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总战功赫赫，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1959年7月，他因直言敢谏，写下“万言书”而遭受错误批判。
1965年9月，彭老总被派往西南地区从事“三线”建设，他虽然遭受冤屈，但是仍然兢兢业业工作，顾全大局，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1966年12月11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私自决定要派人将彭老总从大西南揪回北京批判，具体布置实施行动的人则是戚本禹。
戚本禹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1931年出生于山东威海，1949年入党。戚本禹的起点很高，入党后不久就到中南海做机要工作。
戚本禹1958年因为联合机关中七名年轻干部在整风运动中向上级反映机关问题，遭受批判，还被扣上了大帽子。
毛主席偶然得知这一情况后，使用唐朝八司马的故事巧妙为他化解了危机。戚本禹之后变得圆滑世故起来，他知道毛主席热爱阅读史书，就开始研究这方面的知识。
他迎合当时的政治风向，撰写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评李秀成自述》等文章，大肆批判翦伯赞的观点。
尤其是论文《评李秀成自述》因得到毛主席赞赏，也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更给戚本禹带来了政治上的巨大红利。
他从刊物《群众反映》的主编一跃成为中办的代主任，同时成为毛主席和江青两人的秘书。
1966年，戚本禹担任的职务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等，一时间权势熏天，风头无两。
身居高位，本应该保持清醒头脑，做人做事更应该“三思而后行”，戚本禹却迷失自我，犹如脱缰的野马一样，不断撰写文辞犀利，火药味十足的批判文章，攻击这个，攻击那个。
更可恨的是，戚本禹暗示、鼓动造反派揪斗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如邓公、刘主席、陶铸，甚至朱总司令。
在他的指示下，本地造反派不愿意批判彭老总，他就煽动北航的造反派亲自到大西南揪斗彭老总，在他操控下，彭老总身心备受摧残，最终含冤去世。
一朝权在手，戚本禹竟然变本加厉迫害人，遇罗克就是在他的肆意批判下，导致被判处死刑。
俗话说，天狂有雨，人狂有祸。戚本禹1967年在“七二零事件”中惹下大祸，戚本禹为了自保，竟然开始疯狂推卸责任，甚至甩锅甩到了江青、陈伯达、康生身上。
这种毫无节操的行为导致戚本禹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1968年1月，戚本禹被送进了“秦城监狱”，这是他咎由自取的结果。
1983年11月，戚本禹因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刑期从1968年算起）。
1986年，戚本禹刑满释放，被安排到上海的一家图书馆做管理员。出狱后的戚本禹似乎对曾经的“风光岁月”甚是怀念，难以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低调。
他不仅撰写回忆文章，出版后还曾引起轩然大波，而且于2008年高调重新登上天安门城楼，似乎是对造成自己“不堪遭遇”的人和事的一种无形“示威”。
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或许对自己在十年特殊时期犯下的严重错误感到后悔吧！
2016年，戚本禹病逝，享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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