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向应

肖克

关向应同志逝世已经40多年了，他给我留下了深深的怀念。

我和向应同志第一次见面是1934年10月下旬，是在红二、六军团于贵州东部会师的时候。会师之前，曾听到弼时同志讲向应是东北人，满族，长期做青年团工作，曾赴莫斯科学习，近几年才转到湘鄂西苏区和红军。这些介绍，使我对这位北方同志颇有好感。二、六军团会师之后，在贺龙、任弼时和他的领导下向湘西进军，建立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此后举行长征，一直到陕甘宁大会师。这时期我们一起走了好多路，打了好多仗，商量好多问题，相互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觉得，他是个无产阶级党性坚强的好革命家，好领导人。同他相处，平易亲切。他常把他知道而有意思的知识告诉我。有一次谈到盲动主义时期的错误，他说：布哈林曾笑话（也是批评）我们搞“洋火暴动”。他还把大城市的青年运动和文化运动的若干情节及党内尤其青年中的人物同我讲。有一次谈到陈独秀的错误后，又以赞美而惋惜的口气说：“陈独秀的两个儿子真可惜，都像生龙活虎”。他的谈话虽然不很多，但给我启发很大。

他不仅有正确的人生观，而且有革命情感。抗战开始前后，我和他都会唱几个抗战歌曲，他唱《五月的鲜花》和《流亡三部曲》一些段落，显得特别悲壮。有一次我们说到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亡，并唱起了抗战歌曲。我觉得他有一片难以言传的悲壮感。他说：“是啊！我离家后，很少思念家乡，但九·一八后，情绪好像有点变化。有时不知怎样，灵机一闪，故乡的乡情便在眼前晃动”。后来我想，他的家乡——东北——是被日本占领了啊！他的亲属已经成了奴隶，生死未卜。后来，又知道他的生辰恰恰在九·一八那天，这种背景，不能不反映在情感上。我也曾有这种情况，1926年我读胡适翻译英国诗人拜伦的《哀希腊歌》，读后很感动，全文16段，几乎背下了。当时，是当作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读的，感而不深；九·一八后，背诵其中诗句就引起更大的同情心直至涌出悲伤之情了。他叫我背了几段，最后两句是“奴隶之国非吾土兮，碎此杯以自矢！”

我把这两句重复一次，他一声长叹，良久无语。

向应善于做统战工作，一二○师到晋西北后，他看清了友党友军的情况，以为要把晋西北建立为抗日根据地，除加强本身工作外，首先是作好统一战线工作。他以一二○师师政委和党员身份，除指导晋西北区党委加强党的组织和充分发动群众外，积极帮助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的开展。他通过国民党左派续范亭（后成为共产党员）及秘密工作党员南汉辰两位社会名流，团结这些军队，推动他们进步。但对他们又有区别，对阎部主要是团结联合，对傅部还帮助其扩大，对以统一战线名义出现而由我党领导的决死纵队，工卫旅及新编第一师（续范亭兼任师长），则促其发展。这样，只半年多根据地就建立和巩固起来了。

六届六中全会后，我去冀热察挺进军工作，我们分开了，直到1944年5月我因病回延安才见面，然而，他已重病了。我有时去看他，但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畅情长谈了。不仅不能，在我最后看他的时候，他极为虚弱，似乎有不祥的阴影伴着他。我就想到他过去一些事。我觉得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从青年起就信仰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运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改变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把自己的革命理想同中国民族的危亡，尤其在九·一八后的爱国之情，溶合起来了。可是，抗战胜利不久，他就离开了人世。但也可以告慰，他离世的时候，国仇已复，“吾土”已非“奴隶之国”了。当然，如果他能看到现在的社会，那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