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冬天，砖厂停产，工人都到伊春山沟里抬大木。俺丈夫也去了，十一月份去的，干到第二年四月份回来。俺没看出他瘦来，他叫俺摸摸他肩膀，俺一摸，有饭碗那么大一块硬邦邦的东西，比别处高出来一块。
俺心疼得掉泪，问他：“还能好吧？”
丈夫说：“抬大木的都有，这叫蘑菇头，不抬大木就好了。在山沟干活累，挣钱多，俺这一冬没少挣钱，咱想买啥就买吧。”
还没等买啥，山东来了八口人，公公婆婆，两个弟弟，一个弟媳妇，两个表弟，一个姐夫。最小的十七岁，最大的五十六岁。他们在老家挨饿过来的，肚子空。我天天省着吃，粮本上余出来一百多斤粮，几天就吃没了。丈夫到农村买回来一千多斤小米和大馇子，这回吃的有了，住还是没处住。
那时候，俺三家住一间半房，里边一间住人，外屋半间支锅。丈夫天天替别人上夜班，腾出地方，好让弟弟跟弟媳住到炕上。公公婆婆和那几个人在外屋地铺上几抱草，天天睡厨房，睡了半个月。
丈夫上班的砖瓦厂离保国三队三里路，有天下夜班，他看见屯西头有三间房的土房框子。他觉也没睡，就去问邻居老王大叔：“那房框子是谁家的？”
老王大叔说：“老夏家的。他家儿媳妇有病，跳大神的说，屯西头他们住的房子不好。好好的房子，扒了，就剩房框子。搬到东头盖完房子，他儿媳妇还那样。”
丈夫去了老夏家，说起来还是巨野老乡，老夏家是巨野夏官屯的，越说越近。夏大爷和夏大娘都说：“行，房框子给你了，你棚上住吧。”
丈夫去安达木材公司买了一车桦木檩子，自己打些苇子，一天就把房子棚上了。棚完房子就整炕，烧干炕就搬进去了，那是一九六二年五月。搬进去以后，丈夫才在厂子里买了旧门窗，把门窗安上。
有人跟俺说，桦木檩子得扒皮用，还说了一套嗑：“桦木扒了皮，就像老黄榆；桦木不扒皮，三年烂成泥。”俺家想扒皮，也没法扒了。
夏大娘过来串门，俺说：“谢谢大娘给俺这房框子，要不，这么一帮人往哪儿住呀。”
夏大娘说：“俺儿媳妇是本地人，身子不好。俺在这儿住的时候，有一天儿媳妇死了，买来个棺材装里了。天下着大雨，不能埋，屋里有很多人，就等着埋呢。等着等着，俺儿媳妇在棺材里拍着棺材喊：‘来人！来人！俺出去！’胆小的都吓跑了，胆大的想看看，到底是诈尸还是真的活了。”
老太太说：“俺儿不怕，他撬开棺材盖子哭着问：‘黑子他妈，你真的又活了吗？’俺儿一看媳妇活了，就把媳妇从棺材里抱出来。俺可没有俺儿的胆量，很多天俺不敢靠近儿媳妇。有一天早上做饭，俺贴大饼子，她烧锅。俺总想看她，还不敢看，她冷不丁站起来，吓得俺跑到外面，手里还拿着一块面。俺儿媳妇看见了，说：‘妈，你别怕，我去拿个长烧火棍。’俺这才敢进屋。从那以后，隔些日子，她就死过去。少的一两天，多的五六天，不吃，不喝，拉尿到裤兜子里，也不敢动她。大神说这房子不好，俺另盖个房子住，她的病一点儿不见好。”
过了些天，俺去夏大娘家，赶上嫂子又死过去了。她脸色青黄，嘴唇又干又紫，侧身躺在炕上。大娘说：“死过去两天了。”
过了几天，俺去看嫂子，她已经活过来了。俺问嫂子：“人家说，死过去能看见死了的爹娘，还能跟他们说话，你看见啥没有？”
嫂子说：“我死过去就像睡着一样，啥也不知道。我一犯病先抽，抽一会儿就啥也不知道了。”
嫂子的腰弯得很，还有二尺，头就够到地了。
那时候没电，都用煤油灯，要是刮大北风，怕把灯刮灭了，俺得把灯端到南边土桌子上。土桌子是俺用坯磊的，能放个灯，放个水碗啥的。檩子细，房顶不敢多上土，夏天漏雨，哪儿漏收拾哪儿。墙是老夏家原来的墙，抹也没抹，老掉墙皮。有点儿空俺就和泥，用手抹墙，没有泥抹子，有也不会用。俺大肚子，不敢上高，能抹到哪儿抹到哪儿。阴历九月十四，俺三儿生在这屋。
到了冬天，没钱买煤。这屋里四处透风，水缸天天冻，天天用菜刀砍一会儿，才能砍出水来。倒尿盆也得用火烤，不烤倒不出尿来。本地人的烟囱，屋里有个插板，就是铁片子。晚上烧好炕，插板一插，这一宿炕都热乎乎的的。俺不知道这个，俺家的炕上半夜还热，到了下半夜，那点儿热乎气早让西北风给抽走了，腿都不敢伸。俺盘着腿睡，把三儿子抱在怀里，让他睡在俺身上。这样睡了五个多月，到了一九六三年三月，屋里暖和多了。
一九六四年秋天，住进来不到三年，大白天的，桦木檩子掉下来，两根断成四块，好在没砸着人。俺不敢叫孩子进屋，怕哪根檩子再掉下来，把孩子砸死。
丈夫跟厂领导说了这事，厂里卖给些扒房的旧檩子。丈夫从厂里借来千斤顶，又找了两个人帮忙，用千斤顶和一根粗檩子先顶起房盖一头，把旧檩子一头插进去，再顶起另一头房盖，把檩子另一头插进去，把桦木檩子抽下来。换檩子很费劲，换了两天才换完。先换的是炕上的，换完炕上的，俺就敢领着孩子回屋睡觉了。
这是俺第一次盖房。人家说得对：桦木不扒皮，三年烂成泥。桦木檩子俺用了两年多，虽说没烂成泥，手指头插进去，一插一个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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