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县温家巷生产大队“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校长——杜绪寿
最近出差家乡渭南市华州区办事，在村里与二哥聊天时，我父亲中老年时经历的许多轶事，犹如央视“开门大吉”节目中的“原音再现”而浮现出来。这两则轶事也从侧面反映了父亲当年“挂彩”的一面。如今虽说“文革”话题多有敏感，但其中所涉及父亲的事儿，体现的却是正能量，我就把它用文字记录下来。那是1968年7月前后，我所在的温家巷生产大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听说大学校能在成立现场发给大家《毛主席语录》本，我们年轻人都高兴得早早去了大队部北操场。那天，大队部北操场东侧用木料和红布搭起了主席台。主席台前放了一张简易的会议桌，主持人和讲话人共用。大队一位姓潘的同志宣布会议开始，他讲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第二项议程进行时，我愣住了，因为选举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校长的提名人，竟然是我的父亲杜绪寿。主持人简单介绍了这位“绪寿叔”的情况，就开始征求大家是否同意。在一片“同意”声中，大家鼓掌就算通过了。我当年有15岁，我的感觉是：我父亲没有多少文化，就是上了两年私塾学堂。没有多少文化，还能当校长？我心里都有疑问。但父亲当时是“军属”，他办事认真，在全大队声望都很高，这就被选上了校长。我在愣神的当口，也给父亲鼓起了掌。当时在会场就发给大家《毛主席语录》。我父亲说：“《毛主席语录》是从县图书馆借的，有80本。参加成立大会的有上百人，达不到每人一本。那就按户发，各户今天参加人多的，发两本，人少的发一本。”大家都表示同意。父亲接着说：“《语录》是借的，大家学用后还要归还，请大家要保管好”。我记得，我们家里加上我父亲共四人参加，只领到了两本。我心里还多少有点不爽快。时间这就到了1969年初。有一天，县图书馆有两位工作人员来我家，说是找“杜校长”，让归还上年借的那80本《毛主席语录》。那年代，《毛主席语录》发出去容易，收回来难啊！父亲左右为难。图书馆的同志先后来我家两次，但见父亲很为难，就让父亲写了个“语录无法收回”的条子，这事儿就算了结。文化很浅的我父亲，就这样当了一回“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校长。时光流逝，这事儿如今可能有不少年龄大的人都记不得了，但我记得却很清楚。1969年前后，有个叫“清理阶级队伍”的事儿正在进行，当时也简称“清队”。为了清理阶级队伍，县上办了一个“学习班”，按县上保存的档案资料，参加的人员都是当年（1927年及以后）党的地下党员。我们杜家堡村参加的人有我的父亲杜绪寿，还有牛天顺大叔（早年还曾参加过陕西省农民运动代表大会）。本来名单里还有杜万顺，但他已经去世了。那时，就是在破旧的房子里，地下铺些麦草，自己带着被褥，就算是给了住的地方。学习班的组织者，除了有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外，还有公检法的同志参加。“学习”的内容是：党早年的革命行动为什么会遭遇失败，有谁是叛徒，出卖了同志，出卖了组织？学习班要求每人都要做交代，能写的就写，不能写的就说。我父亲说识字不多，就没写。轮到他交代时，一个女同志问他：“你是地下党员吗？”父亲说：“我不是。”那位女同志有点生气，说：“地下党名单里都有你，怎么不是！”父亲就不吭声了。后来，工作人员问他：“你给党组织送过情报吗？”父亲说：“送过。”又问：“你参加过组织召开的会议吗？”父亲说：“参加过。”工作人员说：“那你就是地下党员呀。”父亲说：“那你说是就是吧！”在学习班里，天顺叔想不通，给我父亲说：“当年就是你哥松寿发展咱们青年人为党工作，咱们做过事，但没有叛变，没有当叛徒呀！”我父亲无法回答，只是对天顺叔点点头。后来，天顺叔气得要去北京找我伯父杜松寿给他做证明，但天顺叔哪里知道，我伯父杜松寿当时也是同样命运呀！我后来问父亲：“你在学习班，不承认你是地下党，是故意的吗？”父亲说：“也不是故意的，因为当时很少说是在给地下党做事。我当时只是知道，你大伯是共产党派来的，他叫我做什么事，我就去做好，不会错的。有时虽很苦，也可能会丢了性命，但我们就是不怕。”多么普通的话语，多么坚定的信念。这就是1927年那位华县48名地下党员之一的我的父亲杜绪寿。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