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保存的“医国医人”木质牌匾—

现代著名医学家杨叔吉

作者杨钟善

杨叔吉，名鹤庆，1884出生于龙潭堡，为松轩之三弟。他自幼聪明好学，喜欢跟兄长读书。

杨叔吉

1908年，东渡日本，入东京同文学校就读，结交了黄兴、宋教仁、胡汉民等革命义士。1911年夏，应陕西同盟会领导井勿幕之召，回国策划了西安起义，为巩固西北国民革命成果立下了汗马功劳。1912年9月，杨叔吉再赴日本留学，第二年，到千叶医专学校学医，6年后毕业回国。回国后，他先后出任陕西红十字会理事长、陕西陆军医院院长、中国急募赈款大会陕西分会会长、妇婴收养院院长等职，组织开展陕西医疗卫生工作。1923年，赴日本，考察名古屋关东大地震灾情，参与救护服务，写出《日本大地震纪实》一书，对人类救灾有很大的指导借鉴意义。1925年2月，赴南京、上海从教，被聘任为法相大学、东南大学教授。1927年初，任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医处长。“4·12”反革命政变后，他积极营救被捕的郑自毅等7名陕西籍黄埔学生出狱，南下周旋，终获成功。1931年回陕，出任省府参议、第十八陆军医院院长、省防疫处长等职。翌年，陕西霍乱流行，他查疫情、调药物，上山下乡挽救百姓生命。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陕西省卫生处长，领导创建全省现代医疗卫生体系，走基层，改体制，筹办华西化学制药厂，给陕西90%以上县级建起卫生院，有的县还办了妇幼院、产院等，使全省现代医卫系统逐步形成规模，大大改善了群众就医条件。当时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题写一副对联赠与杨树吉，称赞其为“医病医心医身，救人救世救国”的领头羊与拓荒者。

1938年担任第十八路陆军医院院长，56名伤病员为感谢杨叔吉的医治之恩，赠送了“医国医人”的木质牌匾。上个世纪混乱时期的一天晚上，龙潭村支部书记王抗娃把我领到村保管室，对我说：“你把你杨家的这块宝背回去当床板用。”从此，这块木匾就一直珍藏在我家，上面横刻着“医国医人”四个行书大字，匾额竖向题刻“恭颂军政部第十八陆军医院院长杨叔吉先生”，落款为“军政部第十八陆军医院第一分院第四分站全体住院伤病官兵三百一十员鞠躬。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一月一日”。木匾虽然陈旧，但字迹完整清晰。为了使这块匾更加牢固，我匾后加了一块木板。

“医国医人”匾牌

抗日战争期间，敬爱的周恩来先生先后6次住进位于西安西七路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为了动员社会贤达、进步人士积极投入到抗日的队伍里，他不顾个人安危，谢绝工作人员的劝阻，先后4次和爱国人士、社会贤达促膝相谈，宣传我党的抗日纲领、政策，鼓励大家团结一致，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杨叔吉就是受益者之一，和周总理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迷茫中醒悟，他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了不辜负周总理的重托，他决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贡献。于是，在西安西郊糜家桥办起了一个农场，对外名曰四谛堂，也叫园子，距离西安市老机场不远，飞机起飞着陆清晰可见。前院种着各种蔬菜，后院种着各种果树、小麦和玉米等。这个农场实则为支援抗日战争，筹集医药、现金、物资，并通过地下组织运往抗日前线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当时园子的工作人员有三溪村的王清财（原华县工商联主席、华县政协常委王安慰的爷爷）、华县龙潭村原党支部书记王抗娃、龙潭村周秀霞（原少华乡党委委员、龙潭村党支部委员、龙潭村妇女主任，杨钟善之母）。这些人当时年龄都在16岁左右，个头矮小，既避免了国民党反动警察的怀疑，又起到了比大人还大的作用。有人说，杨先生的菜园子成为西安第二八路军办事处。

抗战胜利后，他不满国民党专制，愤辞公职，专事卫生防疫。陕西省档案馆老馆长郭步跃说：“解放前，杨叔吉还在南京创办咸宁医院，杨虎城等陕西的一些名人曾多次去南京，在该院就医。”文革中，有人曾在杨家祠堂二楼发现保存多年的书，但由于没人能看得懂解放前的书籍，最后当废品卖掉了，非常可惜！

解放后，杨叔吉受人民政府邀请，担任西安市红十字会会长、省卫生局顾问，曾当选全国、省、市人大代表。

图文来源：作者供稿《我的老家在龙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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