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松坚
今年10月19日，是韦拔群同志殉国五十周年。
韦拔群同志是我们党早期在广西从事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1931年11月，韦拔群曾被选为在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1932年，在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韦拔群同志不幸遭到叛徒暗害而壮烈牺牲，时年仅38岁。
广西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
1894年，韦拔群同志出生于广西东兰县武篆区东里屯一个富裕的壮族家庭。他少年时代就开始有了爱国思想。青年时代，他阅读《新青年》等革命书刊，爱国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并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指导革命的思想武器。
为了追求革命真理，1920年秋，韦拔群到广州，参加了以推翻桂系军阀陆荣廷为宗旨的“改造广西同志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韦拔群在广州看到了《共产党》月刊上发表的《告中国的农民》一文。文中指出：“在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也要注意了解农民问题。”这对韦拔群有很大的启发。1921年冬，他从广州回到东兰家乡，联络陈伯民、黄大权、牙苏民等11位有志青年，成立了“改造东兰同志会”（后改名为“东兰县公民会”，广泛吸收农民参加活动）。这个组织较为明确地提出了要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实行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宗旨”。东兰的农民运动开始了。这里也成了广西农民运动最早的发源地，韦拔群也初步作为一位农民运动领袖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历史舞台上。
1922年6月16日，以“东兰县公民会”会员为骨干，韦拔群率领农民100多人（其中多数徒手）去县城清算大地主恶霸韦龙甫，遭到桂系军阀驻军的包围而失败。这次斗争的失败，使韦拔群认识到要把农民运动与建立农民武装结合起来。不久，他就建立了农民的武装——东兰县农民自卫团，韦拔群任总指挥。
这年，韦拔群率领正在兴起的农民武装，举行暴动，三次攻打东兰县城。最后一次攻占了县城，赶跑了反动县长和大地主恶霸韦龙甫，没收了他们的财物和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半年之后，在反动当局的镇压下，韦拔群率领的农军失败了。他也受到通缉。韦拔群同志深感自己爱国有志，救国无方，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1924年5月，他和战友陈伯民到达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不久进入我们党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和农民运动理论，并与党的负责人阮啸仙、彭湃等密切来往，深受影响，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习结束后，韦拔群接受党的分配以广西农民运动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和陈伯民同志回到东兰。他遵照党的教导，一面参照广东、湖南等地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大力开展农民运动和坚持武装斗争，成立了农民协会；一面先后创办三期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各族男女农民运动骨干600多人。这些学员学习结束后回到原地，把农讲所的革命火种，燃遍右江两岸，红水河畔。
为了打击敌人的疯狂进攻，经过反复比较，1926年2月，韦拔群选定西山为革命根据地，农军退入西山，并在西山成立了东兰县革命委员会，韦拔群任主任。
1926年夏、秋，中共广西省委筹备组先后派党员余少杰等到右江两岸和东兰县领导农民运动和建党。这时，韦拔群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他担任了广西田南道（即右江地区）农民运动办事处副主任。从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劣绅、废租废债的革命风暴席卷了右江地区和红水河畔。这年冬天，韦拔群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西很快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各地党组织和工农群众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和摧残，党转入地下。但是，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运动凭着广西各族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右江两岸，红水河畔，仍然公开地坚持用革命武装来反抗反动派的反革命武装。韦拔群对开展农民运动，坚持武装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29年8月，党在南宁召开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广西农民协会，韦拔群被选为省农协副主任。
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
1929年6月，党中央先后派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来到南宁。当年12月11日举行了中国革命史上有名的百色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邓小平同志任红七军政委和前委书记，张云逸同志任红七军军长。红七军下辖三个纵队。第三纵队是由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民武装编成，由韦拔群任纵队司令。
百色起义成功以后，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开辟了右江革命根据地。中共红七军前委决定由张云逸等同志率领第一、二纵队3，000多人，向桂黔边境发展，扩大革命根据地。由韦拔群率领第三纵队在东兰、凤山一带活动，保卫和建设右江根据地。韦拔群率领纵队先是粉碎了恩隆县大土豪、民团司令谭典章妄图反扑的阴谋，活捉了谭典章，随后又击败了东兰县民团司令陈子怀的破坏骚扰活动；围歼了凤山县大地主豪绅罗肇修、罗肇高的反动武装；还打垮了凤山县县长罗宝达的进攻。经过一系列的剿匪清敌战斗，安定了革命根据地的秩序，增强了各族人民的革命胜利信心。
1930年10月，红七军奉命北上，全军在河池整编为三个师，韦拔群任二十一师师长，陈洪涛任政委，我任副师长。红七军前委决定留韦拔群等同志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他将二十一师的兵员补充到北上的主力部队，自己只率领一个连兵员回到东兰，着力巩固和保卫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他将东兰、凤山、都安等县的赤卫军常备营补充到二十一师来，又帮助各县重建了赤卫军常备营，二十一师又扩充到四个团和两个独立营的兵力。
桂系军阀白崇禧乘红七军主力北上之机，先后纠集两万余兵力，分三路向东兰、凤山等地进攻，妄图一举歼灭红军，一口吞噬我根据地。韦拔群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决定开展狙击战、游击战，不坚守城镇，不打硬仗、大仗。乡村全部实行坚壁清野。当时气势汹汹的敌人虽然占领了东兰县城，却寻找不到红军队伍，没有发生大的战斗，敌人又制定了“分区搜剿”的战术，围剿三山（即西山、中山、东山）根据地。韦拔群指挥红军划分成小组，到处伏击、闪击，相机打击敌人，扰乱敌人后方，使敌人处处挨打。
1931年8月，党中央代表陈道生来到右江，传达了中央关于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指示精神，提出在右江的红军部队必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外线打游击的主张。
1931年10月上旬，韦拔群率领部队东渡红水河，开往都安、河池一带打游击，先后打垮了当地保安部队石化龙和韩彩风匪帮。敌人急忙调遣1，000多人到河东，妄图围歼红军。韦拔群得知情报后，避强击弱，立即带部队挺进到都安和河池交界的弄福、弄耀一带，打击当地的地主武装。敌人追到弄福、弄耀一带时，韦拔群已经率领部队到都安县九顿圩，打垮当地蒙元采民团的两个连，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当敌人尾追到九顿圩，我军又回到弄福一带了。气急败坏的敌人，又增派一个团由河池攻打红军。他们强守红水河两岸各个据点，摆开长蛇阵，妄图在红水河之东全歼红军。这时，韦拔群却突然回到东兰的东山，召开了师党委会议，决定利用敌军集中河东，东兰县城空虚的机会，夺取县城。29日，韦拔群率领部队和赤卫军1，000多人突袭东兰县城，未克，于是乘敌人举棋不定的时刻，率领部队渡到红水河西岸，直捣荫圩、凤凰，打回东兰进到西山弄京了。
韦拔群就这样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声东击西，忽南忽北，穿插在敌人重兵之间，给敌出其不意的袭击，从而粉碎了敌人的大规模“围剿”和进攻，保卫和巩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人民武装不断发展壮大。
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二十年代初，韦拔群经过反复探索，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能够拯救中国的真理，建立起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在党的影响下，他的政治态度总是同共产党的主张相一致，并且努力把党的主张转变为自己的革命实践。他入党之后，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环境再艰险，工作再困难，他都能够奋不顾身，保卫党和人民的利益，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样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韦拔群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就是在党的影响下进行的。他从广州农讲所学习回来以后，无条件地按照党的教导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工作。1926年夏秋，韦拔群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知道陈勉恕、严敏、陈洪涛等同志是党派的人时，就自觉地接受领导。从事农民运动，或者遇到新的政治问题，总是去找陈洪涛、陈勉恕等党员同志商量。1929年8月，韦拔群到南宁出席省农民代表大会时，得知党中央派邓小平同志（当时名叫邓斌）来领导广西党的工作，他十分振奋。他曾对我说：有党中央派人来领导我们工作，我的精神极为振奋，我变得更年轻了，广西的革命前途光明。
红七军在河池整编时，韦拔群主动将二十一师的好干部、好战士两千多人和好枪、好马等都补充到北上的主力部队，表现了他处处从大局出发的精神。
韦拔群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1925年秋，韦拔群创办广西农讲所时，他说自己是“快乐事业，莫如革命”。他常说自己的立场是“人民大众的立场”。他还多次讲过：“革命者要不怕难，不怕死，坚决为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韦拔群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实践的。在环境极端艰险困苦的战争岁月里，韦拔群以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身份同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共同睡山林，钻岩洞，啃野菜，嚼树皮，吞生果，群众亲切地称他“拔哥”。
韦拔群同志的革命坚定性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是很值得学习的，他的历史贡献是值得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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