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我记事以至现在，觉得和父亲相处的日子并不多。起先是父亲忙于工作，后来就是我上学、插队、参加工作，与父亲聚少离多。但是，父亲留给我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我也曾经写过几篇关于父亲的回忆文章，总体上来说，都是一些“宏观”上的比较大的事件，而较少着眼于“微观”方面的事情，没有对父亲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进行细微的描写和反映，甚觉遗憾！这里，我在静下心的时候，就按照追忆做一些补充吧。
父亲是神枪手。
父亲是原四野四十军一名最基层的干部，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西藏民主改革，在革命队伍里长达近二十年。父亲与枪，有着不解之缘。即使在他转业后，在农场、林场工作的时候，都持有单位配发的枪支。父亲在战场上的表现，我不知道；但父亲对步枪的使用，可以说，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在黄家路林场的时候，父亲有一支小口径步枪。冬天里，父亲每次到山上雪地去打野鸡，都要带上我，让我给他观察哪里有野鸡，打上了就让我拎回来。父亲每次出门打猎，只带三发子弹，多一发也不带，他说带多了没用，说他在长期的战争岁月里养成了节约子弹的习惯，说一旦开枪，就不能空放。倘若我发现了野鸡，指给父亲看清楚了，他才将一发子弹装堂，枪口朝天端起来，到了他感觉适当的距离（100——200米），快速将枪口瞄准猎物的同时，瞬间击发，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见那只野鸡扑腾几下后不动了。
我很钦佩父亲的枪法，曾经问过他练枪法的事。父亲说，最要紧的是“快”和“准”。因为在战场上，与敌人对射，做不到“快”和“准”，生存的几率就很低。父亲说，“枪打一口气，闭气就开枪，那是以秒计算的，对方绝对不会给你瞄准的时间！”——可惜，我悟性不够，枪法很臭，当民兵时，打靶最好的成绩也就八九环；倒是我的弟弟继承了父亲的遗传，用小口径步枪，在二三百米外可以打死野兔，几乎不落空。
父亲很能走路。
父亲的腿功极好，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和艰苦的建设环境中锻炼出来的。百十里路步行，对于他来说，是家常便饭。年轻的时候，父亲用两条腿，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走遍了朝鲜的三千里江山。到了中晚年，父亲依然保持着步行的习惯，在黑龙江的炮手营林场、八五一农场，在甘肃的大河坝和黄家路林场，乃至后来的黄鹿坝电厂，无论是去县城办事，还是去集市买东西，父亲基本上都是步行，极少坐车。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管理着单位的一个油裤，司机在任何地方只要见着他，就要踩一脚刹车，想带上他，但都会被他拒绝，始终坚持步行，从不领情。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适逢冬季，我刚好放寒假在家。父亲就带上我，背上铁鞋、紧线机，冒着茫茫风雪，在一百余华里的路段上，去完成工作任务。那时候，我只有十二岁，不懂得世态炎凉，进沟出沟，一见到拉木料的卡车就招手，可是从来没有一辆肯停下来，拉上我和父亲。我不解，问父亲，过去我们不招手，车都会停下来拉上我们，现在咋一辆也不停了？父亲只是笑一下，并不回答我。
整整一个冬季里，我和父亲都是脚踩积雪，艰难步行。父亲还背负着沉重的铁鞋、紧线机，爬杆子，紧线，每天都很劳累，但始终没有听他发过一句牢骚。记忆中，那条通往伐木工段的简易公路，总是那样的漫长，老是走不到头。
父亲还懂音乐。
1969年，远在四川南充的小舅舅来看望我们，待了十多天，母亲说小舅舅会拉二胡，我就借了一把同学的二胡，让小舅舅教会了我定嗦唻弦，学会了拉东方红等一些简单的曲子。从此，拥有一把自己的二胡，便成了我的梦想。
一年后，我上了县城的中学。一次父亲来县城打面，适逢星期六的下午，课上完了，我就随父亲去打面，买了一把韭菜，两个饼子。我突然对父亲说，我想要一把二胡。父亲为难地说，他身上只有五块钱了，如果有五块钱一把的二胡，他就给我买一把。父亲领着我去了百货公司，竟然有五元钱一把的二胡——是最低价位的。天随人愿，父亲满足了我的要求，我终于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心想已久的乐器。
我跟随父亲，步行四十华里回家。途中，父亲在路边的一眼水泉旁让我们歇下来，喝着泉水，就着韭菜，吃了饼子。父亲兴致勃勃地说，让我给他演奏一首。我就尽我所能，给他拉了一些革命歌曲。父亲一直听着，一直笑着，二胡之声悠悠，父亲笑脸盈盈。临了，父亲对我说，拉得很好，就是有个把音拉得还不准，多练练就好了——当时我只感到父亲是在鼓励我，没有多想。如今回忆起来，竟然很诧异，只在部队扫盲、文化程度很低的父亲原来还懂音乐！
父亲晚年喂养家禽很特别。
离休后的父亲，实际上离而不休，每天都主要忙在了这些事情上：喂养鸡、鸭、兔子和猪，还有两条狗，一只猫，种几分菜地，种了一百多棵树，伺弄动植物。
父亲喂养的鸡、鸭、兔子成群。父亲喂养鸡鸭，除了将蔬菜切碎，拌上些谷糠、麦麸或杂粮面粉，就是每天清晨，背上一个电工包，去大量捡拾喜饮露水的小蜗牛，不但肉质鲜嫩，外壳的含钙量还很高，敲碎外壳，喂给鸡鸭，鸡鸭抢食，产蛋率成倍增加。母亲常常拿到集市上去包变蛋，或一坛坛的腌制咸鸡蛋咸鸭蛋，给全家的餐桌增添可口的花色品种。尤其是兔子，繁殖力极强，一月一窝。那时间，我和妻子每次回家，父亲都要宰杀几只，亲自下厨，红烧，爆炒，清炖，我妻子百吃不厌。多了吃不了，或一块钱、或八毛钱一只，随便卖掉，也不计较便宜处理。
说来奇怪。父亲离休十年后的暮春季节里，我们突然发现，猫不见了，狗失踪了，鸡鸭也都一只连一只地死去。接着，父亲意外地被医院检查出身患绝症，挺了一年，治疗无效，于1991年清明节前两天永远离开了我们，将他亲手栽植的一百多棵郁郁葱葱的大树留在了故居地。
父亲会做针线活。
无论任何时候，父亲的穿戴都很整洁，精神面貌很好——这是他在部队形成的良好的习惯作风。父亲说，衣裤不怕破旧就怕脏。所以，父亲的穿戴打扮无论多么破旧，都被他浆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穿戴破了，父亲会自己动手，缝补整齐，基本上不让母亲代劳。新衣服，新裤子，父亲会把领边绞掉，把所有的缝隙缝起来，起先我们不理解他为何要这样做，他就告诉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生虱子，即使有了虱子，捉起来也方便。被子、褥子这些大件，每回拆洗了，父亲也会很娴熟、很正规地缝好。父亲说，战争年代里，他们每个战士身上都携带着两个包，一个是急救包，另一个就是针线包。
到了晚年，父亲眼睛花了，但还是戴上老花镜穿针，或者让我的妹妹们帮他穿针，始终保持着自己亲手缝补和浆洗的老习惯。为此，来家串门不知底细的人，看见了，会对我母亲产生误会，以为她不关心父亲的生活。
父亲在解放战争的东北四平战役中，右手掌被国军的炮弹片击穿，被定为三等乙级残废军人。因而，他做事情干活，右手只能起一些辅助作用，主要是依靠左手去完成的。
父亲喜欢喝酒。
父亲是山东人，爱喝点小酒。战争年代里，他是如何解决馋酒问题的，我不知道。打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有饮酒的习惯。少小离家的父亲，却始终保持着乡音，也始终保持着老家的饮酒方法，不猜拳，不使用小盅子，用茶缸，喝哑酒——无论在酒场上，还是独酌。在很长的时间里，在甘肃陇南，人们有干喝酒的习惯，只饮酒，不用下酒菜。在这一点上，父亲倒是入乡随俗，也习惯了干喝。
1980年，父亲离休后，出于对父亲健康的关怀，母亲就反对父亲喝酒。父亲馋酒了，就趁去集市上买东西之机，在商店的柜台上打几两酒，一气喝完，过过酒瘾。据我小妹妹说，一次，父亲领着她去白龙江林管局市场买东西，在商店的柜台上打几两酒，一气喝完，过了酒瘾后叮嘱她：不要给你妈妈说。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父亲馋酒了，最想我在他身边。每回我回家去探望父母，都要给父亲带几瓶酒，那时候都是特供酒，虽然只有几瓶，但都是名酒。一生好酒的父亲，自然知道酒的好孬。更重要的是，只要是我陪同父亲喝酒，母亲就不会干涉，父亲就能够开怀畅饮，乐乐呵呵，一醉方休。在喝酒上，我倒是继承了父亲的遗传，年逾花甲的我，每天都要喝几两，否则就觉得一天没有完成一件什么事情一样，惶惶不可终日。
记忆中，父亲一直喝高度酒，那时间，六十度的很普遍，六十五度的也很多。父亲离休后，中国白酒的度数开始下降到五十三度以下了，父亲随着年龄的增大，每饮酒就在酒里兑上凉开水。我当时很不理解，埋怨他把好酒弄坏了，父亲就笑着说，老了，拿不住酒了。而今，当我也不得不在酒里兑上凉开水才能饮用，甚至只能喝四十度以下的酒的时候，我才理解了父亲晚年的饮酒方式。
写了父亲上述比较细微的一些事情，只是我对父亲生活琐事的点滴回忆。父亲不是一个婆婆妈妈、注重小节的人。父亲经历的时代，波澜壮阔，只能紧随时代洪流，勇往直前，身不由己，心无旁骛；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在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情况下，他只能自觉地扮演好自己的那个角色——父亲去世后，单位为了给他写悼词，查阅他的档案，发现父亲参加大小战役数十次、大小战斗数百场，荣立过一等和二等战功。父亲是一个抗战老兵，他一生的作为，的确无愧于一个老兵的光荣称号。“老兵”的内涵，被父亲用一生的奋斗，诠释得淋漓尽致。无论我如何的妙笔生花，也难写出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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