大夫石砏大义灭亲，将参与叛乱的儿子正法，左丘明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纯臣”。让，就是谦让，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形成一种上下谦让的良好社会风气，那么这个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另外，君子还要从善不从恶，知道善不可以丢、恶不可以长，做到从善如流。对于那些践踏忠孝信义、品行恶劣的人，左丘明表示深恶痛绝。
左丘明认为国君也必须注重品德修养：国君要治理好国家，首先自己要贤明，做到秉正无私、心胸博大、知人善任；治理国家，还必须把德政和刑罚结合起来，用德政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纠正邪恶，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邪恶才能消除。
左丘明认为在军事上也同样要重视德和义的作用：主张战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就不要出师。这些准备包括：度德，即考虑自己的德能否争取到民众的拥护；量力，即正确估价敌我力量的对比；亲亲，即努力团结自己的亲人，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征辞，即要有开战的充足理由；察有罪，即考察有罪过的征伐目标。除了第二条“量力”之外，其余四条都与德义有关。
归宿
左丘明，春秋末年鲁国人，曾任鲁太史，著有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史——《左传》和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国语》。其惊世名著《左传》、《国语》中外驰名，被誉为 “ 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 ” 。 古人谓之 “ 先儒 ”“ 先贤 ” ，史学界推其为中国史学的开山鼻祖。经过初步开发，景区高标准、高起点修复了左丘明墓、碑、牌坊等，规模宏大，甚为壮观。左丘明文化纪 念馆，内有大量珍贵文物，对研究左丘明史学文化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然而千百年来，史学界对左丘明的姓名及其里籍、墓地等，却多有不同见解，有说枣庄峄城人。2000年9月2日至4日肥城市举办了全国首次左丘明文化研讨会，北大、中国社科院、山大等院校近40位专家、教授、学者以及海内外丘氏宗亲代表云集肥城，进行学术交流。大会有20多件论文进行了交流，一致认为，根据掌握的材料认定，左丘明的墓地与故里均在今肥城市石横镇衡鱼村，左丘明是丘（邱）氏的祖先。大会成立了左丘明文化研究会。
在“左丘明文化研讨会”上获得的消息：春秋时期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散文家左丘明的里籍，在“漂泊”了几千年后，终于找到了“归宿”——肥城市石横镇衡鱼村。
公元前452年前后，左丘明因病逝世。根据左丘明生前嘱托，遗体安葬于其所植银杏树“一箭之地”的都君庄东高地上，在这里可东向齐都，南顾鲁城，表达了左丘明的齐鲁情缘。有关左丘明墓的记载最早见《魏书·地形志》。言：“东平郡领县七：无盐、范、须昌、寿张、平陆、富城(汉晋属。有富城、卞城、武强城、左丘明冢) 刚。”富城遗址位于肥城市王庄镇，其疆城包括今肥城市的王庄、桃园、石横、湖屯等乡镇。《汉书人表考》也载：左丘明“葬泰安肥城县西南五十里肥河乡都君庄”。清康熙十一年《肥城县志》载：“左丘明墓在城西南五十里肥河乡都君庄正觉寺之西。”宋王去非诗《题左丘明墓》也准确说明了其位置。诗中说：“寺压古坟阙已摧，坟前古树已凋衰。未能迁寺还封树，每到都君一泪垂。”清俞正燮在《左丘明墓考》中，更依据《水经注》《魏书》《通志》《元和郡县志》《天顺一统志》等史料，力排左丘墓在东平、峄(山)、曹(县)说，认定“丘明墓依古籍在今肥城，审矣！”。
评价
简述
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汉代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君子 ”。
647年（唐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封左丘明为“经师”，墓前建石坊。
1530年（明嘉靖九年）明世宗封左丘明为“先儒”。
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朱由检封左丘明为“先贤”。
详述
为人品格
左丘明品德高尚，胸怀坦荡，深得鲁侯器重。现存于孔府档案馆的《左传精舍志·荐圣图》载：“赵师圣云：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圣人欤，夫圣人在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将弗合乎？'鲁侯曰：‘吾子奚已知之？'左丘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馐，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为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馐。言未卒，狐相与逃于重丘之下；羊相与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馐也。'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即召孔子为司徒。”
左丘明深得世人尊敬和爱戴，孔子视其为君子，尊称其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肥城县志》(清康熙十一年本)载：“乐正子春曰：‘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也。'”是以《史记》称左丘明为“鲁君子”，肥城亦因此而获“君子之邑”之美称。《论语·公冶长》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还与左丘明一起入周观史修《春秋》，《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入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其为表里。”
情操高尚 君子之风
左丘明的故里，至今仍存有许多关于他的文化遗迹。“都君庄”，意思是君子的居住地，仅这一故里的名称，就生动地反映出左丘明当年的“君子”风范。左丘明的生平事迹，确实是充满了“君子”的美誉。
春秋时代史官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崇尚历史文献记录的真实性。例如，齐国大臣崔杼恼恨齐庄公与妻子姜氏通奸，便制造机会，诱骗齐庄公到自己家里与姜氏幽会，然后借机杀掉了齐庄公。事后齐国太史记录国史时，便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很生气，杀掉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先后继任太史，又因如实记录而被崔杼杀掉。他们的弟弟继任后，仍在国史上如实书写，崔杼怕引起公愤没敢再杀。当时有位史官南史氏，听说齐太史兄弟被杀，怕国史上留不下崔杼弑君的记载，就手持竹简前往临淄，要继续完成记录，后来得知已经完成，才中途返回。齐太史兄弟、南史氏都是那个时代著名的良史，他们把历史的真实性看得很神圣，在记录史事时，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虚饰、不隐恶的原则，即使作出牺牲也要捍卫国史的求真精神，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官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人格。
忠于历史是史家的天职，正是这种良好的史官文化和求真精神，铸就了左丘明那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他博得了广泛赞扬和“君子”美誉。
左丘明与孔子同为春秋末期人，二人关系密切。他曾与孔子一同前往周室，鼎力支持孔子从政，受到孔子的好评。孔子曾以左丘明为楷模谈论自己的做人原则：“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甜言蜜语、谗言媚色、卑躬屈膝，这种态度，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隐匿怨恨而佯装友好，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觉得可耻。孔子评价左丘明的这些话，反映出左丘明是一位诚实耿直、品德优良的人，这与秉笔直书的春秋史官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孔子曾多次赞叹左丘明的“君子”风范。例如，有一次孔子前往齐国，路过肥邑，感叹道：“肥有君子焉。”意思是说，肥邑这块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对左丘明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另外，《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胜质才称得上史笔，文质彬彬才算得上君子，敬重的也是左丘明。
如果说《论语·公冶长》所引孔子的话是在赞叹左丘明的高尚品格，那么《论语·雍也》就是在赞扬左丘明的史家文笔了。春秋以后，左丘明的“君子”美称一直沿用下来，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可见左丘明“君子”美誉的深远影响。
生卒年推断
根据存世的刘向《别录》佚文“左丘明授曾申”，以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记“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等史料判断，可知左丘明的出生年代约与孔子晚年弟子曾参及曹恤等人大致相当。即左丘明在年龄上应为孔子的孙子辈，而约生于鲁定公在位的中期；而据《左传》、《国语》二书对于历史人物的称呼来看，可知左丘明应当卒于鲁元公在位时期，即公元前五世纪晚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