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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石一枫
我所怀疑和坚持的文学观念
作为写字儿的人,想必都很羡慕那种“天成”的作家,或者“天成”的写作状态。那往往是文学史上的神话——养在深闺或来自深山的单纯男女,从肉体到心灵都一尘不染,有感而发、提笔而就,一出手就是高峰。要不干脆就是孩子,比如7岁的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几成天籁。然而很遗憾,水能提纯、保纯,但人不能,正如大部分人的人格都是滚滚红尘造就的,大部分作家的文学修养也是通过对前人、同时代人的阅读和思考来完成的。绝对的“未曾染尘埃”多半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彻头彻尾的无知。
那么,对于某些既有文学观念的认同、反对以及再思索,也是能够表明一个作家在某一时间段的文学态度的。作为一个也算接受过“科班”文学教育的人,我所接触过的文学观念估计算是比较多的——翻开文学史的课本,就有多少“主义”得记得背呢。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深受此道的熏染,张嘴尽是夹生洋词儿。然而文学史上还有一个规律:刚冒出来时越是离奇、越是振聋发聩的文学主张,往往也越容易变成一阵风的事儿。尤其是写起来以后,才发现一个作家最需要面对的,其实还是那几个自古有之,如今仍在缠斗中的文学观念——也就是那些还在“真实地活着”的文学观念。
首先,我对“小说是一门技艺”这个观念一直持怀疑态度。写小说当然需要琢磨人物,要谋篇,要铸炼语言,也就是说,的确是需要技艺的,而且技艺越精妙越好。同行或者同好们在一起,谈论得最多的好像也是技艺。然而也许是谈得太多了,现代小说的技艺偏偏又越来越复杂,成了门单独的学问,渐渐地就有了点用手段代替目的的意思,好像小说的好坏仅仅决定于技艺,小说几乎可以等同于技艺似的。当然还有另一种逻辑,就是想说的话不好说出来,不想说的别人又逼着说,那么好吧,索性只谈技艺,从此当一匠人也免了苦闷。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觉得如果把小说单纯地等同于一项技术活儿,那还真是有些辱没这个历时近千年才发展成熟的文学体裁。技艺仅仅是写出一篇优秀小说的基础条件,除了技艺之外,必要的因素还多着呢。其次,我也比较怀疑“作家只是为了自己写作”这个观念。要想让作家全为了别人而写恐怕不太现实,真能做到“我手写我心”的作家,往往也有着单纯而高洁的人格,这都是必须承认的事实。但是从小说的基本传播形式来说,它归根结底是一门“我写你看”的艺术,它的主要审美过程,也是让读者看到“别人”的故事。没有了看的,写的人又忙活什么劲呀?还不如述而不作呢。当然,也不能把追求销量的写作等同于为人民服务,读者和作者之间肯定还不是一买一卖这么简单,那其中有着微妙的关系,值得写作的人长期研究。
那么,有必要坚持的文学观念是什么呢?起码在现在这个阶段,我认为小说是一门关于价值观的艺术。所谓和价值观有关,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抒发自己的价值观,二是影响别人的价值观,三是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形成新的价值观。在文学兴盛的时代,前两个方面比较突出,比如古人“教化”的传统,还有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然而到了今天,文学尤其是纯文学式微了,影响不了那么广大的人群了,也让很多人认为过去坚守的东西都失效了。但我觉得,恰恰是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对价值观的探讨和书写才成为了文学写作最独特的价值所在。且不说这是作家对时代和社会所应该负担的责任,就是和影视、游戏这些新兴的娱乐形式相比,文学也恰恰因为远离了大资本、大工业的运作模式,才天生地和思想的自由表达、深度探索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怀疑必然带来割舍和收获,坚持则往往意味着更深的自我怀疑,乃至精神层面的磨砺。在这个时代,真正的怀疑和坚持都并不容易,需要我们在长期的文学实践中验证自己的所思所想。
对于“写现实”的一点想法
因为阅历与学识的限制,我很难从文学史的、理论的层面对现实主义写作说出什么来,那太深奥也太复杂了。但作为一个年轻作家,我还是愿意谈一谈“写现实”,尤其是“写当代中国的现实”这种创作倾向的价值。
这些年来我的写作风格,应该还是比较主动地倾向于贴近现实,反映现实,思考现实。这些词儿比较老套,但也没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当然,无论是个 人能力还是作品质量上,都与那些经典的、标准的现实主义作品差得很远,但比起单纯地追求形式,追求审美趣味的写作风格,我可能还算是比较有意识地贯彻“现实主义”写作的一些原则,也算是尽量对中国社会与社会中“人”的变化保持一定程度的察觉。对于这种写作,我有几个思考的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所谓“现实主义”假如具有持续的生命力的话,那么这种写作方式的核心动力,或者说生命力的源头所在,其实还在于“现实”本身的变化。所谓理论、风格、情调可能都是灰色的, 都是停留在纸面上的东西,但是现实的变化是文学写作能够而且需要不断发展,不断深化,不断出现更好作品的根本原因。举两个例子,我特别喜欢两个作家,一个是老舍,一个是王朔,这两个作家现在说起来都算京味作家,但在我看来,他们又都是标准的“写现实”写得特别好的作家。他们各自有一部代表作品,一部是老舍从教书匠的身份转向职业作家之后,写的第一部小说《骆驼祥子》,大家都知道“傻骆驼”和“虎妞姐”这些经典形象。还有就是王朔的中篇小说《许爷》,小说里有一个典型的形象,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拨儿出租车司机。当时出租车司机还挺贵族的,许爷把他的朋友拉到一个法式餐厅里吃饭,吃饭的时候旁边有一群服务员围着伺候,这对于从“革命年代”过来的人是不敢想象的。当时王朔用了一句话叫:我很清楚地意识到世道变了。我觉得这就是作者对现实的敏锐程度。作家反映现实,反思现实,甚至批判现实的立场都会发生变化,相对于其他文学流派所强调的思想上的变化,哲学上的变化,形式上的变化,或者单一的情感状态上的变化,现实主义相当于从社会历史变化和实际生活的变化直接入手,往往能为文学提供刚出锅的一手材料,这是它能够成为非常有生命力的文学样式的原因。顺便打个比方, 如果再接着写和骆驼祥子、和许爷相似的人物,在今天这个时代,他的形象是不是就应该变成一个滴滴专车的司机了呢?这个司机是不是也有着他不同于前辈的,被他的职业特点所决定的特殊的甘苦呢?
第二个体会,和“用浪漫主义精神照耀现实主义写作”有关。我一直觉得,当我们认识现实的时候,应该还是存在着两个层面,一个是“实然的世界”,就是世界是什么样的,还有一个是“应然的世界”,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一部容量足够大的作品,能够表现的矛盾冲突很多,如利益矛盾、情感矛盾、阶级矛盾, 但更加内在、更加高远的矛盾冲突,往往是“实然世界”和“应然世界”之间的矛盾。这可能是那些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巨大张力所在。比如我们看《悲惨世界》,里面写了法国革命,写了贫困和压迫,写了种种社会不公,这都是实然世界,但在雨果的写作中,还蕴含着一个应然的世界,那里有高尚情怀,有人道主义的博爱,有革命者的一再熄灭又一再燃起的激情。在主人公冉阿让的身上,充满了实然世界与应然世界之间构成的张力。用类似的角度来对比《金瓶梅》和《红楼梦》,两部作品在文学源流上很贴近,但给人的感觉又非常不一样,或许也是这方面的原因,一部只有实然世界,一部还有应然世界。我觉得现实主义除了要看清实然的世界,更重要的也许是应该看清应然的世界。
第三个体会,哪怕是一门心思只写当下现实的作品,肯定也在不断地发展深化。我们今天的现实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或者和20世纪中期以后形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区别肯定是非常大。必须得说,在现代主义哲学、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背景下,人们在认识层面已经有了更多的角度和思考方法。比如说在19世纪认识世界的时候,一说起现实主义,基本上就那么几种思路,一个是狄更斯式的个人奋斗的角度,一个是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的角度,还有就是巴尔扎克的风格,那就是真实记录再现的角度;而在20世纪之后,作家还可以用马尔克斯的角度,用卡夫卡的角度,用萨特、加缪、昆德拉的角度来认识现实。那些所谓反对现实主义的思想流派,其实也促进了现实主义的不断发展。世界在变,认识世界的角度也在变,这些变化都构成了现实主义复杂丰富发展的动力。
说到底,可能还是得强调作家的客观性,以及某种层面上的批判意识,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真正有其内在价值的,直面社会历史以及时代变化的文学 精神。它存在的价值,未见得是为了宣扬什么或者反对什么,而是为了观察什么和思考什么。对于任何一个人、一件事、一个时代,简单地讴歌和简单地反对同样是幼稚的甚至违心的,好作家不可能是那些动画片里的简单的人物性格,如小马虎、喜羊羊、骄傲的将军、没头脑和不高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上,老舍、赵树理、柳青都可以称为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而胡风和秦兆阳即使受到过不公的对待,他们对于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与开拓也已经得到了肯定,哪怕是沈从文和张爱玲,他们也写出了独到的中国现实。今天的一些研究者出于学理或者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不是过分抬高这个就是过分贬低那个,而在文学本身的价值看来,这也许都过于狭隘了。文学研究为了方便可以分门别类,但作家本身没必要按照趣味、观念哪怕仅仅是年龄段去归堆儿站队,这对于正在从事写作的年轻人而言,也许是保持真诚的必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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