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我和王世忠在华县谢家堡蹲点！

邮箱：[e-mail]

---

我和王世忠在谢家堡蹲点

作者 郭玉贤

20世纪70年代，按照华县县委要求，公社书记必须要深入实际，蹲点包队，吃住在群众家里，县上还发有劳动手册，每年要有一百天的劳动时间。防汛的这一年我的蹲点是贾家大队，吃住都在问题较多、相对落后的谢家堡生产队。

谢家堡远景 刘焕民摄

谢家堡生产队的土地大部分是盐碱下湿地，20多天的秋雨，造成遍地积水，牲口无法进地，小麦不能及时播种，如果等下去将严重影响来年收成。跟着我蹲点的还有当时的社工干部王世忠同志，我住在南巷，他住在北巷，尽管我尽量抽出时间参加生产队劳动，但由于要主持全公社工作，要到县里开会，所以，只能让世忠在这里坚守阵地。

当时为了抢时种麦，世忠和生产队干部组织群众以人代畜，三人、五人一组，男女搭配在泥泞的地里拉犁播种。有一次我从县上开完会，抄近路直奔谢家堡的地头，一眼看到王世忠身上套着一根粗绳，裤腿挽在膝盖以上，居三人之中奋力拉犁，和大家又说又笑十分融治，我不禁热泪盈眶。到地头不顾群众的阻拦，也挽起裤腿，加入拉犁行列。说真的，当时我的胸膜炎已有征兆，拉犁时一用力就感到疼痛，但我硬是忍着干了一下午活，回到住处已是精疲力竭。正是由于当时用了近半月时间抗灾抢播，把小麦及时种了下去，第二年谢家堡才有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夏粮收成。后来，王世忠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给我汇报了谢家堡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我商量了解决的办法，最后在大队和群众的支持下，调整完善了生产队班子，使谢家堡后来的工作有了起色。

1977年，恢复高考后，王世忠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克拉玛依，先后在石油研究院、工程咨询中心、市科技局、科协担任领导职务，现已退体。

多年来，我和朋友谈及侯坊公社时的事情时，总要谈到王世忠和我下乡蹲点水中拉犁种麦的事，为之而感概不已！除王世忠外，还有一些干部也是一样：党建奎蹲点陈家，安德玉蹲点刘家，付甲申蹲点李家，还有李青才、席进仓、井全水……他们都深入基层，独当一面，给我以有力的支持，使我在从政的路上日益成熟，越走越稳。

在谢家堡蹲点时，我住在一位军属独身老大娘家里，白天我忙于工作，只有晚上才回来睡觉。由于长期工作劳累，特别是抗洪抢险激战，我已患上了严重的胸膜炎，这种病在我身上表现得很奇怪，只要站着，似乎什么症状都没有，能跑能走能劳动，白天和大家在一起谁也看不出来我有病，到了晚上一躺到床上就会不停地咳嗽，以致打扰得在另一个抗上睡觉的老人不能好好体息。

谢家堡巷道 刘焕民摄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只得坐起来睡觉，但仍然止不住咳嗽。看到这种情况，老大娘很是心疼，多次深更半夜为我烧热汤，调蜂蜜，驱寒润肺止咳，把我当作女儿一样，并把我的情况告诉了大队书记贾仲文，仲文又告诉了王世忠，他们叫来大队医疗站韩医生(原为军医)给我诊断，韩大夫用听诊器一听，脱口而出：胸膜炎，马上送到县医院诊治。我听后半信半疑，但也感到该到县医院治疗了，因为当时胸部已隐隐作疼了。

当时，农村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加之秋雨连绵，从谢家堡到县医院六七里路，尽是泥泞，王世忠便和民兵排长借来了一辆架子车，扶我坐上，踩着泥泞的道路，艰难地走了近两个小时，送我到县医院检查。医生检查后的结论和韩医生一样，且说：胸腔积水这么严重，为什么不早早诊治。我听后，脑子一片空白，半天说不出话来，因为我身体一直健康，为什么竞得上这么严重的病，心里多少有些委屈，但眼前的事实，我只能面对。

后来我经常想起死在任上的毕家公社女书记宁冬梅大姐……当时全县只有我和毕家公社的宁冬梅两个女书记，宁书记比我大十多岁，她也累得病倒了，可能因为年龄大抵抗力下降的原因，竟一病不起，直到死亡。相比之下，我很幸运，我的病有老大娘的“告密”，有同志的照顾，他们把我从县医院转入陕化医院，再转到西安红会医院，康复后又返回岗位。在这个过程中，干部和群众的亲情如同亲生父母兄弟姐妹一般，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把自己的工作搞好呢？

1977年9月，组织把我调回县里，被任命为县妇联主任。

原文来源：《华县老干部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