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三流作家，没有创作出具有轰动效应和能够传世的文学作品，但我以自己四十余年的创作经验，以及对文学创作的个人认识，还是对“索隐派”评论家们存有看法的。所以，我始终不尊崇“索隐派”评论家们对名著的评论观点，对他们自鸣得意、津津乐道的所谓“高见”不屑一顾。
那些“纯粹”的理论家，那些从来没有从事过文学创作的学者们，自以为是，热衷于索隐，也就罢了；而有的还是很著名的作家，以文学创作为职业的专业人士，也使用索隐方法评说历史名著，而且还大肆贩卖或卖弄自己对名著索隐的所谓真实结果，就不知其可了。有一个很知名的作家，在央视《百家讲坛》里不仅推销自己对《红楼梦》的索隐成果，还加进去了大量个人在文学创作中的想象成份，比“索隐派”有过之而无不及，更让人难以接受！
就是这位大作家，续写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笔者认真拜读了两遍，感觉依然是文学创作，而并不是他自己胡吹冒撂、捕风捉影、难以自圆其说的索隐结果，比高鹗高明不到哪里去，甚至还远远不如。
索隐派是上世纪初红学研究中形成的一个派别。该派力求“索隐”出《红楼梦》所写的“真内容”“真故事”。该派根据一些残缺的历史资料、野史杂记、道听途说，以及曹雪芹家世传闻，来探究《红楼梦》素材的来源。
蔡义江先生也对我说的那位大作家的“红学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红学研究原本就有索引派和考证派之分，历史上索引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而考证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胡适。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后，对索引派的打击几乎是终结性的。”蔡义江先生还说，受到老的“索引派”的影响，“新索引派”则是把《红楼梦》当成了一个谜来猜，“而这条路实际上是走错了方向，不管他们猜的结果是什么。”蔡义江先生认为《红楼梦》并不是一部影射某人某事的书，也不是暗藏有与它表现出来的人与事截然不同的谜底的谜。“老的”索引派“他们猜的东西是把小说和无关的历史中的人和事联系在一起”，“新”索引派把小说中的东西和自己想象中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不是历史中的真人真事，这样就走得更远了。——笔者不才，完全同意蔡义江先生的这个说法。
索隐派的研究方法不严谨，不科学，不严肃，自诞生以来便遭到了不断抨击，一直为学术界专家所质疑和诟病。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索隐派在被明显证明已经失败的情况下，并没有消逝，反而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体，而且每次出现，往往风靡一时。从那位大作家揭秘《红楼梦》之盛况，便可见一斑。而以此种方法研究红学的博客文章，也大量出现在网络。其始终存在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孙勇进先生在《一种奇特的阐释现象：析索隐派红学之成因》中首先肯定，索隐派学者在研究的道路上都花费了相当大的努力，而且大多数学者无意于倚赖索隐红学而哗众取宠。并且在索隐派学者中，不乏学养深厚者。因而可以说，索隐派不断风靡涌现的原因，首先可以基本排除学者因个人目的而耸动视听的原因。
孙勇进、顾友泽两位先生都认为，“春秋笔法，汉儒讲经，《史记索隐》等，形成了一脉重要的阐释传统，已有学者指出，这是《红楼梦》索隐派得以形成的大的文化背景。”并且顾友泽先生还提出，索隐派的不断涌现，还与中国的文学创作传统有关。诸如《离骚》中，有“香草美人”比喻。“以后历代诗词赋，人们也喜欢寻找作品背后的本事，探求文字后面的深意，而作者有时也故意隐藏本事，晦涩地表达自己的某种感情。”在小说创作中，更有影射之说，如早先的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有影欧阳扃之说等，可见小说的索隐之法，已有先例可寻。
李虹、顾友泽先生认为，中国“小说”概念与史传的同源性，也是索隐派的成因之一。中国古代小说主要由“史”演化而来，因为人们往往喜欢挖掘小说背后真实的历史事实。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对小说的解读方式，使人们用索隐之法解读《红楼梦》具备了可行性，也即人们用索隐之法解读《红楼梦》在方法论上有其久远的历史，非仅因《红楼梦》而起，故索隐派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基于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上而产生的。”
孙勇进先生同时认为，若考虑到《红楼梦》本身的原因，要归功于《红楼梦》的特殊写法，“大量使用隐喻、象征和谶语，及叙事者声称的'假语村言’、'真事隐去’，极大地唤起了某些接受者的索隐热情。”顾友泽、朱东根先生也认为，小说第一回开头跳出故事以外的，赋予它一段富有神话色彩的外壳，可以说“作者在小说具体创作过程中运用的富于暗示性的写法与索隐派的作法有同工之妙。”
孙勇进先生还认为，《红楼梦》作品中所留下来的疑点和破绽，给索隐者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包括《红楼梦》中活动时间，人物年龄的混乱，以至于颠覆了传统的历史续写模式，有意模糊朝代的疑点，也会引起索隐派学者的关注。
而《红楼梦》在创作和传抄时期，都曾得到脂砚斋等人的详批，许多珍贵的创作资料得以保存。并且批语中屡言小说有本事。因而朱东根、顾友泽等多位学者都认为，这些批语与《红楼梦》一起，构成了双重谜语系统，引导着读者不厌其烦地去解谜，去索隐。
朱东根先生认为，红楼梦摆脱了风月笔墨和才子佳人的俗套，以一个封建旧式大家族的兴衰为叙事中心，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浓重的政治色彩。《红楼梦》中对于贾府与皇室、朝廷、官府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以及对于繁华盛事的追忆，很难不让人与本朝掌故进行联想。
刘梦溪先生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中说，“索隐派离开清末民初民主革命的大背景，时代风潮的支撑作用已经失去，新时代的读者怕难以理解索隐者的苦心孤诣。”虽然今后还会有索隐派的相关著作出现，索隐这种研究方法也将继续在文学探索中使用，但“索隐派红学，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已经终结。”这是对《红楼梦》索隐派今后命运一个相当客观的总结。
索隐派以其艺术化的思维和手法，有创造性的对小说背后的故事进行联想挖掘，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猎奇心理，激发了读者对于《红楼梦》的阅读兴趣，这可能就是它唯一的价值。但从长远来看，索隐派在文献的论证，材料的搜集上都十分薄弱，犹如沙上建塔，无法成立，因而往往只能风靡一时，却无法在学术上站住脚。所以，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索隐派虽然仍将在红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从学术价值上来讲，没有过硬学术研究方式的索隐派，已经终结。
周绚隆先生说得好，“我们不研究小说文本，却把作品放在一边，整天去琢磨一些犄角旮旯里的，甚至子虚乌有的问题，这完全违背了学术的基本精神。比如，有人曾津津乐道于所谓曹雪芹故居、墓碑等真假文物的考证，今天看来这些新发现的文物大部分都是靠不住的。”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不如把那些无法考证的问题悬置起来，让人们将更多精力放在对文本的阅读、理解上，“这是我们对《红楼梦》的基本态度，这也是《红楼梦》对当代社会能有所帮助的唯一途径。”
“索隐派”的一个最大的负面影响是，为大兴文字狱刻意地提供“佐证”或“口实”。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出现的《海瑞罢官》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它明明写的是海瑞，却被人故意“索隐”说写的是某个军内高位人物，是替其“鸣冤叫屈”，人为地制造了这起冤案。此后，从文学艺术作品中“索引”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件屡屡发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历史上，用“索隐”方法制造文字狱的事例太多了，不再赘述。
文学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有生活中的影子，但绝不是生活本身；艺术的真实，不是生活的真实，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不是一码事情。这固然是老生常谈，但它是自有文学以来，人们不断探讨、总结的结果，是一个真理性的结论。“索隐派”所使用的索隐方法，违背了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是对文学创作本身的一种否定。倘若文学创作，一切都来自于历史、社会和生活中的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故事，是作家的亲历亲见，那也就没有文学创作了。
对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学作品，尤其是名著，都可以开展批评、理论研讨，对其在文学发展史上所属的地位、艺术价值、历史和现实意义等进行各种评判，可以见仁见智，切磋商榷，但要客观理性，实事求是，做到“不揪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特别是，绝不能怀着灰暗心理、带着有色眼镜、甚至用“挖祖坟”的极端方式，去“索引”出邪恶、莫须有、极不负责任的污染评论界、贻害后世的结果来。因此，对文学名著、文艺作品的“索引”应当休矣！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