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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前出生的人，常提到“十八年馑”，说那一年灾荒严重，饿死者众多，言谈之中，还心有余悸，不胜唏嘘。“十八年”，即民国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929年。这一年的大年馑，也称民国十八年大旱，是一场波及整个陕西关中地区的大灾难，受灾区域广，持续时间长，灾害程度重，全省饿死人口达250余万。这一时期，华县旱、涝、风、蝗、冻等自然灾害交替降临，频繁发作，加之军阀混战，兵匪横行，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大年馑。据史料记载和老人口传，此次大年馑起始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当年，从春到秋连续干旱，无一场透雨，夏秋两料庄稼严重歉收。秋播时，田地积墒不足，籽种入土后出苗极差。冬季无雪，田野一片枯黄，看不到苗绿。该年收成不好，民众生活艰难困苦，灾害的迹象已十分明显。民国十八年，春夏无雨，旱象更加严重，井水下降，南山支流干凅，渭水断流，麦高不足一尺，遍野赤地，路上浮土厚六七寸。春夏之交，热风四起，下庙以东至县界，风卷沙扬，田间作物或根系裸露，或被沙掩埋，夏粮绝收。六七月间，蝗虫铺天盖地而来，秋苗几被食尽，收成不及二三成。小麦播种时，因旱又复失时，籽种不能入土。冬大雪数次，深达二三尺。渭河流水形成坚冰，上可行人畜。拐枣、石榴、青竹、柿等树木被冻枯，甚至脱皮。冰寒凛冽，为百年少见。民国十九年（1930年）春，又大旱无雨，夏粮所收无几。秋，南山山洪暴发，石堤，遇仙各河河堤溃决，县西一带一片汪洋，秋田被淹成灾，全县秋粮又呈歉收。从民国十七年始的三年间，华县旱、涝、蝗、风、冻五灾联结，六料庄稼几近无收，全县粮食极缺。一些商贾大户，为富不仁，乘机抢购粮食，囤积居奇，致使粮价飞涨。大多民众为了生存度日，低价变卖家产田产，换粮果腹。随着灾情不断蔓延加重，粮食越来越少，甚至有价无货，人们只好以糠麸，油渣饼，豆渣为食，勉强度日。更有甚者，以榆树皮、葛根、树叶、野菜充饥，维持生命。当时华县境内，饥民成群，沿门乞讨者有之；卖儿女者有之；遗弃幼儿于道者有之；以妻女换粮者有之，饿死街头者有之……诸种凄惨情状，不胜枚举。据传，街道上饥民和流浪儿成群，有人吃馒头不小心，常被饥民从旁突然夺走，当追赶到时，饥民就往馒头上吐唾沫，或将馒头抛至牲畜粪尿中，追赶之人只好作罢，饥民再把馒头拾起，狼吞虎咽食之。其状虽为可憎，但大灾三年，也属无奈，为了活命，道德和脸面哪还顾及？民国十八年大年馑，一方面是特大旱灾所致，一方面是人祸所为，天灾人祸叠加，才造成了罕见的大饥荒。当时，国民党新军阀们忙于内战，疏于救灾，为了争夺地盘，不顾灾民死活，依然大量增加田赋，筹措军费。民国十八、十九年，冯玉祥的陕西省政府强令各县自制军粮执据代价，为军队购买粮食，并准许由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起，分三年以田赋抵清。但民国十九年十月，陕西政局突变，杨虎城回陕执政，竟将前任政府的决议推翻，军粮执据代价及军粮卷全部作废，使华县民国十七年认领的4.6万元军粮卷和十七年至十九年认领的十多万军粮执据代价全部打了水漂，成了一张废纸，使灾情雪上加霜。在三年饥荒时期，华县民众的粮税丝毫未减，还要额外承担150余万元的差务负担。华县政府对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依旧任意摊派款项，横征暴敛。县长高峻明为了讨好上峰，强令里长截粮，“开今昔未有之先例”，百姓叫苦不迭。华县某地值年胡某，不堪忍受灾民痛苦，代表全县值年及民众，上书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书中讲：“华县地廖民贫，去岁麦秋歉收，先已荒旱，继以雹沙，今又于八月下旬雷雨交作，致令河水暴发，决口不下十余处，淹秋已逾二百家。可怜树皮草根，已难作续命之汤，转瞬丁男丁女，又皆成将亡之鬼。现约略调查，饿死灾民已达百数…… 孰料师旅饥馑，交迫而来，里麦里捐，商麦商捐……”当年天灾人祸之情跃然纸上。当然，灾民对官员的欺压也进行有限的反抗。高塘县佐李凤池，无视灾民痛苦，平日苛敛百端，私囊饱满，民愤极大。民国十八年九月某夜，李凤池回县时，被高塘饥民截杀于道。
民国十八年大年馑，是华县历史上重大自然灾害，对民众及社会的伤害是惊人的。华县史书中记载寥寥数处，有“而死者众多”“死尸载道，人口骤减”等语，至于有多少人饿死，却语焉不详。上述胡某上于右任书有“饿死灾民已达百数”之语，但读后令人心存疑惑。据宝鸡、岐山、周至、兴平、泾阳等县史料记载，民国十八年大年馑中，当地而死者多以万计。其中岐山死75600余人，兴平死30628人。华县与之相比，而死者仅百数，是灾情稍轻？还是记载有误？有待考究。亲历过这场灾难的华县伏龙堡（今柳枝镇伏中村）人张益斋（字永谦），曾赋诗一首《我忆十八年》，对十八年大年馑有形象描绘，现录于此，以体会当时人们的切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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