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小时/译
（全文约10000字）
本文译自《The long haul》（《漫漫征途》）一书的第七个后勤案例。该书是《The US Army Large-Scale Combat Operations Series 》（美军大规模作战行动系列）丛书的一部分。
作者迈克尔·j·冈瑟中校，重点讲述了英军在马岛之战中最艰难的后勤行动阶段——“萨顿行动”。全文共分四个部分：1.萨顿之路，介绍了整个作战的背景；2.萨顿计划，介绍了登陆行动的筹划过程；3.在圣卡洛斯水域登陆，介绍了登陆行动实施的过程；4.萨顿行动的教训，总结了该行动后勤保障的得与失。
读者在阅读本文前，可以先浏览公众号之前的一篇文章《复盘马岛战争英登岛部队后勤保障行动（上、下）》，以便对作战全局有更深入的了解，并可相互对照批判，启发一些新的思考。
1982年5月21日晚上，英国第317特遣部队舰队开始向南驶入福克兰海峡，朝圣卡洛斯·沃特方向航行。在这些船只上，经过加强的第3突击旅准备执行“萨顿行动”（Operation Sutton），即东福克兰岛的两栖攻击。可以说，这一行动是英国收复福克兰群岛的关键一步。登陆部队的规模不到阿根廷部队的一半。到达岸上后，英国陆军需要保持行动的步伐，以防止在英军最脆弱的时候，遭到阿根廷军队在滩头上的攻击。皇家突击队后勤团在确保这一结果的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萨顿行动”的成功和由此产生的突破，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该团有能力根据当地情况临时制定和调整其计划。福克兰群岛之战扩大了一支规模不大的小型英国专业军事部队（因削减国防开支所导致）的后勤能力，其最近的安全后勤基地阿森松岛位于距战场4000英里（约6400公里）的地方。后勤人员需要同时支援部队登陆和在岸上建立后勤基地，以便朱利安·汤普森准将的突击队在进入内陆进攻古斯格林和达尔文的阿军部队时能迅速过渡。为支援登陆而制定的后勤计划是假设英军在登陆之前已建立了空中优势，允许在安全环境下按照行政程序由海向岸转移物资和部队。但是，这些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包括“大西洋运输者”号（MV Atlantic Conveyor）在内的几艘英国船只的损失，对运输、补给和医疗后送计划产生了重大影响。
尽管在圣卡洛斯水域的行动是自1956年苏伊士危机以来最大的两栖登陆，但战斗后勤方面仍被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只有一位作者，前美国陆军少将肯尼斯·普里瓦茨基（Kenneth Privratsky），试图在他的《福克兰战争中的后勤：远征战争的案例研究》（Logistics in the Falklands War: A Case Study inExpeditionary Warfare）一书中记载整个战役的后勤工作。[1]该战役的后勤方面是值得详细叙述的。从最初在英国动员到最后在福克兰群岛上超过11000名阿根廷士兵和海军陆战队投降，在英国收复福克兰群岛行动的每一个阶段都对后勤提出了不同的挑战。尽管需要一些背景信息来确定皇家突击队后勤团在战役中的作用，但本文仅涉及1982年5月21日在圣卡洛斯水域第3突击队（加强）最初的两栖登陆行动。在该行动中，英军通过努力建立后勤滩头阵地，以支持进一步攻击斯坦利主要的阿根廷驻军。这个代号为“萨顿行动”的特定阶段，可以说是后勤行动中最困难的阶段。对于支援登陆作战的后勤人员来说，它既代表了计划和执行的交叉点，又代表着海上作业向岸上作业的过渡。它着重指出了支援强行进入行动时后勤面临的挑战。在这一行动中，后勤人员要在滩头无基础设施依托的条件下行动，而且还得不到占优势的空中力量的支援。
“萨顿行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可以从中研究最恶劣条件下后勤的作用。皇家突击队、陆军和皇家海军后勤人员协调行动，以支援陆军对东福克兰岛采取决定性行动。这是他们自冷战后半段以来，第一次在缺少西方军队一贯享有的优势下执行任务。在福克兰群岛，后勤人员在没有港口设施和空军基地的情况，下进行了战区的开辟、接收、集结和向前线机动。他们执行这些行动时，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并缺少空中优势。最后，他们还缺少大量的承包商队伍来帮助开辟战区。英军在8000英里长的补给线末端，与一个在地面和空中具有数量优势的旗鼓相当的敌人展开了“萨顿行动”。
尽管计划中的许多假设从未实现，但英国在圣卡洛斯的登陆及其后勤支援，最终取得了成功。通过保持对阿根廷防御部队的进攻势头，后勤人员扩大了任务部队的行动范围。[2]他们制定了适应性很强的计划，将保障的所有要素整合在一起，对作战需求进行了预判和快速响应，并且可以在由海到陆运输的同时为完成任务提供连续的保障。此外，当英军因空中优势丧失而导致计划改变时，后勤人员的表现证明了他们的计划很有生命力，并能够根据战场条件变化而随机应变。
一、“萨顿”之路
1982年4月1日晚上，阿根廷军队进行了“罗萨里奥行动”（Operation Rosario），从英国人手里抢占了福克兰群岛。他们的行动迅速而果断。伦敦的国防部（MoD）在第二天就收到了这些岛屿向阿根廷投降的消息。有趣的是，收复群岛的决定是在阿根廷入侵之前做出的。在3月31日晚上，英国国防大臣约翰·诺特（John Nott）请求与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举行会议，讨论南大西洋的情报。在会议期间，他毫不犹豫地指出，象征性地驻扎在岛上的皇家海军陆战队现有部队无法捍卫福克兰群岛。此外，他还认为英军缺乏收复这些岛屿的能力。[3]意外的是，第一海军大臣海军上将亨利·里奇（Henry Leach）打断了这次会议，并向首相提出了军事建议：他可以在48小时内派遣一支特遣部队，执行一个最终任务——“尽快使阿根廷部队从福克兰群岛及其附属岛屿撤离，并在那里尽快恢复英国政府的行政管理。” [4]
战争之初，英国军方刚开始了新一轮的国防裁减。英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和遏制苏联影响的全球战略的承诺，仍然是撒切尔政府的头等大事。[5]尽管1981年的国防白皮书《前方的道路》（The Way Forward ）指示皇家海军要在南大西洋进行长期力量投射演习，并意识到维持海外责任的重要性，但它同时也清楚地确定了对西欧的承诺，优先于包括福克兰群岛在内的大多数外围利益。[6]
然而，当裁军计划的具体规定实施后，随着其力量投射能力的减弱，国防部似乎需要逐渐放弃其承诺。作为皇家海军裁减的一部分，英国现存的两艘航母之一“竞技神”号航母（HMS Hermes），被指定退役。在未来的几年中，海军还将冒着风险使两栖攻击舰“无畏号”和“勇猛号”退役。他们的考虑是，如果英军需要这些舰艇的能力，则北约联军的其他成员也可以弥补任何兵力不足。[7]再加上8000至10000名军官和海员的人员裁减，南大西洋的长期兵力投射将难以维持。换句话说，政府已选择“以牺牲公海的投射能力为代价，转而高度重视中央方面军（Central Front）的威慑力。”[8] 国防大臣诺特正确地指出，英国阻止阿军在南大西洋侵略的能力，在15年前就开始下降了。[9]
在圣卡洛斯登陆期间，第3突击旅的后勤支援主要由突击旅后勤团（Commando Logistic Regiment）提供。在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该团由皇家海军陆战队中校伊瓦尔·赫尔伯格（Ivar Hellberg）指挥。[10]该单位由突击队、陆军和皇家海军组成。与大多数英国后勤单位不同，该团基本上是模块化编组的，并编配有一支部队专门为三个突击群（commando groups）提供支援。它还有建制的医疗、运输、军械和高级维修（车间）中队。[11]这些中队接受训练，以支援从陆地或海上发起的地面行动，并部署了30天的战斗补给品（combat supplies）和60天的其他补给品。由于将运输中队留在英国的决定，该团只将346名士兵和军官一起部署到了福克兰群岛，约占该团编制数的55％。此外，油料部队只是一支预备役部队，在特遣部队出航之前仍未被激活启用。然而，该团增加了三个外科手术支援队（surgical support teams，SST）。[12]
尽管该团的部署力量不足，但仍需要支援一支加强的突击旅。最初，该旅接收了第3营、伞兵团第3营、由皇家蓝军骑兵团组成的中型侦察部队（装备了弯刀和蝎子轻型坦克），以及一支配备了12枚“长剑”地对空导弹系统的炮兵连。当特遣部队在阿森松岛进行集结和重组时，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决定增派更多部队，来防止可能的军事失败。他们增加了第2营、伞兵团第2营、另一个105毫米炮兵连、额外的工兵以及第3突击旅建制内的医务人员。这项决定使该特遣部队的人数增加到约5500人，大约是阿根廷特遣队的一半。这些增加的部队都没有与突击队组织过联合训练，后勤团也从未接受过训练以支援这种规模的部队。[13]
突击队后勤团刚刚于4月1日从挪威进行的为期三个月的冬季演习中返回。第二天一早，赫尔伯格中校就收到了通知，要求动员他的部队部署到福克兰群岛。在接下来的三天中，该团要努力将为期30天的战储物资，从全英国的仓库转移到该国南部的港口。由于动员令是在周末假日下达的，该团不得不在没有英国铁路公司支持的情况下完成任务。他们已装载了后勤登陆舰（LSL）和皇家舰队辅助船（RFA），并准备在4月5日（星期一）中午之前提前起航。[14]该团在部署过程中出现的唯一障碍是有些事他们无法控制。通常，30天的额外战储物资会存储在一艘皇家舰队辅助（RFA）船上（部署在海上）。该船每三年进港一次以进行维护，并为此将物资转移到新船上。不幸的是，福克兰群岛危机正好赶上了维护期，导致新船无法及时驶向特遣部队。[15]
特遣部队其余的装载工作也未能顺利进行。政府需要增加使用民用船只，以支援特遣部队的机动和保障。这些民用船舶是通过“征租商船”（STUFT）项目获得的。许多船需要改装后才能作为军事编队的一部分参加行动。一艘名为“MV Elk”号的商船被指定为弹药船，并携带了数千吨弹药以支援首次登陆作战。[16]尽管承包商和军事专家改装了这些船，但部队仍疯狂地挤满了他们的货舱、公共区域甚至物资存储的过道。当第一批“征租商船”（STUFT）在4月9日开始向南航行时，很少有人清楚各类补给品都装在哪里。留在英国或后来被确定为必需的补给品，在特遣部队4月19日抵达之前，被空运到了阿森松岛。11天后，当舰队从阿森松岛起航时，后勤人员已经完成了部分补给品的交叉装载，以支援福克兰群岛的行动。
二、“萨顿”计划
当英国人向南航行时，拟制作战计划的参谋们知道，地形和天气条件有利于阿根廷军队。福克兰群岛的地形并不利于军事行动。岛上的地形主要由泥炭沼泽和松散的岩石组成。战争爆发时，在几处零散的定居点之外几乎没有道路，因此指挥员决定将大部分建制内的车辆留在英国本土。这些影响因素意味着，部队一旦上岸，士兵将主要通过步行或乘直升机机动。但是，这种运输方式有其自身的危险。这些岛屿上几乎没有树木来掩护部队的行动，这使他们容易受到攻击。此外，饮用水源很少，这意味着士兵携带着全部负载穿越充满挑战的地形时，需要频繁再补给。此外，英军正在驶入南大西洋的冬天。伍德沃德和其他军事领导人认为，只有6月中旬之前的时间都可以利用，再往后天气将恶劣到不允许行动。随着天气的恶化，士兵的负担和后勤需求也将增加。[17]
在从英国到阿森松岛的机动途中，参谋们在信息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拟制了大部分作战计划。船上实行了严格的无线电和通讯管制。当“无畏”号上特遣部队的领导层正在筹划从哪里登陆时，后勤团长赫尔伯格的参谋们则在另一艘船上，为部队上岸后的保障，生成了两种灵活的选项（方案）。
第一种选项可以支援整个旅登陆，以建立独立的滩头阵地。登陆部队将从两艘后勤登陆舰接收装备和补给。其中一艘在近海支援登陆部队，另一艘在海上禁航区（TEZ）以外的远海待命。[18]每艘后勤登陆舰都将携带登陆部队两天的日战斗补给定额（DCSR）。当在近海支援的后勤登陆舰上的物资用尽时，它会与远海待命的登陆舰进行轮换，然后重新从物资运输舰“Elk”号和皇家舰队辅助船“Stromness”号那里获得新的补给品，并做好替换战斗区域内的后勤登陆舰的准备。选项二安排了一艘后勤登陆舰，携带8天的日战斗补给定额（DCSR），以支援一个突击群在两个位置的独立登陆。
在这两种选项中，都需要尽快在岸上建立岸滩支援区（BSA）。被支援的单位需要自己“领走”（Pull）补给品。大多数补给仍将呆在海上，因为英国人设想，在执行登陆之前他们将建立空中优势。所有的伤亡人员将被疏散到医院船“堪培拉”号上（船上部署了两支外科手术队（英军共有三支））。[19]特遣部队领导层于4月10日批准了这两个方案。[20]
最终，航母战斗群特遣队司令桑迪·伍德沃德海军少将、两栖特遣队司令官迈克尔·克拉普海军准将和登陆部队特遣队司令朱利安·汤普森陆军准将选择圣卡洛斯水域作为首次登陆点。三名指挥官认为该地区对英国有利，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该水域有多个海滩，方便人员和装备登陆，并允许他们向内陆机动。海湾附近岛屿的特殊地形，使阿根廷飞行员很难用飞鱼导弹将英军船只作为攻击目标，而一旦英军登陆部队建立滩头阵地，海滩周围地区将对英军十分有利。此外，阿根廷人在圣卡洛斯缺乏重要的军事力量，而它距斯坦利较远的距离，也阻止了阿军对海湾守卫部队的迅速增援。317特混舰队司令约翰·菲尔德豪斯海军上将于5月8日批准了他们的建议。值得注意的是，该计划没能将参与行动的分支机构或者后续行动考虑在内，没有考虑到英国人无法获得空中优势且后勤计划遭到破坏的情况。[21]
一旦登陆地点被选定，后勤人员就无需大幅度更改其批准的行动进程。后勤人员需要10天时间来将补给品运上岸。这些补给品用来支援已突破上岸的突击队。后勤团团长赫尔伯格在5月12日完成了他的后勤支援设想。他表示，他们的计划必须“足够灵活，以充分应对可预见的事件并能够对意外事件做出反应。” [22]后勤登陆舰是第三梯队的一部分，大约在首波登陆后4小时上岸。
圣卡洛斯水域对英军来说既有利也不利。在最初的卸载过程中，后勤人员可以利用地形提供的保护来集中其船只。登陆地点由于受到地形良好的保护，水势比较平缓，这有助于使用多功能浮箱（mexeflote）驳船和登陆艇将人员和补给品迅速卸到海滩上。但是，最大的登陆海滩阿贾克斯湾（Ajax Bay）缺乏足够的空间，来较好地建立岸滩支援区（BSA）。在该BSA中，补给品的有效间隔有利于再补给行动，并能提高遇袭时的生存能力。此外，海湾上只有一个固定建筑，一个废弃的羊肉冷冻工厂。[23]
三、在圣卡洛斯水域登陆
尽管在最初的着陆过程中有两个小时的延误，但两栖突击行动基本上按计划执行了。特种部队在斯坦利和达尔文的牵制攻击，以及福克兰海峡的恶劣天气条件，在阿根廷守军中造成了足够的混乱，保证了出其不意的效果。滩头阵地因日出的掩护而变得安全，后勤人员正忙于在阿贾克湾（Ajax Bay）建立岸滩支援区（BSA）。五艘后勤登陆舰锚定并分散排列，以方便卸载。克拉普（Clapp）准将在圣卡洛斯水域的西端，建立了一条由六艘战舰组成的警戒线，以保护这些后勤支援舰。[24]
不幸的是，掩盖登陆的薄雾在清晨消散了。阿根廷守军派出了50多架次的战斗机攻击英军船只。当天结束时，警戒线上的六艘船中有五艘遭受了破坏，其中一艘英国皇家海军舰船“Ardent”号正在沉没。
克拉普准将命令大型民用船只离开海峡，驶向禁航区（TEZ）的边缘。新的命令对原先的后勤支援设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民用商船中包含了地面部队前48小时作战所需的大部分补给品，而且三支外科手术队中的两支在“堪培拉”号医院船上。幸运的是，其中一只外科手术队带着有限的外科手术设备上了岸。这些船只的离开，使后勤人员只在后勤登陆舰上装载了两天的日战斗补给定额（DCSR）。结果，后勤团必须立即开始向登陆部队提供口粮和弹药，而不是在最初的48小时内集中精力巩固其在阿贾克湾的基地。[25]
5月24日，阿根廷飞行员瞄准了后勤基地，进一步影响了海滩上的后勤人员原先的支援设想。六艘后勤登陆舰中的三艘（包括刚到达福克兰群岛的“Sir Bedivere”号）被炸弹击中，但炸弹白天未能引爆。“Sir Galahad”（加拉哈德号）和“Sir Lancelot”号着火，Galahad号的船员不得不将船搁浅以挽救它。Galahad号只停用了一个星期，而Bedivere号的维修则用了三个星期。[26]
克拉普和伍德沃德断定，在缺乏英国空中优势的情况下，维持浮动保障基地的计划已不能接受。[27]船舶停靠在了禁航区外围，而不是他们原先应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里能提供额外的保护。后勤团长赫尔伯格让装有必需补给品的后勤登陆舰前出，以支援突击旅。但是，一艘后勤登陆舰从其停留位置航行到阿贾克斯湾，大约需要20个小时。较长的航行时间使得对所需物资的预测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它们需要从民用船上交叉装载这些物资。特遣部队领导层与汤普森突击旅之间的新安排使人们感到沮丧。伍德沃德的参谋们不明白，突击队为什么没有移出岸滩桥头堡。反过来，汤普森准将继续强调，在后勤团建立足够补给来支援前进行动之前，没有理由推动部队前进。[28]
然而，在将补给品运上岸的问题中，阿根廷的空袭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最主要的是缺少专用的搬运资产（设备）。当后勤人员开始建立岸滩支援区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在与该旅的其他单位争夺直升机和登陆艇的使用权。根据英军两栖作战条令的规定，克拉普准将这些搬运资产的数量，保持在他所需要的水平上，并且他的参谋有优先使用权。后勤团长赫尔伯格回忆道：由于后勤部队的后勤性质，他们的使用需求通常排在优先级的最后。[29]这个问题使领导层陷入了一个有趣的困境中。建立岸滩支援区并预置足够的补给品以支援突击行动，是允许突击队过渡到行动下一阶段的必要条件。但是，特遣部队领导层把后勤对运输资产的需求摆在较低的优先级，实际上阻碍了行动进程。战争结束后，赫尔伯格争论道：如果英国人再打一次与此类似的战争，那么后勤人员必须拥有专用的运输资产。[30]
赫尔伯格的后勤人员在建立岸滩支援区（BSA）时遇到的另一个问题与燃料有关。将燃料分发给各种发电机、“长剑”导弹系统以及运往福克兰群岛的少量车辆，都需要依靠5加仑（约20升）的扁提桶。虽然设想是用一个空扁提桶置换一个装满油的桶，但这种想法不太切合实际也不可靠。此外，通常用于在多功能浮箱上运送燃料的软体油囊（译注：类似于50/100立方米的软体油囊）容易受到敌机的低空扫射（译注：展开面积过大，目标太明显），因此该后勤团只能依靠较小的硬质油桶（译注：可能是200升油桶）来运送燃料。一旦将燃料转移到岸上的油桶中，后勤人员就必须使用手摇泵来给扁提桶加油。
5月25日发生的事件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问题，当时阿根廷飞行员用飞鱼导弹击中了“大西洋运输者”号。它是一艘征用的集装箱船，被改装成类似直升机航母的飞机运输和起降平台，搭载了“鹞式”垂直起降飞机和直升机。值得一提的是，它携带了指定用于支援东福克兰群岛登陆行动（包括补给物资运输）的大多数直升机。该船还携带了登陆部队的所有帐篷、开辟鹞式飞机临时跑道（在圣卡洛斯水域）用的材料（道面板）、弹药、后勤保障车辆、燃料处理设备、海水淡化设备和发电机。此外，它还携带了用于维修固定翼和旋翼飞机的大多数修理零备件。当“大西洋运输者”号沉没时，除了一架“支奴干”直升机外（导弹攻击时它正好处于空中），船上其他所有装备物资都随之葬身大海了。
5月27日，一架阿根廷“天鹰”（Sky Hawk）袭击了岸滩支援区（BSA）。飞行员投下了12400公斤的减速炸弹（降落伞减速）。其中四枚爆炸，炸死6名突击队员，打伤26人。其中一枚炸弹击中了弹药收容区（Ammunition Holding Area），在整个晚上的其余时间里，爆炸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已被直升机运走（吊挂）的大部分这种弹药，被分配给了第2伞兵营，以支援第二天对驻古斯格林的阿根廷守军的攻击行动。最后，三枚未爆炸的炸弹击中了配置在废弃羊肉冷冻厂中的救护站。突袭时，不仅外科医生和医务人员正积极地处理伤亡人员，而且大多数高级后勤人员都聚集在建筑物里参加日常后勤会议。这次袭击对于已登陆后勤部队的努力几乎是灾难性的。然而，汤普森准将后来称赞了赫尔伯格为第二天的攻击行动所作的努力。赫尔伯格十分从容地恢复了秩序并积极处理突发事件以支援作战行动。[32]
最终，政治因素胜过了当时的军事形势，决策者同意执行进一步的突破行动。撒切尔政府对维系国际社会的支持十分关注，因此他们对东福克兰岛的无所作为感到不安。尽管突击队后勤团还没有为即将到来的突破行动做好准备（将所有补给品转移到岸上），但汤普森准将还是被命令展开下一阶段的行动。
5月28日，第2伞兵营攻击了阿根廷在古斯格林和达尔文的部队。间瞄火炮炮弹（主要是105毫米高爆弹和81毫米迫击炮弹）的消耗，超过了计划消耗定额的四倍以上。由于在进行突破行动时所有补给品都没有上岸，第2伞兵营在战斗中耗尽了仅有的105毫米弹药，而岸滩支援区（BSA）的食品和医疗设备等补给品，已减少到只剩几天的储备量。[33]
古斯格林的阿根廷守军在战斗第二天就投降了，这减轻了后勤系统的部分压力。到6月初，团长赫尔伯格已经开发了一套保障体系，来支援在岛上其他地方开展的作战行动。阿贾克斯湾继续用作岸滩支援区（BSA），直到6月14日阿根廷投降之后。该团在阿贾克斯湾卸下了超过9080吨的战斗补给品，其中包括3500吨弹药和1200吨口粮。他们还额外运送了9080吨油料。在阿贾克斯湾废弃的羊肉工厂内，医疗中队处理了的202例外科手术和710例轻伤。只有三名士兵在到达救护站后死于创伤。[34]尽管登陆第一天赫尔伯格最初的支援设想就宣告失败，但后勤人员克服了困境，改变了战场条件，让第3突击旅保持了进攻行动的步伐。战后，赫尔伯格把这次行动的成功归功于他的士兵们：“毫无疑问，即使在这种性质的有限战争中，计划也会随时改变，成功或失败（包括后勤领域）通常取决于我们一些最年轻、最没有经验的士官（NCO）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决心。”[35]
四、萨顿行动的教训
根据Hastings对战争的描述，圣卡洛斯水域的战斗是战争的决定性时刻。这是英军行动可能陷入困境的最后一个关键点。[36]在夺回岛屿的行动中，包括伍德沃德在内的数名军事领导人表示，特遣部队的失败是“一个重大不幸”(“one major mishap” )。[37]严格意义上说，对“共同作战”（Operation Corporate，英军的行动代号）几乎是失败的判断，在战术层面上是正确的。英国人面临的大多数挑战，是其向本土8000英里外派兵以及与之相关的后勤挑战所固有的。假如英国人在“萨顿行动”期间经历一次重大灾难，整顿工作将需要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大西洋运输者”号的损失以及对岸滩支援区（BSA）和后勤登陆舰（LSL）的攻击，可以很容易地破坏后勤系统，从而使阿根廷人得以巩固他们的防御。
国防部于1982年12月向议会提交了最终报告，内容是关于“共同作战”中汲取的教训。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后勤支援是一项重大成功。[38]根据陆军的条令，“成功的维持计划将扩大作战范围，防止战争顶点到来或主动权的丧失，管理好任务过渡期，抓住可能的机遇，以及降低风险。”（“a successful sustainment plan will extend operational reach,prevent culmination or loss of the initiative, manage transitions, exploit possible opportunities, and mitigate risk.”）[39] 赫尔伯格的后勤设想（以及后来对战场条件的调整）都符合这些标准。即使出于政治考量而加速了从圣卡洛斯的突围行动，他的后勤部门也保证了汤普森准将的行动自由，而不受后勤因素的束缚。当然，后勤团刚刚从挪威的冬季演习中重新部署，这一事实使他们在前往福克兰群岛时接受了充分的训练，这有助于他们在福克兰群岛的表现。
但是，从“萨顿行动”也可以看出，突击队在训练方面仍有一些不足。在挪威和北约其他地方进行的年度演习未能模拟战场的开辟（theater opening）。后勤团的后勤登陆舰航行到一个港口，并以行政方式而非战斗方式卸载了他们的车辆和设备。结果，后勤登陆舰的船长们没有训练过将船冲上岸滩（beaching）以便于卸载。在“萨顿行动”期间，克拉普准将决定不让后勤登陆舰上滩，因为船员没有接受过这类训练。[40]相反，后勤人员不得不将补给品装载到多功能浮箱驳船和通用登陆艇（LCU）上，并将其摆渡到岸上，然后卸下。这些额外的步骤消耗了宝贵的时间。这些时间本可以使岸滩支援区（BSA）更好地发挥作用。尽管英国在战时可以依靠征租商船（SFUFT），但却未让他们参与部队的演习。因此，他们未能发现民用船上的货舱门明显比浮箱驳船高。尽管后勤人员在“萨顿行动”期间临时搭建了坡道以解决该问题，但缺乏战场条件下的训练使这些问题在战争中出现成为必然。负责总结战争教训的国防部委员会（MoD Committee）抓住了这个问题，并通过向造船厂指派顾问，就船舶的未来设计进行了纠正，以帮助其快速改装。最后，在战术层面上，突击队和后勤人员发现，实际弹药消耗率超出计划消耗率（计划消耗率是根据训练经验制定的）的400％至500％。[41]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突击队最近没有进行旅一级的演习导致的，更不用说加强旅了。
值得注意的是，皇家后勤团尽管没有与英国陆军进行过相关训练，但在支援联合部队方面几乎没有问题。后勤团的组织结构为这一能力提供了部分解释，因为赫尔伯格的每个保障部门都有可以提供专业知识的专家。唯一的例外是“长剑”防空导弹。很少有后勤人员熟悉该系统，并在运输、燃料消耗和维修备件方面大大低估了它的需求。结果，作为一个关键系统，“长剑”防空导弹在部署后三天（D+3）也没能运转起来。但是，与其他一些问题一样，“长剑”系统也从未被纳入训练演习中。[42]
如果阿根廷人能等到一两年后入侵这些岛屿，那时《诺特》（Nott）防务削减计划已经得到全面实施，那么“英国人拥有军事能力收复岛屿”将是值得怀疑的。赫尔伯格强调道：“如果没有足够的海运吨位、直升机和空中力量，就无法进行或维持这种作战行动。这是一场险胜（势均力敌的战斗），即使是一年后，我们也不可能从逻辑的角度来预期这次行动的结果。”[44]尽管委员会同意更换战争中受损的两艘后勤登陆舰，但新船缺乏在海滩上卸货的能力。后勤团成功进行这种远征行动的部分原因，是后勤系统中的冗余。赫尔伯格的支援设想只需要4艘后勤登陆舰来支援登陆，但是如果军方没有向福克兰岛派遣6艘后勤登陆舰，那么5月24日Galahad号和Lancelot号的暂时损失，可能对后勤保障造成灾难性影响。同样重要的是未来对直升机的采购。后来购买的支奴干（Chinooks）直升机的旋翼不能折叠，在船上部署的能力被削弱，这使其无法用于类似的作战行动。[45]诸如以上这些事例，在战争教训总结中都被忽略了。
后勤人员和军事领导人对“萨顿行动”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因为他们为可能的突发事件做了准备。两栖作战是最复杂的作战计划之一，突击部队在后勤方面承担了重大风险。这场战斗在战术和战略层面都产生了教训。对于在战术部队服役的后勤人员而言，赫尔伯格制定的灵活的保障计划，使指挥官的自由机动成为可能，这是值得研究的。不断变化的作战环境给后勤带来了压力，但并没有摧垮它。但是，这也起到了警示作用。后勤人员应努力在实战化条件下训练其任务的每个部分，并带上所有将要在战时使用的装备系统。此外，由于强行介入远征行动很可能是联合性质的，因此应提倡联合作战环境下的演习演练，以更好地测试这些系统。“萨顿行动”还表明，需要有力的应急计划，包括制定动员计划。在战略层面，后勤人员需要清楚地知道未来采购和防务削减（贯穿后勤保障）中的风险和机遇。随着人们对太平洋战区可能发生的意外冲突重新燃起兴趣，可以想象，一支联合部队将可能在距后勤基地数千英里之外与劲敌作战。（全文完）
注释：
1. The current body of literature includes a number of pieces that discuss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war. The definitive accounts of the campaign include Lawrence Freedman’s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Falklands Campaign from the British perspective, while the Argentine narrative was told in Ruben Moro’s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 Atlantic Conflict and the Informe Oficial del Ejercito Argentino’s (Argentine Army) Conflicto Malvinas. Several British politicians involved in the War Cabinet captured their memories of the war in biographies, archives, or books including Prime Minister Margaret Thatcher’s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and 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fence Sir John Nott’s Here Today, Gone Tomorrow. At the tactical level, military leaders documented their perspective of the war in memoirs before official records were available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Admiral John “Sandy” Woodward’s One Hundred Days: The Memoirs of the Falklands Battle Group Commander, Commodore Michael Clapp and Ewen Southby-Tailyour’s Amphibious Assault Falklands: The Battle of San Carlos Water, and Brigadier Julian Thompson’s 3 Commando Brigade in the Falklands: No Picnic described their roles as commanders of their respective task forces. Several other subordinate military leaders wrote books about their experience during the 74-day war. All of these works generally contribute to the narrative that the war was closely fought.
2. Joint Publication (JP) 3-0 defined operational reach as “the distance and duration across which a unit can successfully employ military capabilities.” 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3-0, Joint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17 January 2013), GL-13.
3. John Nott, Here Today, Gone Tomorrow (London: Politico, 2002), 257–59.
4. Lawrence Freedman,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Falklands Campaign II (Abington: Routledge, 2005), 193.
5. 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fence, The United Kingdom Defence Programme: The Way Forward, Command Paper 8288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HMSO, 1981) 3–5.
6. 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fence, 11.
7. The Fearless and the Intrepid were the only two Landing Platforms (Dock) still in service in the Royal Navy. Each ship was outfitted with four Landing Craft Utility to facilitate the landing of troops. The Intrepid was already in dock awaiting decommissioning when the war broke out, and it took nearly two weeks to return the ship to service. Gregory Fremont-Barnes, A Companion to the Falklands War (Stroud, Gloucestershire: History Press, 2017), 90–92, 147–48; Hansrad House of Commons Debate 8, 7 July 1981, col. 280.
8. James Wyllie, The Influence of British Arm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4), 90.
9. Other measures signaled a shift away from the South Atlantic, including making the Commander in Chief, South Atlantic position redundant; the closure of the naval base in South Africa; and the withdrawal of a frigate permanently stationed in the South Atlantic. Following the 1976 crisis with Argentina, the government decided not to extend the runway in the Falklands to accommodate larger military aircraft. Nott, Here Today, 254–255; Peter Beck, “Britain’s Antarctic Dimens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59, no. 3, Summer 1983, 429.
10. The regiment’s command rotated between the Royal Marines and the British Army.
11. In many aspects, the regiment’s organization was similar to the modern US Army Brigade Support Battalion.
12. Due to the restrictive terrain on the islands, most units left their wheeled vehicl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Hellberg insisted on bringing the Regiment’s Bv202 over-snow tracked vehicles, 9 forklifts, and 10 fuel-podded 4-ton trucks. He successfully argued for some additional personnel to join the Regiment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to form a BSA defense company. Ivar Hellberg, “An Experience with the Commando Logistic Regiment Royal Marines,” in The Falklands Conflict Twenty Years On: The Lessons of the Future, eds. Stephen Badsey, Rob Havers, and Mark Grove (London: Frank Cass, 2005), 111, 114.
13. Julian Thompson, 3 Commando Brigade in the Falklands: No Picnic (Barnsley: Pen & Sword Military, 2008), 27.
14. Ivar Hellberg, “Falklands Logistics: Have We Learnt the Lessons and Could We Do It Again Today?” The RUSI Journal 152, no. 3, June 2007, 61.
15. Valerie Adams, “Logistics Support for the Falklands Campaign.” The RUSI Journal 129, no. 3, June 1984, 45.
16. The decision to load the Elk with the majority of the ammunition was one of necessity. The voyage south to the Falklands was rough and some of the ammunition was dislodged from its pallets, which then hindered the efforts to cross-load it with other ships at Ascension. The fact that the Elk had most of the ammunition had severe consequences after Clapp ordered the SFUFTs to leave San Carlos Water when the British failed to gained air superiority. “MV Elk” Annex G to HQ 6/8/82 (10 May 1982), Records of the Admiralty (AD) 202/805; Kenneth L. Privratsky, Logistics in the Falklands War: A Case Study in Expeditionary Warfare (Barnsley: Pen and Sword Military, 2014), 42, 77.
17. The mid-June timeline was derived from a combination of weather and maintenance issues. Many of the ships in Task Force 317 had been at sea for an extended period and needed maintenance. One aircraft carrier, HMS Hermes, was rushed out of scheduled maintenance to join the Task Force and the other, HMS Invincible, sailed part of the way to Ascension with a broken propeller shaft. Thompson, 3 Commando Brigade in the Falklands, 27; Sandy Woodward, One Hundred Days: The Memoirs of the Falklands Battle Group Commande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82, 92–94.
18. The British government declared a Total Exclusion Zone of a 200-nautical-mile circle around the Falkland Islands. Any aircraft or ship inside the zone was assumed hostile. Fremont-Barnes, A Companion to the Falklands War, 285–86.
19. The Canberra was an important piece of the medical evacuation plan. The British converted a civilian cruise ship, Uganda, into a hospital ship by add ing laboratories and surgical suites, as well as modifying the decks to accommodate helicopters. However, the Uganda was kept outside of the combat area in a “Red Cross box” with the Argentine hospital ship.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stated that any casualties evacuated to these ships could not return to duty. Therefore, the Canberra had to take all minor casualties. Hellberg, Falklands Conflict, 113–114; Privratsky, Logistics in the Falklands War, 97.
20. “Commander’s Diary, Commando Logistic Regiment Royal Marines, 2 April 1982–28 June 1982,” 10 April 1982, ADM 202/850
21. “Commander’s Diary, Commando Logistic Regiment Royal Marines, 2 April 1982–28 June 1982,” 10 May 1982; Privratsky, Logistics in the Falklands War, 103.
22. “Operation Corporate – Log Concept of Support,” 12 May 1982, ADM 202/857.
23. “Operation Corporate,” ADM 202/857.
24. “FALKREP 3,” 22 May 1982, ADM 202/866.
25. Michael Clapp and Ewen Southby-Tailyour, Amphibious Assault Falklands: The Battle of San Carlos Wate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6), 146–47.
26. “SITREP 24/02,” 24 May 1982, ADM 202/866; Clapp, 173.
27. Clapp and Southby-Tailyour’s Amphibious Assault Falklands, 172–73; Hellberg, Falklands Conflict, 117.
28. Max Hastings and Simon Jenkins, The Battle for the Falklands (London: Pan Books, 1997), 252–253; Thompson, 3 Commando Brigade in the Falklands, 75.
29. Hellberg, “Falklands Logistics,” 61.
30. Hellberg, Falklands Conflict, 126–27.
31. “SITREP 26/01,” 25–26 May, ADM 202/866.; Freedman,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Falklands Campaign II, 481–82.
32. Commando Logistic Regiment Royal Marines: Annual Historical Diary, 27May 1982, ADM 202/912; Hellberg, Falklands Conflict, 118–119; Thompson, 3 Commando Brigade in the Falklands, 91–92.
33. “Op Sutton SITREP 28/01,” 27–28 May 1982, ADM 202/866; Hellberg, “Falklands Logistics,” 62–63.
34. Hellberg, “Falklands Logistics,” 63.
35. Hellberg, Falklands Conflict, 117.
36. Hastings and Jenkins, The Battle for the Falklands, 262.
37. Woodward, One Hundred Days: The Memoirs of the Falklands Battle Group Commander, xvii.
38. 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fence, The Falklands Campaign: The Lessons, Command Paper 8758, (London: HMSO, 1983), 25–28.
39. Department of Army, Army Doctrine Publication 4-0, Sustainment (Washington DC: July 2012), 11.
40. Privratsky, Logistics in the Falklands War, 97–98.
41. Adams, “Logistics Support for the Falklands Campaign.” 47; 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fence The Falklands Campaign, 25–28.
42. “SITREP 26/01,” 25–26 May, ADM 202/866; Privratsky, Logistics in the Falklands War, 39.
43. Stuart Croft ed., British Security Policy: The Thatcher Year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ammersmith: Harper Collins Academic, 1991), 53
44. Hellberg, Falklands Conflict, 117.
45. Hellberg, “Falklands Logistics,”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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