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县温家巷生产大队“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校长——杜绪寿
最近出差家乡渭南市华州区办事,在村里与二哥聊天时,我父亲中老年时经历的许多轶事,犹如央视“开门大吉”节目中的“原音再现”而浮现出来。这两则轶事也从侧面反映了父亲当年“挂彩”的一面。如今虽说“文革”话题多有敏感,但其中所涉及父亲的事儿,体现的却是正能量,我就把它用文字记录下来。那是1968年7月前后,我所在的温家巷生产大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听说大学校能在成立现场发给大家《毛主席语录》本,我们年轻人都高兴得早早去了大队部北操场。那天,大队部北操场东侧用木料和红布搭起了主席台。主席台前放了一张简易的会议桌,主持人和讲话人共用。大队一位姓潘的同志宣布会议开始,他讲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第二项议程进行时,我愣住了,因为选举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校长的提名人,竟然是我的父亲杜绪寿。主持人简单介绍了这位“绪寿叔”的情况,就开始征求大家是否同意。在一片“同意”声中,大家鼓掌就算通过了。我当年有15岁,我的感觉是:我父亲没有多少文化,就是上了两年私塾学堂。没有多少文化,还能当校长?我心里都有疑问。但父亲当时是“军属”,他办事认真,在全大队声望都很高,这就被选上了校长。我在愣神的当口,也给父亲鼓起了掌。当时在会场就发给大家《毛主席语录》。我父亲说:“《毛主席语录》是从县图书馆借的,有80本。参加成立大会的有上百人,达不到每人一本。那就按户发,各户今天参加人多的,发两本,人少的发一本。”大家都表示同意。父亲接着说:“《语录》是借的,大家学用后还要归还,请大家要保管好”。我记得,我们家里加上我父亲共四人参加,只领到了两本。我心里还多少有点不爽快。时间这就到了1969年初。有一天,县图书馆有两位工作人员来我家,说是找“杜校长”,让归还上年借的那80本《毛主席语录》。那年代,《毛主席语录》发出去容易,收回来难啊!父亲左右为难。图书馆的同志先后来我家两次,但见父亲很为难,就让父亲写了个“语录无法收回”的条子,这事儿就算了结。文化很浅的我父亲,就这样当了一回“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校长。时光流逝,这事儿如今可能有不少年龄大的人都记不得了,但我记得却很清楚。1969年前后,有个叫“清理阶级队伍”的事儿正在进行,当时也简称“清队”。为了清理阶级队伍,县上办了一个“学习班”,按县上保存的档案资料,参加的人员都是当年(1927年及以后)党的地下党员。我们杜家堡村参加的人有我的父亲杜绪寿,还有牛天顺大叔(早年还曾参加过陕西省农民运动代表大会)。本来名单里还有杜万顺,但他已经去世了。那时,就是在破旧的房子里,地下铺些麦草,自己带着被褥,就算是给了住的地方。学习班的组织者,除了有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外,还有公检法的同志参加。“学习”的内容是:党早年的革命行动为什么会遭遇失败,有谁是叛徒,出卖了同志,出卖了组织?学习班要求每人都要做交代,能写的就写,不能写的就说。我父亲说识字不多,就没写。轮到他交代时,一个女同志问他:“你是地下党员吗?”父亲说:“我不是。”那位女同志有点生气,说:“地下党名单里都有你,怎么不是!”父亲就不吭声了。后来,工作人员问他:“你给党组织送过情报吗?”父亲说:“送过。”又问:“你参加过组织召开的会议吗?”父亲说:“参加过。”工作人员说:“那你就是地下党员呀。”父亲说:“那你说是就是吧!”在学习班里,天顺叔想不通,给我父亲说:“当年就是你哥松寿发展咱们青年人为党工作,咱们做过事,但没有叛变,没有当叛徒呀!”我父亲无法回答,只是对天顺叔点点头。后来,天顺叔气得要去北京找我伯父杜松寿给他做证明,但天顺叔哪里知道,我伯父杜松寿当时也是同样命运呀!我后来问父亲:“你在学习班,不承认你是地下党,是故意的吗?”父亲说:“也不是故意的,因为当时很少说是在给地下党做事。我当时只是知道,你大伯是共产党派来的,他叫我做什么事,我就去做好,不会错的。有时虽很苦,也可能会丢了性命,但我们就是不怕。”多么普通的话语,多么坚定的信念。这就是1927年那位华县48名地下党员之一的我的父亲杜绪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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