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乍学创作，下笔成文时，真是欣喜无穷。依然是冒名顶替，但我说过，我把文字看做是事物的精髓。看到我细小而潦草的字像萤火虫似的在黯淡无光的物体上闪烁爬行时，我兴奋得无以复加：想象的事物成了现实。一只狮子，一名第二帝国的上尉，一个贝督因人，他们稀里糊涂地被命名后进入餐厅，从此永远受禁，化为文字符号。我自以为用钢笔尖把我的梦想铭刻在人间了。我要来一个本子，一瓶紫色墨水，在封皮上写道：“小说簿”。我把第一个写完的本子定名为《寻蝶记》。一个学者和一个强壮的年轻探险家以及学者的女儿逆亚马逊河而上，寻找一种珍贵的蝴蝶。内容，人物，探险的细节，甚至故事的标题，全部是从上一期季刊的一篇连环画借用的，这是肆无忌惮的抄袭，却替我解除了一切不安：既然我没有做任何杜撰，那么我写的一切必然是真实的。我并不奢望出版，但竭力使自己相信已出版的正是我要写的作品，我不写楷模以外的东西。我认为自己是抄袭者吗？不，我认为自己是独创一格的作者：我做了加工和润色呀。
譬如，我想到了改动人物的姓名。这些细微的改变使我有权混淆记忆和想象。现存的句子以崭新的面貌在我头脑里重新组合，稳稳当当，井井有条，这就是所谓的灵感。我把这些句子誊写下来，在我眼前展现出密密匝匝的东西。如果人们普遍相信，作者灵感来临时已在内心深处变成另一个人，那么我七八岁的时候就认识灵感了。
我从来不完全相信“自动写作”，但非常喜欢这种写作游戏，我是独生子嘛，可以自个儿玩耍。我不时搁下笔，装作犹豫不决的样子，双眉紧锁，目光恍惚，竭力使自己感觉到是一个作家。再说，出于赶时髦，我醉心于抄袭，甚至有意走极端，下例可资印证。
布斯纳和儒勒?凡尔纳总是不失时机地给人传授知识。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刻中断故事，着重描写一株毒草，一座土著人居所。作为读者，我跳过这些专题技术性描写；作为作者，我的小说充斥了这类东西，我认为要向我的同代人灌输所有我不知道的东西：富埃吉人的风俗，非洲的植物，沙漠的气候。蝴蝶采集者和他的女儿遭到意外，不幸分离了，后来意外地乘坐一条船，一起在海上遇难，他们紧紧抓住同一个救生圈，不约而同抬起头，喜出望外，一个喊：“爸爸”，一个喊：“黛西”。不幸，一条角鲨在周围转来转去，寻找鲜肉，越来越靠近父女俩，鲨肚在浪花间闪闪发亮。遇难者能死里逃生吗？我去找《拉鲁斯大词典》Pr—Z卷，吃力地搬到书桌上，熟练地打开所需要的那一页，逐字逐句地一行行抄袭：“鲨鱼遍及热带大西洋，这种大海鱼嗜食，长达十三米，重达八吨……”我慢条斯理地抄写，懒洋洋而津津有味，感到高雅的程序已跟布斯纳相等；由于还未找到办法拯救我的主人公，我乐于沉浸在惴惴不安之中。
这种新活动注定也是一场滑稽戏。母亲对我鼓励有加，领着人到餐厅观看少年创作者伏案写作。我装作聚精会神，全然未注意到欣赏者在场。他们踮着脚退出去，一边轻声说我可爱、迷人至极。爱弥尔舅舅送给我一架小打字机，但我不曾使用过；皮卡尔夫人给我买了一个地球仪，供我环球旅行，不至于搞错路线；安娜-玛丽把我的第二部小说《香蕉商人》誊抄在铜版纸上，传播了出去。甚至妈咪也鼓励我，她说：“至少他乖了，不吵闹了。”幸而这种认可因受到外祖父的反对而被推迟了。
卡尔从来不允许我看他所谓的“低劣的读物”。母亲向他禀报我已开始写作，起先他非常高兴。我猜他希望我写的是我们家的编年史，一定是妙趣横生，幼稚可爱。他拿起我写的本子，翻阅了一番，撅撅嘴，离开餐厅，对我热衷抄袭报刊上无聊的东西大为恼火。自此之后，他对我的作品漠不关心了。母亲十分伤心，但执著地在他不防备的时候让他读《香蕉商人》。她等到他换上便鞋，在安乐椅上坐下，当他双手扶膝，眼睛冷冷凝视前方，静静养神的时候，她抢走我的手稿，漫不经心地翻阅，突然受到感染，自个儿格格发笑，最后情不自禁地把手稿递给我外祖父：“爸爸，你看看嘛！有趣极了。”但外祖父用手推开本子，或者看上一眼，没好气地挑剔我的书写错误。母亲慢慢害怕起来，既不敢赞扬我，又恐怕我难过，干脆不再读我的作品，闭口不谈了事。
我的文学活动虽然得到许可，但已受到冷落，处于半地下状态。然而我仍旧兢兢业业，无论课间休息、星期四、假期，或者有幸得病躺在床上，从不间断写作，记得病后初愈是我美好的时刻。我用的是一个红边黑皮本，像织挂毯一样不断地拿起又放下。我不怎么演电影了，小说代替了一切。总之，我写作是为了取乐。
我把故事情节写得复杂起来，加进了错综复杂的插曲，把我所读的东西倾箱倒箧，好的赖的，一股脑儿塞进去。故事的进展虽然受到影响，但这对我倒是一个收获，因为不得不在情节之间外加衔接。这样一来，我抄袭的程度反而减少了一些。再说，我已具备两重性。前一年我“演电影”的时候，扮演我自己，把整个身心投入想象，不止一次真以为自己全部陷进去了。当上作者，主人公仍旧是我，即在他身上倾注了我史诗般的梦幻。
…………
我已开始发现自己。……我在写作中诞生，在这之前只不过是迷惑人的游戏；从写作第一部小说，我已明白一个孩子已经进入玻璃宫殿。对我来说，写作即存在；我摆脱了成年人，我的存在只是为了写作；如果我说：“我”，这指的就是写作的我。不管怎么说，反正我领略了喜悦，我是属于大家的孩子，却和自己在私下幽会。
（摘自萨特《文字生涯》）
( 摘自合肥晚报2015-1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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