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战略》
一、
《论大战略》凝聚了美国著名大战略研究专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20年的战略研究成果，呈现了大战略逻辑跨时空、跨领域、跨文化的交融与映衬。从2500多年前的希波战争（希腊和波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战无不胜的罗马帝国领袖，到改变美国命运的开国总统，加迪斯探索了那些伟大领袖和持久帝国的智慧、气质和勇气是如何塑造的。（书中西方的历史内容和历史对比尤为精彩，或许囿于作者的研究方向，东方部分只有《孙子兵法》被着重的提及和推崇，其它内容举例的都是西方的历史，所以有学者诟病其书中强调的主要是西方的战略思维，对东方战略思维的探索不够深入，本人倒是觉得东、西方的战略思维其实都有共通之处）
加迪斯认为，人的思维常处于刺猬式和狐狸式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抗中。狐狸追逐多个目标，思维零散、离心，却能根据对环境的敏感观察适时调整战略；刺猬目标单一，思维专注却固执，坚守一个不变的原则，以此规范一切言行。如果能把刺猬的方向感和狐狸对环境的敏感性结合起来，追求目标与能力的一致性，就能孕育出成功的大战略。
好的战略之所以能够沿袭千年，是因为在时代推移、技术迭代中能够不断被反思、调整和重塑。但并不是只有国家才需要大战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事业和生活中实现目标与能力的平衡。这一战略思维将帮助我们强化权衡代价的意识，刺激我们对复杂环境的感知，从而达成心中所念。
如果把刺猬式思维理解为对战略目标和愿景的规划，把狐狸式思维理解为对自身能力的评估和调控，那么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即为战略。
这种战略逻辑离我们并不遥远，只要拥有常识，在目标与能力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往往就能成就一番事业。但在现实中，有多少人能够灵活运用常识，审时度势地知进退呢？
二、
狐狸和刺猬，最早出现在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的残篇中：“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后来，自由主义思想的雄狮、当代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1953年出版的《刺猬与狐狸》中加以引申，借此描述历史人物思维的差异。伯林认为狐狸和刺猬的交汇点就是“常识”，他的结论是：常识是某种自发、单纯而未被理论污染的东西，经得住时间检验。
作者加迪斯的结论是：实施大战略不能让固定的原则或偏见捆住手脚，一个好的战略未见得自始自终都能逻辑自洽，甚至不排除前后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战略更多关注的是“规模”，也就是说，可以影响多少人，能带来多大收益，或导致多大成本损耗，由此判断目标与能力是否相匹配。
《孙子兵法》讲审时度势，其中的逻辑无外乎目标与能力的关系。“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在多数情况下，能力与愿望之间总是有差距的，因此需要采用谋略和迂回的方式，知所进退。
现实中，战略的目标有时未必是要争取更大的利益，而是减少损失。
三、
本书共分十章。
第一章 穿越赫勒斯滂海峡
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带领150万军队（这个人数是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述，可以打一折）远征希腊，希腊所有城邦的军队加起来也就几万人，强弱分明的结果却是弱胜强，波斯军大败亏输。
波斯军大败的原因是战斗力吗？不是的，第一个，主要是后勤保障不及时；第二个，是波斯军以己之短攻敌之强，不擅长海上作战的波斯军尽然把主力放到海上与擅长海战的希腊海军一搏，结果大量波斯士兵落水而亡，因为这些士兵尽然没有人教过他们游泳。
薛西斯一世的故事可以对比我国东晋时期的淝水之战，前秦王苻坚统一中国北方后带着号称百万的雄军打算南征消灭东晋一统天下，可也是败于东晋的几万军队。
薛西斯一世和苻坚在出征前其实都有反对的声音，只是他们都不愿意听从，都以为以己方的强大消灭对方岂不是轻而易举？他们在当时像刺猬一样的思维只能让自己一意孤行，完全没有像狐狸一样去考虑身边、后勤、后方的各种危险现象。他们败于常识的缺失，常识就像氧气一样：越往高处走，它就变得越稀薄。
亨利·基辛格（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国务卿，中美建交的牵头人）说过：“在顶端的领导者所能利用的仅仅是其在到达顶端之前积累的智力资本。”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在1936年提出过，一流的智者“能够同时在脑海中持有两种相反的想法，并且仍然保持行动力”。
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选项（比如善与恶），而是要在同样美好的事物之间取舍，因为我们无法同时拥有它们。
斯皮尔伯格2012年执导的电影《林肯》中美国的林肯总统说过这么一段话：“指南针……能让你所在的地方为你指出真正的北方，但对于你前行路上将要遭遇的沼泽、沙漠和峡谷，它不会给出任何建议。如果在前往目的地的过程中，你只会闷头向前冲，不顾障碍，必将陷入泥淖，一事无成……那么，即使你知道真正的北方又有什么用呢？”这段话可以作为手段和目标之间的协调关系指南。
作者将“大战略”一词定义为无限远大的抱负与必然有限的能力之间的结合。如果你寻求的目标超出了你的能力，那么你迟早要调整目标以适应能力。随着能力的提升，你可能会达成更多的目标，但不可能达成所有目标，因为目标是无限的，而能力则永远存在界限。无论你在两者之间达成什么样的平衡，现实和理想之间，也就是你当前所处的位置和你的目的地之间总会存在差距。只有当你在可操作的范围内，将现实与理想之点连在一起（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差距），才能称之为战略。
将制订计划和随机应变这对明显的矛盾结合起来的唯一方法就是：教授人们一种常识，从而使人们知道何时应该成为刺猬，何时应该成为狐狸。
像刺猬一样制订计划，再像狐狸一样对计划做出必要的调整。
第二章 长墙
长墙是公元前457年雅典人建成的一堵防止巴格达人侵袭的防卫城墙，总长度在17英里（约28公里左右，作用挺像我国的长城，只是比起长城要短太多了）。
作者指出恰恰是长墙的修筑加速了雅典的衰落，一心一意支持长墙修建的雅典人并不会想到正是长墙限制了自己城邦的人流流动、货源流动、食物流动、外交缓和等重要作用。
公元前432年，斯巴达宣布对雅典开战。这场战争对希腊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堪比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对各参战国的影响。作者认为这场战争的起因是雅典的执政伯里克利所引起的。伯里克利在年轻时开始执政雅典，他行事谨慎，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只要利大于弊他也愿意妥协退让，几十年间成功把雅典带向繁荣富强的一方霸主。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伯里克利觉得自己能控制一切，行事一意孤行，不再听从、观察身边的各种事实意见。也就是伯里克利从年轻时是一位“狐狸加刺猬”的政治家，后来随着自身“常识”的流失成为一位“刺猬”的政治家，最终把国家带向惨败、衰落。（当然伯里克利没看到雅典的惨败就死于瘟疫，可他指明的方向正是雅典行驶向衰落的方向）
第三章 老师和约束
这一章主讲《孙子兵法》和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屋大维。作者说屋大维虽然没看过《孙子兵法》，但一生的行事却深得《孙子兵法》的战略精髓，是一位真正把“狐狸和刺猬”的思维，也即“行动和目标”完美结合的成功者。
《孙子兵法》中阐述的是一些适用性不受时间和空间约束的法则，然后将这些法则与受时间和空间约束的实践相结合。
孙子的每一句箴言都建立在令人振聋发聩的尖锐现实之上。他将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和那些不太显而易见的东西捆束在一起：国家如何在不令自己溃败的前提下打赢战争。
孙子建议，“计利以听”，将帅就应“因利而制权”。这种同义反复的表达方式本身就发挥了锁链的作用，因为他所说的有利的计策本身就需要有利的态势，从而使杠杆作用得以发挥。聪明的领导者会尽力实践这一点。他们会顺风航行，而不是顶风前进。他们会沿着沼泽的边缘探路前进，而不是直接踏入沼泽。他们会避免战斗，除非他们确信自己能打赢。在生活中，即使是在缺少公平竞争环境的情况下，他们依然会试图从中获益。
简单性与复杂性并存，且简单性可以指导我们理解复杂性。
“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没人能预见到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但是，感知到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总好过对未来一无所知。孙子通过将有限的法则与多样的实践进行组合，试图获得感知能力（甚至是常识）。他将这种组合用在当下，就像在电子音乐合成器上设置声级，或是在计算机屏幕上设置颜色组合一样。他既保留了狐狸的多样性，又保留了刺猬的目的性。他将不同的观点分别投射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和规模上，以便在脑海中同时保存对立的观念。
《孙子兵法》中的领导力就是从复杂性中发现简单性。
作者举了恺撒的养子屋大维的史实进一步分析《孙子兵法》在目标与行动上的战略运用。
统一纷乱的罗马共和国，成为罗马帝国的“元首”（“第一公民”）、第一任奥古斯都（皇帝）的屋大维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权力委与他人，而不是在明知自己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还执意行使它。
屋大维会未雨绸缪：一旦做出一个决定，他会想到这个决定将会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产生何种影响。他从不会试图从接连发生的事件中生搬硬套出一些脆弱的因果链条。他知道傲慢的危险，所以一直伪装成谦逊的模样。他面对荣耀低调不彰，从不炫耀，生活节俭，从不铺张，若外出旅行返回，则会悄悄进入城市，以避开精心准备的欢迎仪式。屋大维活到77岁，统治罗马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堪称罗马帝国最强盛的辉煌期。
你可能在抬头观望天边的云彩，但你始终需要脚踏实地。（目标和行动）
第四章 灵魂与国家
两个人，一个是公元354年出生于北非的基督教圣徒奥古斯丁，一个是公元1469年出生于希波的马基雅维利（可参见本公众号“《君主论》——透过‘极端的现实’辨识人类生活至今仍适用的一些根本通则”篇）。
主要引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上帝之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他俩的思想都具有目标和行动的协调性，但相对来说，马基雅维利比奥古斯丁更为贴近现实。
第五章 作为枢纽的君主
十六世纪后半叶英国和西班牙的争斗史，最终在1588年时，以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结束了西班牙的霸主地位。当时的西班牙在世界上是第一强国，除了拥有欧洲的众多领土外，中南美洲大部分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巴西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可当时的葡萄牙也直属西班牙的皇室管辖，所以名义上葡萄牙、巴西都是西班牙的地盘），英国却是一个刚兴起的国家，实力上与西班牙差着好大截。
两个代表人物是当时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和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伊丽莎白一世目标清晰，手段灵活多变，是典型的“刺猬加狐狸”的战略思维；腓力二世目标明确，手段单一，不听劝解，是典型的一根筋“刺猬”思维。
伊丽莎白毫不费力地在做任何事情时都掌握着主动权，而腓力二世在一件事上取得主动权的同时又在其他事上失去主动权，使自己总是疲于奔命；她总是能巧妙地获取渔人之利，而他总是笨拙地促使敌人们结成针对他的统一战线；她治理着一个穷国，却从不捉襟见肘，他管理着一个富裕的国家，却总是拆东墙补西墙；她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能力，而他一再担心自己不能胜任。
第六章 新世界
主要讲美国，同时分析了英国对北美（美国和加拿大）的殖民统治和西班牙对中南美洲（即拉丁美洲，从墨西哥到南美洲最南头的大部分美洲国家，包括西印度群岛）的殖民统治，两种不一样的统治方法导致了数百年来的发展差异。
西班牙追求稳定性管理，英国保持弹性管理，两种风格，短期内，稳定性比弹性管理发展更快，可长期看，一有波折，稳定性容易毁灭，弹性却具有适应意外情况的能力。
美国独立后，有一本由85篇文章集成的文集《联邦党人文集》，面对特殊的历史环境，《联邦党人文集》要做的就是协调目标与有限的能力，其出台是受时代所迫，却影响持久。
文集有如下思想。
“民主体制历来是充满动荡和争吵的；它曾被认为与人身安全或财产权不相容；而且一般来说，民主生而短暂，容易在暴力中死亡。”
（所以）
“扩大范围，吸收更多不同的党派和利益；使全体大多数人不太可能具有侵犯其他公民权利的共同动机；即使这种共同动机存在，那么所有有这种动机的人将很难发现自己的力量，更难团结一致行动。”（相当于防止极权主义的产生）
伟大的目标必须考虑能力所及。
第七章 最伟大的战略家
这章主要讲克劳塞维茨（德国军事家，《战争论》的作者，有西方“兵圣”、西方“孙子”之称，可学者们对克劳塞维茨的争论比较大，有崇拜他为“最伟大的战略家”的，如本书作者，也有很多在否定他的思想和理论，或觉得他的思想和理论太杂乱、无序、不堪的，其实克劳塞维茨是打算缩写和梳理他的《战争论》的，只是还没来得及动手就死于当时的霍乱。相对来说，《孙子兵法》的思想受到的认可在东、西方都比克劳塞维茨要高和普遍）、兼讲托尔斯泰（俄国大文豪，《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和拿破仑进军俄国的失败（拿破仑一生的转折点就在进军俄国的失败上，出征的六十万大军最后回到法国时只剩几万人，拿破仑不合时机、忽略事实的进军与当年的薛西斯一世进军希腊有相同点：忽略常识。像作者说的“在一次次踏着胜利走向巅峰后……拿破仑已经高高凌驾于常人之上，以至看不清自己脚下遥不可及的根基”）。
墨菲定律：凡事只要有可能出错，那就一定会出错。作者认为克劳塞维茨在一百多年前就发现了这条定律。下面是作者引用克劳塞维茨的几段思想。
“什么样的人最可能显示出军事天赋？经验和观察都将告诉我们，在战争中我们会倾向选择有条理而不是有创意的人、能力综合而不是专精的人、冷静而不是容易激动的人来托付我们同胞和子孙的身家性命。”
“理论的存在使人们不用每次都重新整理并深究现有的材料，而能直接让这些材料井井有条。理论的存在本是为了教育未来的指挥官，或者更准确地指导他进行自我教育，而不是陪他踏上战场，就像聪明的老师能指导和激发年轻人的智力发展，但注意不要在他的余生中牵着他亦步亦趋。”
理论的初学者往往不会遇到什么问题，但如果他们渐渐升迁却仍紧抱住理论不放，这种“有悖常识”的教条主义就会成为麻烦。此时的理论就变成了一个“局限和无知的头脑用来为它们先天的无能辩护的借口”。
第八章 最伟大的总统
讲述废除美国南方奴隶制、维护了美国统一的林肯总统。（别看林肯总统为人忠厚老实，其实他是一位为了伟大理想可以选择妥协或曲线前进的智者）
1809年，林肯出生于肯塔基州的农舍，从小生活穷苦，只上过一年正规教育，后期全靠自己自学成才。他试过造船、航运、测量、参军、铁轨分道、合作经营杂货店，甚至还当过一段时间的乡村邮政局局长，但是他从未务农。最终，他进入法律专业，接着投身政治。
林肯的演讲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通过自身的刻意练习变得极其超群。
可观摩下面他关于废奴的演讲笔记。（逻辑清晰，直击人心）
附图
林肯意志坚定的同时不任性妄为，在公平正直的同时不自以为是，充满道德感而不说教。他能够驾驭对立，而不是被对立驾驭。他从底层做起，慢慢向上，直到准备好时才冲击顶峰。雄心壮志与机遇一同扩展，但他又同时将两者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寻求的是被低估。
（1861年爆发的美国内战南北双方共300多万人参战，至少75万人死亡。）
第九章 最后的美好希望
这一章讲一战和二战两次世界大战，主要推崇人物是二战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
作者认为罗斯福掩盖意图的能力比林肯还要老练。他能随机应变，即尽力向前又在必要时后退，既不停止准备行动也绝不屈从于绝望，而且无论做什么，他都会谨记（在美国的政策制定中）——没有公众广泛而持续的支持，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成功。
第十章 以赛亚
讲述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和苏联的遭遇，以及他对民主和专制的两种看法，与前文合拍，大战略需要“狐狸与刺猬”的思维，不是仅有狐狸或仅有刺猬的单向思维。
简单说“目标和能力需要一致”。
要么调整目标适应能力，要么提升能力追逐目标，这是一个协调的过程，不要不切实际的想一步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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