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COM视角】公共空间与人文基础

摘自AECOM亚太区高级副总裁刘泓志题为“公共空间：消费时代下的人文基础设施”的论文

公共空间是城市最重要的人文基础设施

中国城市在过去30年经济与指标主导下的城市发展正使得公共空间的人文内涵愈来愈稀薄--消费主义占领城市空间，新型商业模式成为追逐热点。中国城市中最具活力的公共空间，绝大多数是为吸引消费人流，由开发商主导的商业性环境，可以说这些具有标志性的城市公共空间大部分是私属的公共空间(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

 

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城市已经流失了大量原有的生活肌理与文化标的，信息化与智能化时代下的共享经济与网路社交空间，也让迫使城市的人文质量开始附着在商业模式操盘的虚拟网络空间，因此思考如何重新定义与建构城市的人文基础设施，迫在眉睫。

消费主义主导公共空间，大型商场普遍成为最吸引人流的地方

消费时代下公共空间面临的人文议题

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文质量流失主要是以下三种城市发展路径的结果：

 

第一是我们的城市“为快而建设”，人文积淀流失。在满足城市化进程的总体经济指标，“加快”、“抓紧”、“赶超”等指标驱动式口号充斥在所有发展中的城市建设，而公共空间所承载的人文内涵与文化印记必须以人的速度与节奏去积淀。

 

第二是我们的交通“为动而规划”,城市中各种形式的流动都为了满足“停”也就是抵达目的地的需求，人文交流淡薄。

交通规划因为保“动” 而未能成为激发经济活力、社会活动与创意智慧的公共空间

第三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释放出巨量土地资源，土地财政催生了量贩式开发，“商业活动”取代“公共活动”，单纯的“消费行为”取代参与性的“社会行为”，我们的空间普遍“为消费而设计”，人文内涵贫乏。

公共空间与城市人文

现今中国城市空间的社会肌理越显模糊稀疏，快速充斥的硬体市政建设代言了城市风貌，人文基础设施缺乏有效的规划，公共空间及其体系的设计与经营是关键。

公共建筑并不等于公共空间，缺乏人文基础的设施只会令社会肌理越显模糊稀疏

将公共空间与公共建筑盲目并置或并论，大量兴建公共设施或标志性文化建筑并不等同于提升公共空间质量或其人文内涵，关键在城市政府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生产者与管理者，是否能将公共空间视为核心的服务产品之一，反映市民生活需求并形成人文资产的积累。

 

中国城市经过上述的路径发展后，所谓的“公共空间”已易位为商品，被重新包装在大面积围闭开发的小区当中，以配套设施和绿化景观变相贩售，市民的社会行为被消费行为所取代，商业模式主导城市文化的发展。

公共空间的活力是推动人文发展的驱动力，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更应从城市基础设施的角度， 结合土地政策与财税体系，以市场操作为载具，结合消费模式与空间规划才能有效达到目的。

案例探讨

将公共空间视为城市人文基础设施，成功融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案例不在少数，略举三个美国经典案例进行分享和参考：

1

纽约?中央公园

三十年前的纽约中央公园是纽约市犯罪萌生的温床，与公园巨大而广阔的占地面积相对的却是低迷的资金和使用率。1980年，园林设计师伊丽莎白?巴洛?罗杰斯组建了非盈利机构“中央公园管理委员会”接管了中央公园。85%的年预算都来自私人资金募集，而捐款者大部分是生活在距公园10分钟步行距离内的居民，开启了公共空间、房地产、商业价值的关联组合模式，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与区域发展。

2

纽约?布兰特公园

布兰特公园于1934年政府出资进行重建，但由于追求形式表现，公园场地被抬高与周边的街道路面间形成了大落差界面，加上边界密植灌木，布兰特公园为非法活动提供了庇护屏障，甚至得到“针头公园”的称号，成为当时城市犯罪滋生的温床。1980年，由一个非盈利机构对公园接手管理，开启公共空间企业化运营的先例，以“消除场地高差、拆除铁栅栏和灌木篱”为行动方案，通过打破密闭的边界并创造透明度，再以场地租赁引入文化、艺术等商业活动，促成新的商业模式，成功展示城市公共空间与商业价值之间的关系。

3

洛杉矶?圣莫妮卡大街

圣莫妮卡大街在1980年被改造成了一条纯步行街。由于缺少有效的商业活动规划，加之在步行街的一端新建了一处大型购物中心，人流被吸引到了室内，街道活动萧条并成为了犯罪滋生之地。新的规划深入考虑空间尺度与行为心理关系，利用复原的路缘石与地面的铺装来创造更亲切的尺度感与行人的优越感，引入活跃的街头公共艺术，融合社区商业配套，把人和消费重新吸引到这个户外街道来。通过消费思考与规划手段“复活”了社区人文活动。

上述三个案例，反映大部分城市的公共空间在发展建设中可能遭遇到的多面向议题。这些个案成功的原因就是以人文为规划核心，激发公共空间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