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遵循有传承、有来路的写作

张鸿：在一篇创作谈中你说“对已经掌握了一定叙述技巧和有文学底蕴的作家来说，短篇小说是可以写得完美无缺、无暇可击的，可以创造经典作品。”你如何理解小说经典化？

朱山坡：小说经典化仿佛不是作家能干的事情。作家只能向着经典的方向去努力。写出经典作品是每一个作家梦寐以求的理想。朝着经典写，是一个自我训练和超越的过程，是艰难的历险和跋涉。我遵循有传承有来路的写作，我不相信横空出世。经典是有脉络的，像一座座山峰绵延在高原之上。当代作家也许已经写出了经典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需要被发现，需要时间来证明，更需要评论家和读者来指证，依靠媒介和影视等来传播。但仅仅是“发现”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现在的人那么贪新厌旧，仿佛好东西都永远在后面，很少有人回头梳理多年前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名气不大的作家的优秀作品。我们不能把什么都交给时间，时间并不非天然公正和客观，时间只会淹没一切，必须有人站在岸边打捞、辨别、指认，有人对好的东西一直不厌其烦地唠叨。

张鸿：“乡村”作为一个创作母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始终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格非的赵儒里村、苏童的香椿树街，都是立足于乡村背景。当下，中国加剧了乡镇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小说渐渐抬头，大有跻身主流的势头。在写乡村还是写城市这个问题上，您怎么选择？

朱山坡：中国作家大多数是从写乡村开始的，是一种地理现象，也是一种生理现象。我写“米庄”多年，为自己虚构了这么一个地理概念和文学村庄暗暗高兴。“米庄”是个框，什么东西都往里装。后来发现，老是写一个地方，似乎被它框住了，自己有些厌烦，怕自己走不出去了，便开始跳出米庄，往世界上去写。其实，一个作家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是不会被框住的。近年我开始主要写城镇。大城市我还把握得了，从城镇开始吧，也蛮有趣的，几乎是陌生的场景，小时候没有经历过，靠想象，还得事先绘制地图，标明每条街道、小巷，每幢建筑物以及每间店铺。去年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风暴预警期》，写蛋镇，就痛痛快快地写了一个城镇的生活场景。也许下一步我会写县城、省城，攻克更大的地方。城市比乡村更广阔，更繁杂，矛盾更集中，更适合文学生长。乡村日益衰败，或乡村城镇化，完全颠覆了童年记忆和对乡村的想象。虽然说不出再见，但事实上乡村与我们已经渐行渐远，城市小说成为文坛主流是必然趋势。

张鸿：你生活在邻省广西，广东、广西虽然从地域、气候、风土、人文方面都有着诸多的相似，但从你笔下的高州（广东）和米庄（广西）来看，我却读出了寄寓其间的一种情绪化的东西，似乎你对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满怀悲悯？

朱山坡：其实两广的差别还蛮大的，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变迁程度。我家与广东相邻，语言、习俗、观念都差不多，交往十分密切，我们那里的人去广东的高州城比去自己的县城更多，对广东有天然的亲近感。但我老是感觉到我们处于被动的地位，广东人一直在牵着我们跑。我们一直是跟随、适应、融入，努力改变自己，把自己变得像广东人一样。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有时候我们要受气，要被坑，被漠视。比如说几年前一个广东人来到我村承包数百亩地种香蕉，雇了我村里有几个人干了一年多，说好了支付的工资到头来一分未给，地租也没支付，老板音讯全无，一地残老香蕉树还得村里人自己清理。我的一些小说里就写到类似这种现象。广东人让我们学会了很多，好的，坏的，都学会了。我也曾经是众多“学徒”中的一个，小时候跟广东贩子短兵相接，斗智斗勇。乡亲们憨厚中带着狡黠，善良中偶露狰狞。但无论如何，乡村都无法逃脱被掏空、被剥夺、被扭曲、被强行改变的命运。因为身在其中，所以有抗拒，有无奈，有哀叹，有悲悯的书写。

张鸿：在这本《十三个父亲》中，你塑造了十三个不同的父亲形象，“父亲”于你而言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连续书写同一个人物，这是你挑战自我写作极限的方式？

朱山坡：我真实的父亲出身贫寒，备受蔑视，一生毫无传奇性，兢兢业业，却总是时运不济，就一个称职的父亲。身上有许多优点，有很多值得称颂的地方，但我很少去写。我也无意将真实的父亲或其他亲人变成小说中的角色。因为我害怕他们看到，对号入座。我不能用文学损害亲人的形象和感情，即使是无意的也不成。因而，我的小说中的父亲是虚构的。父亲既是一个概念，也是一群鲜活的具象。委琐的、颓废的、窘迫的、粗暴的、伟岸的、深沉的、慈爱的、坚毅的、果敢的、愤世嫉俗的、异想天开的、刚愎自用的……父亲，我恨不能把所有的父亲都描述一遍。我从来没有想过，也无意把“父亲”写成系列。有那么一阵子，让父亲作为小说的角色确实使我的叙述得心应手，竟然不知不觉之间写下了十几个以父亲为主角或配角的小说。纯粹是下意识的，是意外。直到有一天有人跟我说，你写了那么多父亲，会不会让人腻烦？会不会重复自己？这让我警醒。但我回头看了看，情况并不那么严重。众多的父亲性格不一，形象各异，有些还十分有趣，像父亲的模样。这让我放心。

张鸿：在短篇小说《革命者》和《骑手最后一战》中，都有马的形象。前者中的“我”骑着高头大马夺路狂奔，后者中的“父亲”被捆在马背上追寻火车而去。在这两篇小说中，马象征着什么？

朱山坡：在我心目中，马的形象是奔放的、野性的，勇猛的，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它们应该在草原上风卷残云，或在战场上纵横驰骋。它是带领我们逃生的神灵，或是摆渡灵魂的使者。它是多么神圣的生物。我一辈子都渴望拥有一匹马。记得小时候，我第一次见识马，是在村里，从遥远的地方买回来的，高头大马，眼睛明亮，身材健硕，只是有点老迈，被村里人当作耕牛使唤，下田耕地，在众多耕牛中鹤立鸡群。这让我很不爽。有一天夜里我潜入马厩偷偷把它放跑。我以为它会沿着山路，逃离毫无用武之地的山旮旯，回到草原和森林里去。可是第二天在田埂上又见到了它被人呼来喝去，竹鞭子随意落在它的身上，霹啪声远远可闻。带我们逃离厄难，奔向光明、美好和未知的世界，这才是马的使命。在这两个小说中，马被赋予了诗意，像神灵一样存在。我想拥有一匹马。

张鸿：《爸爸，我们去哪里》给人强烈的震撼，亲情在饥饿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你想表达什么？

朱山坡：关于饥饿，祖辈和父辈更有发言权。那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的描述至今仍让我“触目惊心”。小时候，我对一顿肉，一顿无须节制的肉的强烈渴望胜过一切。那些饿了一辈子的老人，临死前如果能吃上一顿肉，他们宁愿提前闭上双眼。而还没等到吃上一顿肉便咽了气的，亲人们要及时将一碗肉放至他的遗体旁边，肉也要一起陪葬。《爸爸，我们去哪里》是我偏爱的一篇小说，估计是小说中围观的人蜂踊而上争夺死刑犯吃剩下的肉这个细节把你吓着了。饥饿时期的爱情、亲情、友情，在肉面前会碎成一地的。小时候我就看到过人们在酒席上对肉的明争暗斗，他们的吃相在今天看来丑陋不堪，可是，谁在意吃相呢？这是几代人的众生相，也是集体的记忆。

张鸿：你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包括父亲、叔叔等亲人在内的“小人物”形象，也有一些残障者的形象，他们有着自己的人生追求，有着对幸福的渴望，但努力过后，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最终变得无奈、麻木，你这种对苦难似乎无处不在的人生书写很残酷，我很想知道你是一种平视的角度来看他们还是以一种俯视的来对待他们？你身居其中吗？

朱山坡：这些小人物都曾经雄心勃勃，但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最终变得无奈、麻木、凄凉，疾病缠身，目光呆滞，别人看来很残酷，但这是无处不在的常态啊。现在回到乡村，看看依然是这样。这是农村人的宿命。我感觉我一直身在其中，至少我的亲人还在其中，代代轮回。也许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但他们依然处于社会的底层和边缘，他们所谓的表面上的幸福生活危机四伏，根本不堪一击。我不能用小说美化他们，更不愿意丑化他们。但我对他们的亲近感从来没有改变。只是有时候我用冷漠和残酷的方式掩饰了我对他们的疼爱与怜惜。

张鸿：我很喜欢你个性化的语言风格，虽然简洁、爽利、节制但内含诸多繁复的元素，有传统写法有先锋精神。当然，也只有语言能表达你想要表达的一切。我认为，从小处说，只有语言可以实现小说形式上的多元化，从大处说，只有语言可以确立作家的创作风格和实现作家的文学理想，这是不争的事实。你如何处理作品语言背后的那些更深层的存在？

朱山坡: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看小说首先看语言。可能有失偏颇。因为小说还得看格局，看气象，看韵味，看故事和细节。有时候，语言会遮蔽内容。但我还是觉得语言是最重要的。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就是风格。语言看重的是准确性和表现力。语言不能干巴巴，必须饱含信息量，能丰富小说的内涵，在叙述中扭转乾坤。有时候，故事和细节不能抵达的地方，语言可以穿透、抚摸，心照不宣地意会语言背后的深刻。

张鸿：作为诗人转而小说创作，除了语言的诗意、美感的强化，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其实，这是一个我很感兴趣的话题，不仅仅是对你的个人创作。

朱山坡：诗人写小说是虚构欲望膨胀的结果。当“真情实感”无法满足诗人的表达欲望时，他们便寻求虚构的方式。我喜欢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喜欢激情表达，诗歌这种形式挺适合我，因此我写了好一阵子的诗。但终于有一天，我想把奇特的想象与现实结合起来，在生活中找到形象的对照，有鲜活的人物、生动的细节和内在的冲突。这是诗歌难以实现的事情。于是我就做起了小说。就表现人物的形象富鲜活与故事的内在冲突而言，小说要比诗歌更合适些。小说和诗歌是截然不同的，诗歌是散发性的思维，讲究跳跃、飞扬，讲究意象、隐喻，诗歌是情绪化、碎片化的呈现；小说讲究逻辑，讲究结构，讲究叙述的节奏，强调可信度和整体性。我本以为诗人和小说家是可以互相转换角色的，但实际上并非易事，我曾经动员过一些优秀诗人也一起玩玩小说，但他们试了几下后便断然放弃了，原因未明，也可能是写小说比写诗辛苦多了。有时候，我把一些故事构思写成诗歌，然后再演绎成小说，蛮好玩的。诗人写小说，除了语言占点便宜外，还有诗人的小说往往弥漫着一些诗意。而诗意，对小说来说实属难得。

张鸿：曾经与作家鲁敏聊天时她谈到她正在写以“城市病”为主题的一个作品系列，对于乡村题材驾轻就熟的作家来说，你如何看待“城市病”这一现象？它与你的“乡村”有冲突和矛盾吗？你如何处理这种尴尬？

    朱山坡：70后作家大多数是从乡村题材开始的，近年似乎不约而同地转向城市题材。我的理解是，对于70后这拨日趋成熟的作家来说，城市题材充满着巨大的诱惑，也充满着挑战。中国城市化进程之快超乎想象，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乡村的人转移到了城市。城市日新月异，人心动荡不安，兴奋、迷惘、孤独，每天都发生着匪夷所思的事情，城市的时代已经来临，对小说家来说，这是难得的机遇。我们不会对眼前光怪离陆、荒诞不经的一切无动于衷。我们试图挣脱对童年记忆的依赖，把目光和触角伸向疑难杂症更多的城市。城市集中地暴露了这个时代的“病”。城市病是作家的心病，是作家的兴奋点。城市与乡村正好有一个强烈的对照，记忆与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反差，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但这不正是小说开始的地方吗？

张鸿：在一篇访谈中你提到“一切以赚钱为目的的文学创作都是耍流氓”，当下文学创作流派颇多，作家身份不同，境遇各异。一些作家专职写作，难免有赚钱方面的考量，毋庸置疑的是，也产生了一些佳作。在这个问题上，你可否详细谈谈你的看法？

朱山坡：那是一个调侃。但也有认真的成分。众所周知，现在最赚钱的是网络文学。网络文学中也有精品，但大多数离“文学”很远。这几年来，官方和民间对网络文学的吆喝声越来越高，有时候，我不觉起疑：对网络文学是不是重视过头了？我并没有贬损网络文学的意思，只是希望更理性更客观一些，不要误导。对于专业作家，把赚钱放在重要位置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只是为了钱而写作，无法苟同。人各有志，自行其是。文学创作也是有初心的，不要写着写着就把初心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