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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 12 月底，我结束了 14 年半的求学生涯，返回华县赤水镇辛村当了农民——成了一名“回乡青年”。那一年，我22岁。
那时村里发生的一些事儿，给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永远也忘不了。
大约在1969年前后，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背诵毛主席语录等，曾经风靡一时，就连到商店打醋买酱油，有的地方也要先背诵毛主席语录才行。如售货员问：“为人民服务！同志，您买什么？”顾客答道：“要斗私批修！打半斤醋。”城里是这样，回到村里后，我发现也如此。为此每个村都修了请示台，请人画上了毛主席像。
那些擅长画画的人，因此非常吃香——这村请罢那村请，忙得不亦乐乎。当时最流行的主席像，是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身穿长袍，手拿雨伞，握着拳头，一副英姿勃发的样子。
每天天蒙蒙亮，急促的铃声响过之后，社员们迅即起床，跑到请示台前，自觉地排成几行，然后高声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人到齐后就开始早请示。这时队长首先带头高呼：“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众社员接着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然后开始向毛主席请示。请示的模式基本一样，是队长先安排农活，再表决心。如有一天的早请示，内容大体就是这样的：“毛主席呀毛主席！今天我们要把牛圈出完，把牛粪拉净……请你老人家放心，我们一定要遵照您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请示完毕，大家就地解散，各自回家吃早点、取农具，然后上工。
为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有段时间队里根据上级指示，实行起了“评工记分”——收工前开个社员会，评出当天出力最大和出力最小的社员，分别记上最高分和最低分，其余人员则记成平均分。但开会时社员们碍于情面，往往是面面相觑，一言不发。有次我看会议实在开不下去，就想帮队长打破僵局，于是小心翼翼地发了言，提了一个自认为是比较折中的方案。谁知我的话音刚落，有位妇女便起身对着我大骂起来，会场登时像炸开了锅。
那时种庄稼基本不施化肥，因为进口化肥少得可怜，国产化肥根本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上级有时会偶尔给队里分一点日本尿素。日本尿素不仅肥效好，而且尼龙袋子也特别结实，似是一种上等布料。
这在每年每人只有一丈五尺布票的年代里，就成了人人想要的奢侈品。于是施完化肥后，社队干部便近水楼台先得月，将尼龙袋子占为己有，当成布料缝成衣服穿在身上。尽管上面有“日本”“株式会社”“含氮量46%”等字样（这些字洗不掉，用染料也覆盖不住），但他们全然顾不得这些，仍得意地穿着它招摇过市。于是一些顺口溜就不胫而走：
每年春节前后，各生产队都要玩些新花样——
1969年春节前夕，我队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有位老贫农（我本家叔父刘中昌）没文化，说话粗俗。在悲痛肃穆的气氛中，他慢条斯理地讲开了：“旧社会，我家穷得过不了年，就跑去向财东家借钱，苦苦向财东说了半天，人家根本不招式（即不理睬），只顾拿着自己驴×长的烟袋抽烟！”听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社员们，登时五官都失了形！——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谁知还没等大家调整好“造型”，他又语重心长地发起了感慨：“唉！旧社会的有钱人啊，真想把咱穷汉人一球×到辽东！”
1969年大年初一，天还未亮，上工的铃声就响起来了。男社员立即上工，干起了担粪的活儿，但只担了两三担，又收工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叫——“开门红”，是当时的一项时尚。
“文革”期间的这些做法，像一幕幕荒诞剧，不时地在农村上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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