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资本 seek for capital丨专注于资本的极致探索
从春秋战国到清末，在这将近两千五百年的古代历史时期，我国古代先贤提出过诸多关于对货币与物价关系的思考、论述，其中最为经典的、影响最深远的，当属“轻重之论”。“轻重之论”不仅起源早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现今，它依然适用。中国货币史演变千年，但“轻重之论”从未褪去光芒！
“轻重之论”，最早见于古代典籍《管子》一书中，《管子》一书是管子学派的思想言论汇编，成书于战国至西汉初期。▼图：管仲，姬姓，管氏，名夷吾，生卒：约前723或前716—前645。春秋时期，担任齐国丞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被尊为“春秋第一相”，也被后世尊为“管子”。《管子》一书正式托管仲之名，但是《管子》并非管仲本人所著，而是管子学派众人的思想言论汇编，不是一人一时之笔，不是一家一派之言，内容十分庞杂。《管子》书中有一句对货币与物价关系的高度概括：“彼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意为：货币贵重而万物轻贱，货币轻贱而万物贵重，即“轻重之论”。注意：这里的“轻重”，并不是重量概念的轻重，而是价值观念上的“轻重”（轻贱、贵重），“币重”是指货币贵重（货币购买力强），“币轻”是指货币轻贱（购买力弱），“万物重”指各种商品贵重（商品价格高），“万物轻”指各种商品轻贱（价格便宜）。《管子》中所提的“轻重之论”，准确地说，是金属铸币（货币）与物价的关系之论，这和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扣。从我国早期的货币史演变中可知，早期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如谷物、布匹、农具、玉石、贝壳等，这几种材质的货币被统称为“商品货币”，后来商品货币逐步过渡、统一为金属材质的铸币（主要指铜铸币，还有金铸币）。春秋战国至汉初时期，我国正处于商品货币向金属铸币的过渡时期，当时金属铸币已经大量出现，且在民间普遍使用（主要是铜铸币），而商品货币也依然存在，并未完全消失。《管子》正是在货币材质大演变的历史背景下成书的，这是“轻重之论”提出的时代背景，这一点非常重要。一块金属在被铸成一定形制的铸币之前，它本身就是商品，它对人是有用的，它可以被铸成器皿、农具、手工具、装饰物或者武器，所以它本身和其他商品（如谷物、布帛、手工品）一样，都是有价值。既然都是有价值的，那么这块金属就可以按一定重量（或数量），和其他商品进行等价交换，此时是“物物交换”状态。而当这块金属被铸成一定形制的铸币之后，它就从商品中脱离出来了，开始充当一般等价物（履行货币职能），但与此同时，这枚铸币的商品属性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它可以再被熔化，又被铸成其他的非货币制品，又可以恢复商品属性。所以，金属铸币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被分离出来充当一般等价物，履行货币职能，它在具备货币属性的同时，也保留着随时可恢复的商品属性。而“轻重之论”其实就是古人对金属铸币两种“身份”（货币身份和商品身份）的探讨。在金属铸币和商品货币并存的社会背景下，金属铸币制度并未高度成熟，古人把金属铸币既看作“货币”，又看作“商品”。在物物交换状态下，A商品和B商品可以按照交易双方自愿约定的数量（或重量）进行等价交换，如果A商品贵重，那在交换时，就可以换到更多的B商品，这种情况下，A商品贵重，B商品相对就变得轻贱，反之亦然。而如果把A商品剥离出来充当一般等价物，A商品可以和其他任何商品进行直接交换，那么A商品贵重，其他商品就都相对变得轻贱。所以，当古人意识到“A商品就是金属铸币”时，那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导出“轻重之论”，而这正是古人对金属铸币两种“身份”的思考结果。“轻重之论”说到底，是金属铸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在与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前者能换到更多的后者，还是后者能换到更多的前者。那么，铸币与商品之间的轻重（贵贱）关系到底如何衡量呢？二者又如何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呢？《管子》中一句话“夫物多则贱，寡则贵”解释了贵贱之别。这里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常说的“物以稀为贵”或“物以多为贱”，数量的多寡决定不同商品的贵贱之别，比如：一块玉石，不能吃、不能穿，但是它却可以换到大量的谷物、布帛，因为它稀缺，从满足人需求的角度，谷物布帛都比玉石重要，但从商品交换的角度，玉石就比谷物布帛贵重得多。而铸币与商品也是同样的原理，铸币数量过多，就会变得轻贱，而商品相对变得贵重（铸币购买力弱，而商品价格高）；铸币数量过少，就会变得贵重，而商品相对变得轻贱（铸币购买力强，而商品价格低）。铸币和商品就像处于“天枰”的两端，当两端的数量都稳定时，“天枰”就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表现为“货币购买力稳定、物价稳定”。当两端中，某一端数量发生变化时，“天枰”就会失衡，而“天枰”会在市场力量的调节下自动实现再平衡，这个再平衡过程就表现为“铸币购买力和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化”。当两端的数量同步、同幅度地增加或减少时，“天枰”依旧会处于一种平衡状态，此时表现为“货币购买力和物价依然稳定”。《管子》之后，我国古代士大夫及知识分子将“轻重之论”做了进一步的延展，提出“物轻钱重、物轻钞重；物重钱轻、物重钞轻”的论述，其中“物”指商品，“钱”指铜钱，“钞”指纸钞。尽管“轻重之论”是针对金属铸币与物价关系提出的，但是，它同样也适用于纸币。北宋时，我国领先世界开始使用纸钞，就在宋朝时，就有人（如叶适）提出过“物重钞轻”的说法，明确指出纸钞（会子）发行过度，导致物价飞涨。现代学者将“轻重之论”表述为：货币数量论，即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货币的购买力，货币数量变化，购买力也会相应变化。无论是马克思（Karl Marx）的货币理论，还是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货币理论，以及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的货币理论，其中都包含了“货币数量论”的基本思想。被誉为现代货币大师的弗里德曼曾在其著作中写过一段著名的话：“物价的普遍上涨就叫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随时随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货币数量增加的速度超过能够购买到的商品和劳务的增加速度，就会发生通货膨胀。”殊不知，弗里德曼这段被世人誉为“现代货币理论革命”的话，其实，早在我国千年前的《管子》一书中，就有了精辟的表达——轻重之论。虽然中华先祖们没有像西方学者那样，用大量的例证和严密的逻辑推导，来证实自己的论断，但他们凭借着独特的“东方思维模式”，依然能洞察到社会世事的隐性规律。轻重之论，是我国古代先贤提出的千年经典货币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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